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虑新诗五百年之命运

摘 要：对《尹才干诗话》这部“后诗话时代”的开篇之作，进行了概括评述。详细阐述了尹才干在“当代图像诗歌及理论”“勾画中国新诗五百年蓝图”“‘立根诗歌理论”“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才干体打油诗”等方面的开创之功。一些观点被著名诗歌刊物《中国诗歌》摘要推荐，被各级网络媒体转发，被国内外普通高等学校选作教材。

关键词：诗话；后诗话时代；图像诗；立根诗歌；才干体打油诗

放眼中国诗评界，熟知我中华诗国文学史的为数不少，能够更上层楼、驰目千里、目光如炬、洞若观火、胆识过人、振臂高呼、痛批时弊、为当今病入膏肓的诗坛大泼冷水者，实在是寥若星辰。读罢《尹才干詩话》，不得不为尹才干先生敢为天下先之勇气，肩挑中国新诗命运之担当而喝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之后至今，中国诗坛表面繁荣，实则旗号林立，乱象丛生，失魂落魄，真假莫辨，人民远离诗歌。谁是迷雾中的引领呢？大奖小奖公信力急剧下降，奖杯犹如水杯。许多大奖，竟引来无数差点淹死评委的质疑唾液。一些获奖者被读者戳脊梁骨，倒在自己的烂诗上而无法自立。不仅如此，在诗歌批评界也是令人悲哀的。诗坛评论界泰斗谢冕说诗歌批评界“抱团，说好话，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见解，而且不敢表达自己的见解。”并说“我想劝他们（诗人们）写得少一点，写得慢一点，写得精一点，我不敢。”谢冕不敢，尹才干先生深虑新诗五百年之命运，面对这个混乱着甚至堕落着的诗坛，却敢于频频发声，密集发声，深度发声，精准发声，以期唤醒中国诗坛焕发无限生机，迎来中华新诗的真正繁荣。

一、心忧中华诗，警醒爱诗者

作为一个曾在蚊帐中遍贴中华经典诗歌而醉心诵读的人，尹才干先生时刻关注中国诗坛，忧心如焚。他一次次亲自采集调查数据，希望运用科学的方法，望、闻、问、切中国新诗之沉疴。他在某大学中文系、基础教育系的600名学生中做过一次关于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问卷调查，顺便也将“现代诗歌的形式问题”夹入之中，学生的回答如下：①可以，有前途，读者欢迎，占6%；②太西化了，不符合华夏读者欣赏习惯，令读者失望，占94%。

勇挑千钧重担，独步当今诗坛。与某些诗人、诗论家的“当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的观点迥然不同，尹才干写作并发表了金刚怒目似的文章《现在不少诗歌成了“地沟油”》，引起强烈反响。他尖锐指出，当下不少诗人远离读者，无异于自掘坟墓。诗人们坚持认为诗歌写作是自己的事，内心的事，脱离社会，隔离生活，诗作只供自吟、自乐，或圈子内交流；诗作几近等身，受大众喜爱的诗歌却寥寥无几。同时，以钱定位，以权定位，不管诗歌质量好坏，不管读者反响如何，只要有权有钱，一律入编见报、出版，使诗歌集子成了毫无用处的一堆废纸。现代诗歌无视千百万大众，其结果必然是千百万大众也无视现代诗歌、冷漠现代诗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冷死诗人的时代”。 在《不遵守创作公约 新诗最终将死亡》中他大声疾呼，诗歌界也应该有一定的“规矩”，否则或自由散漫，任意涂鸦，或拉邦结派，画地为牢，新诗不仅成不了“方圆”，最终还将走向死亡。

面对中国新诗遭受读者的空前冷遇，尹才干先生深刻分析了个中原因。主要是当下不少诗人，对中华传统诗歌的“根”，持全面否定态度，以域外诗歌的形态、意识为“根”，生产出一种不符合中华民族千百万大众的共同心理结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特点的诗歌。还有诗人自身的多重原因。一是一部分诗人缺乏一定的崇高思想素养。他们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为了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的要求，甘心堕落，创作了一批批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这些人被称为“下半身派”“垃圾派”，他们写诗提倡“崇低”，诗中常出现 “屎”、“操”等字眼，更是把诗写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二是一些诗人缺乏高层次的文化素养。这些“诗人”知识贫乏，见识狭小，没有掌握诗歌创新的技巧，而是一味地复制别人的诗歌，成了互相复制的“复人”，哪里还有“诗人”的特质可言。三是一些诗人刻意抒发“小我”扭曲之意。不少诗歌借“关照”社会之名，发“小我”扭曲之意，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崇尚虚假正经，沉迷于另一种形式的雕虫小技——在毫无语感和句法的情况下玩弄荒诞不经的文字游戏，毫无可读的价值。四是一些诗人的行为让人震惊和厌恶。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有一个诗人走到台上脱衣裸体朗诵新诗，结果被保安人员带走，处以拘留。还有著名诗人顾城的杀妻之举，大大地损毁了朦胧诗人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的抗争与承担的道德形象，使诗人蒙羞为罪犯的同义语。这种种举动实在或多或少地伤害了诗歌的令名。

二、才干理论树，硕果压枝低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确，针对当下中国诗坛乱象，锋利雪亮的手术刀应剜向何处呢？诗坛沉疴需要哪些“苦口良药”呢？尹才干先生给出了响遏行云的答案。他用咸汗水、大智慧和满腔热血，在中国诗歌理论这棵大树上不仅开出了花，而且结出了果。无疑，五大成果压枝的景象，是他理论生涯中最动人的秋色。一些观点被著名诗歌刊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诗歌》摘要推荐，被各级网络媒体转发，被国内外普通高等学校选作教材。

最大的成果是开创性地提出“图像诗”理论。

尹才干先生对中国图像诗歌的发展根基、历程、时间、现状、趋势以及艺术原理、特征、要素、创作方法都做了独创性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图像诗理论研究的空白，还引领推动中国图像诗获得更大发展。同时，尹才干先生还探索性地创作出了大批精美图像诗，作为一个文学艺术门类，傲立文学史而彪炳千秋。尹才干先生也因此成为“开大陆当代图像创作之风气者”“中国图像诗第一人”！

第二大成果是清晰地勾画中国新诗五百年蓝图。

中国诗歌理论界的一篇奇文、雄文，是《浅谈中国新诗的发展》一文，清晰地勾画出了五百年左右的中国新诗之发展轨迹！在此篇力作中，尹才干先生充分表现出了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完美展示出了其敢为人先的雄才大略！

在反复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及把脉中国新诗的发展与现状的基础上，尹才干先生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今后诗歌的发展道路：一是传统诗词（诗体格律化），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继续向前发展，格律不变，韵脚放宽，今古两声俱用；二是其他一些诗体继续发展（泛格律化）。如微型体，二行体，四行体，六行体，八行体，十四行体等等；三是规范化自由诗体。旗帜鲜明地反对“散文化”，传承传统诗词的一些优点，而又借鉴吸收西方诗歌相对自由、灵活的优点，形成一种新的“规范化自由体”新诗。尹才干先生反复比较了这三种发展道路，认为只有第三条道路，比较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大众阅读心理，将成为诗坛的主流。

不仅如此，尹才干先生还站在哲学和文学史的双重高度，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直至最后消亡，做了较为科学的理论研判。他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必然经过四个时期，就时间而言，每个阶段大约都在百年以上。初创期：五·四时期至二十世纪末；发展期：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在野诗人”和“执政诗人（主要是指掌握传统平面媒体话语权的诗人）”论争比较激烈。他们的论争又会经过三个时期。①“执政诗人”排斥“在野诗人”时期。②“执政诗人”对峙“在野诗人”时期。③“在野诗人”取代“执政诗人”，而成为“新的执政诗人”时期；高峰期：这个时期，中国新诗空前的繁荣，真正的“大家”涌现，名作叠出；衰落期：这个时期，“新诗”定型化的内容、形式、创作方法逐渐与那个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渐渐地为另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所代替。

第三大成果是他提出的“立根”诗歌理论。

尹才干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庞大的汉语言文化系统”是汉语诗歌的“根”，含有两大“子根”系统：1、思想之根系统：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比如，道、佛（汉化的）、法、儒等；2、方法之根系统：从《诗经》开始，到《离骚》，到汉、南北朝民歌，到唐、宋、元、明、清（包括“五。四”前后）时代……著名诗人和著名诗篇中所创立的诗的意境、表现形式与技巧等。据此，尹才干先生发出了在众多的诗歌流派中，最应该建立立根派的呼吁，提出了《立根派宣言》，并制定出了中国诗坛第一个诗歌创作公约《立根派诗歌创作公约》。他精辟论断：中国新诗的发展应该立足于汉语诗歌的“根”，在“根”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繁荣。概言之就是：立足本来，借鉴外来，开创未来。

尹才干先生的立根理论，针对当下诗坛全盘西化与中国大众渐行渐远的乱象而提出，抓准了要害，也是解决诗坛乱象等诸多问题的根本与关键。

第四大成果是“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

“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是诗坛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多数诗人和批评家秉持诗无达怙的陈规陋习，坚持诗歌无标准，甚至有人荒唐地为“垃圾派”“下半身写作”唱赞歌。著名诗评家陈仲义提出 “四动说”：感动、撼动、挑动、惊动，作为好诗的标准。谢冕认为这不是好诗的标准，而是说的诗歌的本质问题。

尹才干先生提出了基于千百万母语读者喜闻乐颂的好诗歌的评价标准，即“立意新、感情深、道理正、颜色鲜、态式宜、趣味浓”。并指出一首诗歌所包含的“意、情、理、态、色、趣”这六大诗歌评价指标的优劣，决定着诗歌作品的成败。根据《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一文的精神，结合多次评定参赛诗歌等级的实践，尹才干先生还制定出了评分细则。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标准的提出与细则的制定，都是为了还诗歌与大众，让诗歌具有民族的“根”性！

第五大成果是创立大众新诗体“才干体打油诗”。

打油诗，最为人不屑，尹才干先生却专力于此，破天荒地弄出本《尹才干打油诗集合》，燃起了中国诗坛“冬天里的一把火”，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才干体打油诗”， 对中国“新韵体诗歌”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它不拘平仄，适当运用中华新韵，灵活运用时代语言，讲究诗境，注重气韵、格调的营造，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古体诗歌（包含幽默诙谐有趣的“打油诗”）的继承与发展，是“立根诗派诗歌公约”理论的实践，这种人人可写，人人乐写的诗体，是还诗歌于大众的一种绝佳途径，很可能成为未来诗歌发展的一种方向。

三、诗坛涉足广，诗路目光远

尹才干先生涉足中国诗坛的方方面面，可谓虑周思深，他对中国诗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再作梳理。

一是力主还诗歌于中国万千大众。

尹才干先生认为，诗为民之声。中国诗歌史上，有生命力的还是民歌，和那些与大众七情六欲相通的文人诗歌。因此解决一切乱象的根源在于“新诗，必须反映大众心声”。首先，它的内容反映的是大众丰富五彩的生活，思想健康向上、给大众以启迪。其次，它的形式必须符合大众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第三，它必须是大众读得懂、大众能接受的。中国新诗要想回归中华大众，就必须认真地进行民族化思考；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也必须深深地进行民族化思考，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诗人只有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身份”的诗歌，才有可能将诗歌回归给中国万千民众。

二是对中国现代诗形式提出创见。

就中国现代诗的形式问题，尹才干先生认为，一是可以考虑 “诗”与“歌”重新结合。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歌”与“诗”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二是可以考虑让“现代诗歌”投胎于汉语民歌（或华夏传统诗歌）。增强“现代诗歌”的读者亲和力，进而增强自身（现代诗歌）的生命力。三是可以考虑将华夏“诗”的“种子（情感）”，投置于“西洋之诗”的“腹内（形式）”，或反之。经过十月的孕育，生产一种崭新的“诗歌混血儿”。用这种“杂交诗”（中国华南虎的头、非洲大象的肚、地中海鱼的尾）的不伦不类的新奇之感，来激发读者的兴趣，在读者的心湖里荡起永久的涟漪。

三是为边远县域文艺创作开出良方。

就边远县域的文艺创作，尹才干先生认为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缺少具有代表性的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二、缺少在全国文坛上能叫响的精品力作；三、文学表达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或误区；四、作品一直没有进入广泛的社会流通领域；五、文艺家没有参与到整个中国文坛的进程中。

深刻全面剖析问题之后，尹才干先生庚即开出了“医治良方”：一是要研读《讲话》，把握导向。扎实研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三贴近”原则，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增强文艺创作的自觉性。二是要发挥优势，写出独特。三是要刻意创新，力戒平庸。四是要虚怀若谷，广泛交流。五是要积极进取，登高望远。要驱虎上山，汇流入海，站在全国、全世界的角度，主动融入到整个中国文坛波澜壮阔的进程之中去。有了大视野、大气度、大境界，加上勤奋创作，就有可能生产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杰作。

大家都知道，全国边远县域众多而宽广，对这个特殊区域文艺创作的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从而使文章获得了很强很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作为一位深虑中国新诗五百年命运的诗歌理论家，为中国新诗发展指方向者，其真知灼见肯定不少，于此不一一叙说，读者不妨在这本诗话的其他诗论、诗评、诗说、诗序里，详细读之、思之、辨之、用之。

时光不会忘记，读者不会忘记，丹青不会忘记，一位深虑中国新诗五百年命运的人。

2016年10月6日于嘉陵江畔濱江花园

作者简介：天马长嘶，本名梁晓华，重庆合川人。著名诗人、评论家。中国当代诗坛豪放派代表性诗人，创立诗歌九重境界评价标准，已出版诗集《煮沸大西洋》《把天推远九万米》，编著《百思求解100首中国名诗人代表作》一书，长篇小说《金缕玉衣传奇》《晚霞燃烧的野村》为“天下书盟”首页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