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文/李晓 丁一兵

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文/李晓 丁一兵

问题的提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可以归纳为“三低”，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是长期以来未曾有过的低增长格局，同时还出现了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分化的态势。其直接结果就是，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协调治理的难度陡然增大，区域经济合作的动能再度上升。第二，尽管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再度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复苏迹象，但这一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政府新一轮的短期刺激性措施等关系密切，总体而言，“三低”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第三，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多其他领域的挑战，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使世界经济走出“三低”格局的前景更加渺茫。从长期趋势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时期。自19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呈现阶段性台阶式下降的趋势。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现实促使我们进一步考察现阶段其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或陷入困境的原因。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世界经济前景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影响。因此，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成为需要深入研讨的重要问题。

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

探索当今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或陷入长期增长困境的原因，既要从现阶段世界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也需要从更为长期的世界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中去寻找。

首先，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启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美国不仅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成为一个以其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基础来操控全球资源的“金融帝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基本分工格局，并将这种新的“中心—外围”关系内部化，导致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1970年代后，美国不再遵守其以往坚守的欠债还钱、赤字国必须做出结构或政策调整的“债权人逻辑”，而是利用美元地位优势，强求其他盈余国家进行必要的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并非所谓的“特里芬难题”所致，而是美国不愿再遵守“债权人逻辑”，转而实施以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为中心的“债务人逻辑”：欠债不还并强求盈余国家进行结构或政策调整。1980年代初，美国毅然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不仅使金融资本的力量迅速提升，也使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开始走上了金融化的道路。后来的“强势美元”政策成为美国经济金融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使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也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自由化，使美国可以利用全球其他国家的储蓄资源填补日益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在此过程中“美元体系”的建立、发展与成熟也对美国经济金融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同冷战结束、IT 技术进步等相结合，促使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国际分工格局。

日本学者速水和夫曾经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利率革命”和“空间革命”。前者表现为利率低下，从长期来看亦即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这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和丧失，类似状况只有在17世纪初期意大利热那亚出现过，其结果是欧洲社会的革命性变化。与此同时，与16世纪的“空间革命”表现为地理大发现以及将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不同，当今世界经济的“空间革命”一方面表现为除少数地区外整个世界都已被工业化浪潮所席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美国并没有构建取代现有体系的新体系，而是在世界经济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的基础上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空间”——“电子—金融经济空间”，籍以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

这一过程正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就目前来看，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一个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第一重“中心—外围”结构是其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导致的资本利益与劳动者收益的脱节、分离。第二重“中心—外围”结构主要表现在“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空间，且“贸易国家”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里所说的“贸易国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相应地，这也是典型的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不论在全球、还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家、阶层所控制、重新分配，越来越少地进入原有的有效需求过程的循环。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扩张”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结构扩张”过程——经济金融化。这是美国摆脱传统经济危机规律约束的过程，一个创造新的经济发展规则的过程，即通过货币扩张、资本泡沫寻求利润增长、开辟新的利润边疆的过程。从这意义上讲，美国为了确保其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对全球经济、贸易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奠定“新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因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经常项目失衡是美国（美元）控制世界、谋取全球利益的前提条件。

在这种不平等发展格局中，作为美国经济金融化的产物，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乃至“崛起”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一方面，美国为其提供最终商品市场；另一方面，它们贸易盈余的相当大一部分又以多种形式回流至美国，支撑着美国金融体系的运行和经济增长。但在今后可预期的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的消费高潮难以再次出现，新兴经济体同样会面临增长难题。显然，当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长期增长困境并非是短期因素所致，而是人类近五六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所积累的诸多结构性问题的产物。其中，美国经济金融化不仅使得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周期出现严重脱节，更使得美国经济政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日益不合拍。与此同时，“贸易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日趋激烈，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几近走到尽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低”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

其次，就现阶段来看，世界经济的“三低”状态也同样意味着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更多体现在供给侧，二战后世界经济总体处于持续较快增长状态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于生产率增长、市场结构调整和全球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

具体而言，一是在20世纪中叶第三次科技革命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了生产率增长；二是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调整了市场结构；三是战后新的全球经济制度安排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时至今日，这几方面因素都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第一，生产领域技术进步速度放缓，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世界经济面临着“技术前沿面”拓展的困境。能够带来整套新产品序列和全新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间、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并惠及整个社会的创新进入到一个瓶颈阶段，抑制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同时，一系列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导致技术进步成果难以施展。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转向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这一方式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投资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倾向，最终导致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以及市场对其的依赖；二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改善。

第二，市场活力下降。在经济缺乏明显的新生产领域、新增长点的情况下，市场结构趋于集中化，新企业进入壁垒在上升，形成一种“新寡头经济”，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创新形成某种限制。由于公司的新陈代谢放缓，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三，目前全球主要多边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效率低下，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尤其是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发展，使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依附于国家的两者一体关系，转变为资本超越国家，国家从属于资本的新型资本—国家关系。控制资本或资本流动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资本流动监控等方面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依然阙如；二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各国对参与全球各种多边制度安排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和成本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三是在一些领域如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现行的国际制度安排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以“美元体制”为特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仅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持久化，而且对处于“中心—外围”结构中的“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而言，双方的成本和收益过于不平衡，降低了相应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近年来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还面临着其他挑战。一方面，“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导致全球化进程面临威胁，在短期内构成了对多边合作框架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波动联系的弱化，进一步带来各国的政策分化及不对称冲击。总之，在生产率增长放缓、市场垄断化程度提高，以及原有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缺陷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确面临着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

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及其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贡献

世界经济变化与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现阶段调整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关键所在。实现经济在较高速度上的可持续增长，关键还在于供给侧，因此中国政府当前大力倡导并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指向了重振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层面。在此背景下思考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低迷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贡献，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低”状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实际上有着双重影响。

第一，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相对低迷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弱化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度。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下降，内需对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虽然中国在经济增速和一些产出总量指标方面仍面临一些压力，但是不少结构性指标都在改善，中长期内需求重心转向消费和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内部优化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成型。从这一点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并非无益。

第二，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困境及其不确定性仍会对中国经济顺利转型形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仍处于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外部冲击的压力现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及国内利率的压力，挤压了国内的政策空间。中国政府需要通过合理的调控手段和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上述冲击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确保实现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转向“中高端”的经济“新常态”。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可能做出特殊贡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提升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做出贡献，同时也相应地提高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从全球角度看，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低迷短期内不易解决，但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仍能支撑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正外部性的发挥仍有很大空间。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资本的相对稀缺都限制了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变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及需求结构的变化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替代性的出口市场，这种“市场提供者”功能的发挥一旦促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产品和资金的良性循环，对双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中国“市场提供者”和投资者功能的发挥能够带来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

第二，从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角度看，目前全球正面临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与重构，需要跳出传统思维架构，在国际制度安排中引入新的思路和愿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和多边制度安排中一支较新的主导力量，有条件提供这样的新思路与新愿景，从而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中国对 G20 平台的新构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倡议建设的其他多元化经济合作组织与机制，无不体现出对中国政府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新想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尤其体现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中国方案”，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有助于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也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在世界经济增长处于“三低”状态的情况下，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可以支撑中国及其他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不仅对于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提升未来中国在国际制度安排中的主导地位，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现阶段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需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与具体条件的“中国模式”。

第三，在技术进步与创新领域，中国也可以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创新中，能够带来新的需求与市场空间的新产品创新尤为重要，而新产品的创新某种意义上需要突破原有的产品创新的路径依赖，在这一方面，中国由于经济结构和消费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特征，有条件提供某些新的可能性。比如在互联网与物联网经济方面，中国就有能力提供新的业态模式与新的产品和服务类型，中国也有能力提供更适合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尚处于起始阶段，还需要在多方面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中国还应该在全球治理和多边制度安排构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大力推进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这三个层面上作出更为积极的努力。如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对国内外的不安全因素予以有效遏制，最终将可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长期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晓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丁一兵系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员；摘自《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