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让-雅克·阿诺的电影

王 菲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新郑 451150)

让-雅克·阿诺是法国著名导演，其作品向来被视为文化多样性背景主导形态下的产物。独特的民族、国家必有其特殊的文化流脉、形式、经验与实践，文化的多样性，维持着文化交流的畅通，并且维系着个体文化的鲜活，不断抵达未曾经历的艺术新图景。阿诺从1977年发端的《高歌胜利》，到晚近的《狼图腾》，从“多元文化交汇王国”的法兰西土壤中成长的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究其他民族各异或相通的文化和文明，并融合而为影像的“多元复调对话”格局。可以说，从多样性文化切入，是观察、研究其影像发生、发展、创新与成就的最有力视角。

一、身份意识：“民族寓言”与“多元对话”

在电影的历史演进中，一方面，它被一层层地濡染并渗透进特定文化形态的民族内涵及其底色；另一方面，它又势必无法避免其他文化类型的角逐和博弈，呈现跨文化、跨国族并与之对话的局面。阿诺的影像实践，就明显地展示出多样性文化在文本内不断对抗、合作的文化关系新特征，并杂糅嫁接为互相吸纳、互相同化的风格能指，从而萌生出独具特色的特定民族风情与多样性文化精神同构的景观。

一方面，他努力规避全球电影文化趋同性危机，力图立足所关注的文化本土上，高扬文化主体性，带有“民族寓言”的历史审视和美学判断。“民族寓言”，是弗里德力科·詹姆逊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别是对来自全球化潮流的同化力量的清醒认知和抗衡，恢复或维护其他民族不可复制的文化原生态、主体性和尊严感，保持对强势文化霸权下“民族主义/文化话语”的理解、同情和尊重立场。在阿诺的影像表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文本中努力摒弃“西方/白人/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前提性视角，去除狭隘的文化他者的图景。处女作《高歌胜利》借助二战背景的宏大叙事，讲述一群势利的法国商人在非洲做生意，恰逢纳粹德国横扫世界，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下组织队伍抗击的故事。影片运用广角镜头展示了一个辽阔、苍茫、贫瘠又充满美感的非洲大地，以及此地人们的热情和善良，还有非洲世界的文化传统。非洲及其人民并非排拒现代性，而是具有开放性胸襟，反倒是这些自命优越的白人队伍的殖民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偏见，在一系列夸张化的、俏皮化的细节画面展示中显得滑稽可笑，特别是法国队长弗兰克充满“第一世界歧见”的、自以为是的言行更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尊重他者文化多样性、主体性和尊严感，注重凸显全球化文化杂交背景下，各形态文明传统和现代人文性的扩展对接的叙事策略，是阿诺一以贯之的影像实践。

另一方面，阿诺注重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文化整合的叙事，积极参与组建世界电影全局性多元对话的现代格局。他孜孜不倦地展示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运用独特的东方风情和民族意涵/精神，构建起独树一帜的文化话语形态，并持续不断地实践着超越国族/国家/地域的跨界文化行动，不仅呈现弱势文化风貌，也反映不同文化样态的风尚，诉说着他者文化世界的多元化心曲。《狼图腾》是阿诺晚近最著名的一部电影，一度引发热议。影片改编自中国作家的同名小说，将叙事放置在知青时代的内蒙古大草原，以一个西方人的镜头理解，借助汉人主角的叙事视角，呈现现代文明与汉文化完全覆盖之前的内蒙古群落人们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和独特奇观。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北京青年陈阵和杨克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他们加入了牧民一家的生产队，以一种新奇的心态开始了完全陌生的放牧生活，也见证并参与了蒙古族人民对狼的独特感情与对草原的热爱，以及汉族/蒙古族、传统/现代、工业化/农牧、狼/人的激烈冲突和矛盾展现。这样的叙事实际上挖掘并重构了文化/历史本真的、多元化的“原生态”，并在整体的文化意涵上制造各类文化类型之间的对话、沟通机制和文化话语形态。这是阿诺不可磨灭的艺术贡献。

二、叙事美学：价值重构与“互文本性”

尽管阿诺的影片在历史形态复杂性、文化“普适性”和美学“民族性”诸多方面因消费和资本的逻辑力量而出现了或隐或显的妥协，在“去地域性”的商业主义原则的阻碍下不得以出现全球化表达同一性的某些面向，但更多的是在制作模式、叙事、影像风格等方面不断地挑战逐渐被本质化了的文化霸权操作，超越“抵抗/支配”二元框架模式下的多元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版图塑造。这种敢破风潮并大呼猛进的力度和气势，也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那种当今好莱坞所罕见的现代文化品格和多元化的绚丽色彩，并以个性的张力和趋向现代多元的艺术特色最终确立自身的诗学品位和美学风范。这实际上也是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进行价值重组和互文本性实践的叙事实践。

第一，以重镜像的现代性重构尝试，推进多样性文化形态在总体的文化层面上有效对话。这种影像在诗学建树和人文开拓层面，显然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代多元的艺术特色，并且展现着局部落后的文化/民族正向着现代性的生活样态和观念跃进的历程。以《狼图腾》为例，草原上的牧民过着相对原始的游牧生活，他们讲究与狼的和谐相处。而以场部主任包顺贵为首的生产队员，则代表了一种更为现代性的生产方式，他们主张开荒拓壤，发展让牧民固定下来的生产队模式。生产队中来的外地人对狼具有很大的仇恨，他们来到这里的冬天，就将狼利用风雪储存在冰湖中的黄羊掠夺殆尽，使狼失去了食物来源，只能选择与人作对。这种对抗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矛盾，他们掀起了灭狼运动，掏狼窝、摔死狼崽、用火药炸狼窝等，将狼逼入绝境，草原的生态平衡也遭到破坏。影片借此表达了一种文化的重构，即以牧民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看似落后，实则具有现代性和先进性，而大生产方式对于草原则是落后的文化。

第二，其作品的底蕴上特意呈现一种互文本性的叙述策略和表现主题，力求突破刻板的、僵化的模式，并且破除孤立存在的文化封闭体的幻象，从多角度展开多元的文化透视。这种互文性，强调的是不同文化表现的“对话性”和“复调”融会，对不同文化、自身不同作品之间做出相互的转换和吸收。《虎兄虎弟》将叙述的目光放置在尚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讲述的是英国麦利克里在“第三世界”丛林中打猎而和两只老虎产生情感纠葛的故事。这个叙事情节表面上简单的设置，按照波利·罗斯诺的解读，实际上是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结构互文类型”，印度/英国、丛林/都市、文明/野蛮、野兽/人类被互文化地放置在新的语境之中，在过往的同类型多元文化解读电影、科教片诸如《世界庄园》《老虎之眼》的基础上重新组装整体情节和部分叙述细节，从而形成“提喻结构”的互文性效果，即集合各种文化资源的元素，将对某种特定文化类型的理解和一个更大的、不同的文化形态相联系起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多样性的背景成为每一个文本的参照和印证，各个文化形态则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在总体文化层面上造就汇流、互动的叙事和表现的新格局。

三、文化想象：精神寄托与“和而不同”

对于阿诺来说，其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想象中的多样性文化“美美与共”的世界。影片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他自己，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婀娜多姿的，都是与它所在的人群、家国、大地、尘土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联系在不同的时空有着相异的内容，但其实质又经常性地同构和重合，人们唯有超越自我文化局限，尊重他者文化，才能真正认识到自身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文化传统、族群观念。这正是阿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想象，并诉诸影像的直观性表达。影片中的那些充满西方文化异质性的景观和人情生态，本身就是处于后现代生活场中的阿诺的“精神寄托”，而“和而不同”的“文化和解”图景则构建了他理想的文化展望。

首先，作为西方社会文化的折射性表达，阿诺电影中的“他者文化”成为他对自身文化理念和想象所进行描绘的隐喻性寄托。电影世界中的印度丛林、非洲大地、西藏牧区、内蒙古草原、静谧的原始森林，乃至战火纷飞中的斯大林格勒等，其世外桃源般的精神表征都被巧妙地移植到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文化状况反差性的想象性表述之中，其中渗透着的是对冷峻而乏人情冷暖的西方文化准则的否定和反叛，形成弥补西方文化通行的价值体系的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机制。《狼图腾》力图对“文革中国”、牧民文化、野性世界都“去符号化”，用大量的画面篇幅刻画内蒙古草原牧民之间的乡情、亲情、友情和爱情，乃至人类与野兽的质朴情感，凸显出他们在“东方文化传统浸染”下本性的善良和人性的光辉形象；《兵临城下》则摒弃了文化独一话语下的民族主义表达方式，推翻二元文化对立界限，选择人性的角度重新组织素材，以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少见的方式重写历史，主角坦妮娅不啻为“东方文化女性形象”的美好人性诉说。几乎在所有的作品里，阿诺都致力于开挖异质性的良善的文化/人性图景，在以不稀释历史深度的前提下，寻求普适的文化/人性探究，同时寄寓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质疑。

其次，始终深切传达“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主义情怀。由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霸权主义的无法去除，在文化趋同化的大趋势中，文化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也处在日益失衡状态。阿诺的影片，从文化学意义看待，完全可视为促进实现当下文化中心/边缘、主体/他者、强势/弱势之间的对等且互为尊重和补益的良性文化生态，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和审美格局。《玫瑰之名》改编自艾克的同名小说，借助中世纪代表欧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意大利和英国教会之间的冲突开展叙事，片中的英国教士威廉冒死抢救出一大批人类文明的瑰宝，其学生奥德索则和当地的一位姑娘产生了恋情，这些叙事表层所隐喻的也是多样性文化的“和解途径”；《黑金》则是有关“东西方文化冲突”并最终经历“历史/文化转型”达成和合状态的“后殖民批判叙事”。影片中的阿拉伯王子开明、博览群书，而其安详平静的国度在“外来势力”的干扰中变动频发，固有的文化遭遇毁坏，但是最终找寻到了文化“和而不同”准则，既坚持住了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话语权，又开启了一道在民族文化原点上和强势文化交互影响平等对话的平台，呈现融合趋势。可以说，阿诺的电影，在看似激进的文化批判话语后面，隐藏着的是“和合大同”的文化理想。

电影作为工业化生产最典型的大众文化形态，先天性地就具备以播撒不同文化背景和鼓吹多元价值观为己任的本质特征。而阿诺及其作品的最大艺术贡献，则是致力于打破世界文化趋同性的统一，解构好莱坞式的文化霸权，将多元化背景下的电影格局和理念加以全面深化、核心拓展和集中呈现，并利用不同地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打造出文化相似性和文化差异性紧密结合的“熟悉的陌生化”效果。其跨界空间转型的历程，是阿诺电影产生的环境背景，也是其重心所在。借此，他重绘了世界电影版图，重新定义了“电影何为”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