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教育基本模式之检讨

文/高玉

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教育基本模式之检讨

文/高玉

文学史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很多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探讨，但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属于文学史“内部”研究，也即在认同文学史作为学术和教育方式的合法性和权力的前提下，研究文学史的方法、模式、内容等。而更为宏观的从外部对文学史的价值、作用和意义等进行反思则相对比较少。“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问题，这是无可怀疑的，“文学史”作为文学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这也有合理性，但作为学术方式的“文学史”和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是有所区别的。本文主要讨论作为文学教育基本模式的“文学史”，包括历史形成、现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一定意义上说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教育上改革科举，试办新式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次年又与张之洞一同修改制定《奏定学堂章程》，并颁布实施。《钦定学堂章程》中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均仿照日本大学体制，设七科，其中“文学”科的“词章学”，就是后来“文学”专业的滥觞。《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其“文学科大学”设“九门”，“中国文学门”从原来的大“文学”中分化或者说独立出来，相当于现在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包括课程16种。其中的“历代文章流别”这门课后来就固化为庞大的中国“文学史”家族，包括“通史”“阶段史”“专史”以及属于“史”层面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作家作品研究等。

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实际上是作者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要求，为了上课而应急编写的，其本质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产物。之后的100多年来，中国出版了大量中国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绝大多数也是应大学文学教学而生，很多是讲课的产品，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民国时期把“中国文学史”当作学术论著来写作的虽不乏其人，但非常少。

当今，一般所说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包括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虽然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时间长度上与有3000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相距甚远，但迄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可以说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之下。1949年之前，现代文学虽然有30多年的历史，文学成就也非常大，但现代文学那时却没有一部真正的“文学史”。

回顾现代文学史学史，我们可看到，“新文学”很早就在“史”的层面得到关注，但新文学“史”不具有独立性，这当然与新文学时间太短有关，但更与当时的大学教育课程设置有关。民国大学教育学制、分科以及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沿袭晚清的“大学章程”。1913年之后，“国文学”课程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总体框架和结构没有根本的变化。1949年之前，“新文学史”著作很少，且作为“史”很不纯正，即使仅有的几部不纯正的“史”也与大学讲课有关。这些新文学课以及讲稿与著作残缺或粗糙，既不为外界重视，也不为作者自己所重视，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新文学在当时的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中是边缘化的，没有被纳入体制中去。

但194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教育学科设置。1950年，“中国新文学史”作为课程正式纳入教育部规定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体系。1951年，教育部委托老舍、蔡仪、王瑶和李何林4人拟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这两件事意义非凡，其明显的结果就是，随着课程的确立，应声产生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由此也成就了这本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之作的地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各类“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接连产生。从此，中国新文学史成了中国大学中文系最重要、最基础的课程之一，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各种“专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成了新文学教育的最重要方式。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史”著作迅速增加。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大规模地扩招，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另外还有很多与文学相关的专业也开设文学史课，所以文学史教材用量迅速增加。同时，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不同，大大丰富了文学史的类型和层次。90年代之后产生的各种文学史绝大多数是根据学生层次和学习要求编写的，很少是出于学术的冲动，因而也很少真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深刻地说明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教学性。

中国“文学史”深深受制于高等教育

中国的“文学史”兴起于高等教育，又深深受制于高等教育。但中国“文学史”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又与中国传统的“史传”观念以及西方科学的“专业”观念紧密相联，本质上是被建构起来的，其中有很多误解。

自《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以来，或者说自“中国文学门”设立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中国的大学教育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史”家族。查看民国大学以及新中国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虽然“文学史”课程只是众多课程中的一门课，似乎只是开设的时间比较长、学时比较多而已，但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众多的文学课其实是围绕文学史开设的，“文学史”是中心。“文学史”不仅确定文学课程的坐标，确定文学经典，确定框架，而且从深层上确定文学课程的思维模式。“史”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中，具有灵魂性，中国大学文学教育不仅是“史”的方式，而且是“史”的思维，当然也是“史”的形态。

当初张伯熙设计大学章程包括课程，主要是仿照日本的大学体制，而日本的大学体制又是来源于欧美，因此，欧美的大学体制才是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深层模本。而欧美现代社会包括大学精神的根源是“科学”，所以“科学”精神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大学非常注重实学，在专业设置上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和知识性。文学本来是一种“虚文”，与知识无涉，但“文学”一旦加上“史”，就变成了知识，就变成了“实学”。这样，中国古代繁荣的文学与“史”结合，和西方的“知识”“科学”相遇，一拍即合，迅速合流，从而以“实学”的形式迅速发展。所以，本质上“文学史”是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史传”文化的一种契合，是传统的“四部”向现代“七科”转变的一种产物。也因此，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对西方“科学”和“专业”的一种误读和误解。“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教育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也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一种中国特色。

回顾中国大学100年来的“文学史”教育，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教育形态的“文学史”其实重在“史”而不是“文学”，也可以说对象是“文学”，而归结点则在“史”，本质上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文学教育。民国时期，大学的文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学术性的，是以“史”为中心，更强调学术研究，目的是培养知识性的、学识性的人才，且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而不是新文学，不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才能，包括文学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正是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文学教育的文学研究和语言研究以及文学史研究联系非常紧密。

对照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学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大学教育“文学史”是第一位的，“文学鉴赏”是第二位的，是通过文学史教育附带性完成的，“文学创造”几乎就没有，相反是被排斥的。民国时期，大学也开设写作课，但这种课程和教学这种课程的老师都是很边缘化的，而且还多是教文言文写作，内容上则相当于现在的应用写作，文学写作还不如一般文章写作重要。民国时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而新文学创作则无所归属，勉强可以归入到外文系，因为当时的新文学主要是受西洋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学习西方文学而来。因此民国时期大学中文系事实上与文学创作之间没有关系。

这种模式一直延传至今，当今的大学文学教育基本上是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学生的文学能力也是通过文学史的学习来完成的。当今中国大学文学课程，实际上是由三大块组成的：一是“文学史”；二是理论课；三是专题课。学生的考核则是二种方式的：考试，知识性的；论文，学术性的，当然是各种层次的，最高级别的是毕业论文。这些课程以及考核方式看起来丰富多样，其实很单一，可以归结为文学知识和文学研究，更简单的概括就是“学问”二字。也许学生在“学问”的过程中其文学欣赏能力也有所提高，其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并不是当今文学教育的本义，而是意外收获。

文学史教学需要进行模式的改革

但是，这种以文学史为中心、重学术的大学文学教育是值得商榷的，是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文学史教学需要进行模式的改革。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大学文学教育不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水平有它的原因。中国现代大学不是自然生长起来的，是从西方学习而来，是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兴实学”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为专业本质上是“以西方学科体系框定中国旧学”，即文学专业不是产生于对中国文学问题的探寻从而形成学科，而是从西方科学体系“文学”学科出发演绎出来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中寻找适合的对象，本质上是西方科学体系在中国的衍生物。所以它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学的发展问题，不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学的创作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欣赏问题，它是生硬“移植”的，其学术性质是规定的，其研究对象也是规定的。虽然新文学在1949年以后正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课程体系，但整个中国大学文学教育性质始终没有质的变化，从根本上仍然是学术性的。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大师汇集的地方，是学术圣地。大学中文系尤其强调学问，老师和学生的工作着重围绕学问研究和学术训练展开。这种模式或者说体制一直延续至今。但大学作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应该是丰富而多元的。就文学教育来说，文学研究、文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一方面，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化繁荣等也应该是一方面。文学欣赏能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文学欣赏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即使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大学文学教育加强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与批评也是有益的。

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主要是培养尖端人才。但今天的中国大学，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实行的是通识教育，主要培养通识类人才。但就文学教育来说，今天的大学各个层次的中文专业甚至准中文专业，其文学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学术性的。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反而是大学教育中极其边缘化的，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写作教育更为重要，更有实用价值，实际工作中，大学教育中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和培养的“文学史”知识和学术研究能力反而无用武之地。

虽然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独立的课程进入教育部课程体系，并且不断繁荣壮大，衍生出大量的子课程。但新文学只是作为文学史合法了，而作为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认同。外文系也没有把新文学创作纳入自己的课程体系，这样，新文学创作实际上被大学教育抛弃了。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作家进驻大学校园，有一些大学研究生教育也开设了“文学写作”专业，但这并没有对大学中文系文学教育体制构成真正的冲击，当今大学文学教育整体上还是排斥文学创作的。

大学教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学以致用”，但大学文学专业则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少有的“学以不致用”的专业。学习文学不是为了创作文学，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需要接受正规的大学文学教育，作家都不是大学文学教育培养的结果。大学的文学史学习对于作家没有用，而对于创作有用的东西则又不是大学教育所能够提供，所以文学创作似乎永远都是自我摸索的结果，是阅读和感悟的结果，是一个不需要教育的天才性劳动。因此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一直是被严重撕裂的。

大学文学教育应该走出“科学”的误区。文学具有审美性，审美的最重要特征是感性，科学作为理性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审美性，但科学对于感性的解释是有限度的。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是科学的。文学知识可以以“科学”的方式来教育，但文学写作，文学欣赏等很难用“科学”来解决。文学教育需要改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写作训练。研究文学和语言不是中文的“专业”核心，写作才是核心，当然，这里的“写作”是宽泛意义上的，包括写文章。

就文学史作为教育模式来说，值得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学史模式改革，文学史教育需要加强文学性。文学史作为学术，作为学科，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作为文学教育的基本方式却存在很多问题。我认为，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和学术专著的文学史应该严格区别开来，二者的差别在于教科书的文学史应该是批评化的、鉴赏化的，是集文学历史和文学欣赏、文学知识和文学写作为一体。文学史可以既具有历史感、又充分展示或呈现出文学性，目前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第一，文学史对作品要有充分的细读和解析。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目前主要是两种模式的：一是知识型的，这种文学史的重心在“史”；另一种模式是鉴赏型的，重在“文学性”。知识型的文学史，因为它本质上只是关于文学，并不深入到“文学”内部。欣赏型的文学史，需要读者具有良好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感悟，这种文学史其“历史”只是构架，文学才是根本，学习这种文学史会真正提高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鉴赏，会提高学习者的文学水平。文学教育应该采用鉴赏型的文学史。

第二，文学史学习应该和文学批评实践结合起来。文学教育可以在文学史的学习过程进行文学批评训练。具体办法就是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细读和分析，从而训练学生的文学判断能力。同时，文学史学习应该有所应用，即把细读和分析经典作品的方法应该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动手写作文学评论，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提高文学批评能力。

第三，把文学史教育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目前中国大学文学教学更重视学术上的发现和学术基本功训练。但这种模式是偏颇的，科研论文当然也是写作，但写作应该更宽泛一些。我认为学生学业考核方式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创作性的。文学史学习一方面学习和解读历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同时也学习和借鉴经典并模仿写作，模仿不能产生文学大师，但对于文学写作以及一般性写作来说，模仿却是很好的学习和训练。

中国的大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就业来说，中文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教育、素质教育。陈平原说：“文学作为‘专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我认为这个概括非常准确。中文专业已经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专业技能与专业水平。文学史教育应该适应大学的变化，应该适应就业的变化，应该从学术中解放出来，更具有实用性。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摘自《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