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与开放精神

高春平

（山西省社科院，山西太原030006）

三晋人文

晋商文化与开放精神

高春平

（山西省社科院，山西太原030006）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各地域，吸纳融合中外各地所到之处的多元文化元素，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而成的。故晋商文化的突出精神内涵就是“开放”精神，晋商可以说是开拓、创业、改革、创新的标杆，晋商的八大创新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为三晋的宝贵历史财富，为山西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转型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

晋商；晋商文化；开放精神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也是内陆地区加速崛起的必由之路。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改革开放、文化传承、创新驱动则国强民富;闭关锁国、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势必被动挨打。山西六十多年来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结构调整的艰难推进同样说明，深化改革、全面开放、挖掘历史文化、实现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山西必须重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加速经济社会转型。正如省十一次党代会指出：“山西发展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不足。”鉴此，新时期，必须大力提高全省上下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开放意识、开放素质和开放能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的治国方略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办好山西的事情，以适应全国发展步伐和山西转型升级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学习借鉴明清晋商的开放精神。

一、作为晋商根脉的文化是开放的

文化是人类发展进步的根脉。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山西就是“玉石之路”的东传线路。春秋时期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惠商政策，出现了“轻裘衣肥、富拟王侯”的大商贾猗顿。汉代山西大商人曾为政府解除匈奴军事进犯出谋划策，定下“聂壹之谋”。东晋高僧法显是民间探索海陆丝路的第一拓荒人，他的舍身求法、开拓创新精神，开启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等中亚、西亚国家的千年佛缘，结成东西方文明硕果。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4月在巴基斯坦发表的《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的新征程》中讲：“早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在我们两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明清晋商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与同期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等国际性商帮比肩并立。晋商率先开拓的欧亚陆上通道“万里茶路”更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晋商崛起于明初，发展于明中后期，兴盛于清代中后期。李克强总理2016年视察山西时高度评价、称赞晋商精神是华商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6月21日视察山西时再次强调指出，豪商大贾甲天下的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其作为地域商帮文化精神的内涵标志可以概括为：

官方：明礼诚信节俭勤奋

精于管理勇于开拓

民间：踏遍千山万水吃过千辛万苦

克服千难万险挣下千金万银

学界：精打细算诚信义利

敢为人先不断进取

酌盈剂虚汇通天下

银企互助海内首富

习总：诚实守信开拓进取

和衷共济务实经营

经世济民

由此可见，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晋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实践中，一直奉行“诚信为本”，长期坚持“信誉第一”，形成了一套体系。第一，在精神信仰上，晋商尊奉关公、笃守诚信，把儒家传统的“民无信不立”当作经商、治家、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第二，在道德观念上，晋商主张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第三，在对待顾客上，晋商坚持“信誉第一”、“顾客至尊”、“服务至上”；第四，在产品质量上，严格把好产、运、销各关，把信誉和质量作为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第五，在对待生意伙伴上，诚信互济、劳资双赢。

二、晋商的崛起和发家致富走的是开放之路，靠的是诚实守信、开放进取精神

（一）走出去，谋生计，敢为人先、敢领业先、敢为天下先，开放精神乃晋商持续发展、长久取胜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源泉

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雄于国内外商界五百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商人抓住明政府实施“开中法”政策机遇，迅速地崛起于国内商界。与此同时，为解决明初中原十室九空、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和凋敝民生等问题，据《明实录》统计，政府在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进行了18次官方组织的大移民。于是地狭人稠、人口高达403万、总数超出河南、河北两省的山西，成为全国移民的首选集散地。随后，聚自洪洞大槐树的山西移民迅速撒开散落在中原各地垦荒力农。这次山西人被动地迁往全国13个省近500个县区，其后裔辗转流布到海外东南亚。“开中法”和洪洞大移民，人流与物流、农耕与商贸双向互动、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幅山西人走出去垦荒种地、经商致富的奋斗创业全景图。

明中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白银的广泛流通使用，晋商以“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胸襟和气魄，又一次走出山西、迈出娘子关，将商业市场由黄河流域的北部边镇拓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史称“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进入清代，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蒙古、西北边疆地区的开发，晋商获得长足发展。雍正年间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叶之路，乾隆年间又开中国粮食期货贸易之先河，到道光三年更是首创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进入鼎盛阶段。晋商成为汇通天下、货流天下、足迹遍天下、纵横欧亚数万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强大商业集团。例如，康熙年间，祁县、太谷一带的贫苦农民张杰、王相卿、史大学合伙跑往内蒙做生意，他们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原来大年初一喝稀粥的三个穷光蛋，靠着给康熙征讨葛尔丹做军需生意，竟然发展成为“集20省之奇货裕国通商，步万里之云程披星戴月”、拥有骆驼7000多头、员工1万余人、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国内最大的股份制商贸集团——大盛魁。时隔不久，祁县乔家堡一名自幼父母双亡寄养东观镇舅家的青年乔贵发，因不堪舅母的虐待和乡邻的讽辱，毅然决然地只身一人闯荡到口外小村包克图，凭着惊人的毅力，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以拉骆驼、供草料、卖豆芽、磨豆腐起家，滚雪球发展起“复”字联号“复盛公”油坊、“复盛西”粮店、菜园、杂货十几座作坊，创造了中国城镇化史上罕见、流传至今并非神话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奇迹。谁能想到，这位年过四十的大款竟然拒绝多家名门富户闺秀，娶了一位早年同情自己遭遇、且带着一个男孩的寡妇；谁又曾想到，这位乾隆年间祁县一个穷光棍创办的“卖树梢”生意，竟然开中国粮食期货贸易之先河，而且比世界上最早的美国芝加哥粮食期货贸易早半个世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解放，行动便跟不上。穷则变、变则通，地瘠民贫的山西农民不甘心屈服于自然灾害和地理环境的恶劣，不断地向天灾挑战、向命运抗争，走出大山、走出雁门关，跨过黄河和沙漠，勇敢地出去求生存、谋发展。咸丰五年，晋北大旱，山西人再次走出雁门关，渡过黄河，跨过长城关隘杀虎口、洪门堡，晋中、忻州、雁北一带数以万计的农民又进行大规模的走西口谋生创业活动。一曲晋蒙陕冀数省家喻户晓、哀婉凄楚传唱不衰的民歌《走西口》，正是当年山西人走口外的真实写照。

晋民走西口和山东人闯关东、江浙闽广人下南洋一样展示了人类开拓进取、开放有为的壮举，构成中国古代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三大民间自发移民浪潮，极大地推动并影响着中国人口结构性流动和商贸经济的发展繁荣。他们的开放意识和商贸活动很快将山西变成了“海内最富”。于是一座座高墙深宅大院在三晋大地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拥资成百上千万的著名家族涌现在中国商业舞台，一批又一批千百年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转型成了腰缠万贯的商人。金融票号业的发达更是给山西留下了“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业牛耳的辉煌。

（二）闯市场，谋发展，变观念，弃农经商，弃儒从商，不断开拓商路和发展空间，成为堪与威尼斯、犹太商人媲美的国际商人

明中期后，全省各地从南到北“民风淳朴、俗尚俭素”“耕读传家、勤于稼穑”“专力农耕、少事商贾”“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做官光宗耀祖”的官本位等传统观念逐渐向“勇于商贾、婚丧大奢”“挟轻资、走四方十之八九”“商旅辐辏”“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转变，大批农民、儒士弃农经商，弃儒从商，商人数量超出前朝数十倍。甚至雍正皇帝给山西巡抚刘於义的奏折也批道“山右积习，重利之义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才以下方许读书应试”。

晋商所代表的诚信精神，是晋商文化的灵魂和基石。但明清时期的晋商称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开放，即原料、市场“两头在外”，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海洋是走向开放的通途。早在明末，晋商就将东北的人参和山西的酒枣贩运到海外东南亚一带。在清代中国南方的商帮从海上走出去、闯市场的同时，晋商早就从陆地上走出去了。晋商通过陆路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首开中国内陆商帮对外贸易先河。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山西票号最盛时期达500多家，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开到俄国的恰克图、圣彼得堡、莫斯科，日本的神户、大阪，朝鲜的仁川以及欧洲大陆。

晋商虽是地域性商帮，但活动范围及其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海洋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丝帛之路、烟碱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虽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开放进取精神、奋斗创业意志，更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创业创新的包袱。晋商文化是走天下的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吸纳融合中外各地所到之处的多元文化元素与本土固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同时，晋商的企业管理体制也体现出开放的特质：票号是典型的两头在外，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等现代企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式。

晋商的市场是开放型的。他们针对中国南北方地域、物产、资金、储蓄理念的不同，因地制宜，开拓了北存南放、合作共赢的东南市场。根据北部少数游牧民族畜牧经济为主、产品单一、现金缺乏、生活需求多元的实际，晋商灵活多样地采取了以供配需，上门赊货，茶马互易，丝绸、棉布与牛羊畜产品交换，为牧民针灸看病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占领了广袤的内外蒙古与西北市场。

（三）求转型，重开拓，谋创新，晋商开放精神的成功实践和系列创新

晋商不仅具有开放型思维、开放型服务，而且善抓机遇，勇闯市场，敢于引领行业之先，不断转型，敢为天下先。晋商成功实现了四次转型。第一次：明中叶白银大量流通，孝宗弘治五年政府实行折色制，原来的纳粮换盐引改为纳银换引后，晋商及时南移，将原以北边军镇粮食市场为主转向盐业经营为主，以全国盐业中心市场扬州为基地，进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迅速把市场范围由北方边镇扩展到全国。第二次：隆庆六年“封贡互市”实现后，明蒙结束了200多年长期干戈不休军事对峙的冲突时期，蒙汉各族进入互易有无的和平发展新时期，晋商及时进行北拓，以原来长城边线的墩堡关市为根基进一步拓展到长城以外的大漠漠北，挺进内外蒙古腹地和中俄边界地区。第三次：清前期随着西北边疆的开发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晋商在康乾年间随着军需贸易西进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在荒芜人烟的戈壁沙漠伊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什等地经营贸易。第四次：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晋商一方面收缩江南的商铺业务发展北方市场，另一方面在江南寻找新的商机，票号很快为广东、福建、浙江、两湖数省开办代垫官饷、接济西北军需、代办监生捐纳，使得晋商票号每股的利润分红在光绪年间高达3万余两，成为政府的财政金融支柱，创下业绩之最。

晋商的经营管理是开放型、高效益的。他们率先实行两权分离，敢于明晰企业产权，他们以开放的气魄大胆放权经营，让经理全权负责，东（家）掌（柜）有机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心智的经营管理，没钱的年轻人也可以顶身股。通过放手施展，对业绩突出贡献巨大的身故后仍给予故身股。这一系列的有效经营管理规章制度和办法，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激励着从高管经理层到普通小伙计人人尽心出力、个个竭忠尽智，上下左右一盘棋、齐心开拓谋发展。他们因地制宜，总号放权、分号大胆开办、小号扩展业务，各分号因时而动，经理伙计灵活机动处置商机。他们因人而异，针对性处置人际交往和业务关系。留学英国的万荣著名商人李子用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家规，将掌柜和员工的持股比例由40%提高到50%，更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家族事业更加欣欣向荣。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使晋商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

晋商是开拓型创业创新的标杆。晋商首创票号、汇通天下，首闯新疆、西藏，开内地商人经营高原戈壁市场先例。他们率先开辟万里国际茶道，拓展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率先实施银企互助联动，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资金断链；率先走出国门、投资海外，为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注入生机和活力；率先实施两权分离、股权激励，劳资共创，为明晰企业产权、破解千百年来企业劳资矛盾纠纷探索出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具体来讲：

一是道光年间实现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飞跃，首创票号。票号分为祁、太、平三帮，习称“西帮”票号，外国人称票号为“山西银行”。著名的票号有平遥李家“日升昌”，侯家“蔚字五联号”，祁县乔家“大德通”，渠家“三晋源”、“百川通”，太谷“志成信”、“协成乾”，太原张家“义成谦”等，到清末光绪年间极盛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集镇有570多家分号，形成“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并延伸到日本、印度、朝鲜、俄罗斯恰克图等地，标志着中国民间资本和商业汇兑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是晋商率先开拓万里国际茶道。晋商在恰克图的商贸活动引起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评论和关注。明末到清，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海外殖民市场的开拓和掠夺，沿续千余年的陆上丝绸之路渐趋沉寂，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兴，但有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神的中华民族不断奋起抗争，代替海上丝绸之路衰败的是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茶叶之路的兴盛。

万里茶道是“丝绸之路”的延续。这条茶路发展于明后期，兴盛于清中期，以山西商人为主力，贯通蒙古、俄罗斯、欧洲和中亚各国，途经235个城镇，总长1.3万余公里，是继汉唐宋元“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后又一条连接欧亚大陆、在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商业动脉作用的陆上国际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时强调“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

300年前，以晋中祁县一带为中转大本营的晋商历经艰险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途经鄱阳湖、汉口，河南赊旗镇、洛阳，穿越太行山，过太原、雁门关，出杀虎口、张家口，北上呼和浩特、乌兰巴托，直抵恰克图，然后远销莫斯科、欧洲的万里国际茶路。从1692年俄国第一支商队进北京，到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恰克图市场随着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繁荣了整整200多年。这里成为中俄两国互易有无的重要商贸枢纽，造就了以“晋帮”商人为主、“京津帮”为辅、总人数达50余万的旅蒙商贸集团，进而拉动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归化、多伦诺尔的开发和内地杀虎口、张家口、天津、汉口及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斯克、上乌金斯克一批城市的发展。

恰克图边贸在清代乾隆中期进入鼎盛时期，每年都有成百上千万担的茶叶、瓷器、大黄、丝绸、锦缎、铁器、棉布、烟酒、糖碱和其他日用百货从中国内地源源不断地输向恰克图、莫斯科、欧洲，同时从俄商换回各种皮革、畜毛、羔皮、呢绒、麝香、鹿角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带着龙票去恰克图贸易的山西商人是汾阳人。前苏联专家加·尼·罗曼诺娃在《远东俄中经济关系》中记载：“在19世纪中叶前的恰克图贸易中，中国方面为山西商人所独占，俄国方面在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国各中心省份的商人。”恰克图市场的中俄贸易在道光时期（1821—1850）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俄国各阶层的饮茶者与日俱增，大大刺激了茶叶进口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达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

清末民初俄中贸易额统计表（1892—1916）单位：百万卢布

三是出现了一批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一体，银企互助联动、多元混业经营的巨商财团家族。临汾亢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渠家、何家，平遥李家和侯家，太谷曹家，介休冀家，汾阳牛家，太原张家，襄汾刘家，万荣李家等都是拥有数千万两白银资产和大量商号、店铺、票号、宅院的垄断财团。清代最大的旅蒙晋商大盛魁号称集22省货物、拥有上千家分号、上万名员工、其资产据载可用50两的银锭元宝从北京铺到库伦（今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市）。

四是在实践中积累创新了一整套用人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诸如“密押”、“暗码”、“股俸制”、“学徒制”、“标期制”、“合伙制”、“顶身股”、“故身股”、“龙门账”、“预提护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业拆借”、“票据扎差清算”等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自身发展需求、有效协调劳资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现代银行的许多原理规制皆肇始于此。

五是晋商拓展了数条重要的联结国内外商业贸易的物流通道。晋商通过长途贩茶、运铜、售皮毛，相继开辟了连接殴亚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海上商路张库大道、晋蒙粮油古道。这数条物流通道既加快了国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六是带动了一大批商贸城镇的发展和繁荣，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带动中小城镇发展，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商业化、政区化方向转变。晋商在长期贩运贸易中，促进和带动了国内外大批城镇的崛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计民生、尤其是商贸流通、推进城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至今盛传着“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的说法。晋商在通都大邑京津、汉口、南京、广州、成都、沈阳、营口等市广设会馆、店铺、票号；在交通要道、黄河沿岸的内蒙河口、包头，山西河曲、保德、碛口、孟门军渡等码头集散货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数十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

三、晋商的八大创新至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晋商在长达五百多年的经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创新是晋商兴盛的不竭动力，而且是晋商兴盛成功的源泉。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诚信经营，两权分离

晋商在诚信经营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明晰企业产权非常重要，经过反复长期实践，大胆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破解了企业数百年的明晰产权与经营绩效问题。

（二）商业信用，标期结算

企业间的三角债、多角债纠纷古来有之。晋商注重商业信用，通过合伙经营、东家委托授权经理、通过银行印鉴、密押、暗码、旅行支票、票据扎差清算、标期结算等规章制度解决信用和债务问题，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当时没有工商、税务审批监管部门，尤其是在商号店铺之间流动资金结算方面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订标，实行标期结算清账，谁失信顶标违规者自然淘汰，大家就不和他做生意，从而有效防范了金融债务和风险。

（三）构建金融体系，投资三产物流业

晋商先后构建钱庄、账局（同城资金清算）、票号（异地汇兑）、当铺（城乡当物支钱）、印局（短期借贷，每逢春夏青黄不接之机发放印子钱）、银楼（打造金银首饰，兼发行小额钱票），解决城乡和不同地域的物资流通和资金结算。晋商还利用开辟的茶叶之路、大小西路、海上商路、张库大道、粮油古道，大量投资三产，通过长途卖粮、贩茶、运铜、出售皮毛、交易丝绸，既加快了国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周转传递，又拓展了国内的市场，将民间私营组织的国际贸易扩展到俄罗斯、日本、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开现代物流运输业的先河。

（四）金融创新、经营期货

晋商是以店铺实体起家，但敢于大胆创新尝试，乔家在包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期货雏形“买树梢”，比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50年。清代晋中商人在寿阳粮食市场进一步发展了粮食期货贸易。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中将其概括为：“买者不必出钱，卖着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这是典型的粮食期货交易。

（五）股份经营，资金增值

明代晋商在初创起家阶段，大多实行的是伙计制，一人出资，众人合伙经营。到清代晋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银股（资本）、顶身股（人力股）、故身股（对有重大贡献的人员死后仍在定期发股，大德通经理高钰身后子孙仍享受20年股份分红），大盛魁创立了东方中国土生土长的股份合作制（资本银股、人力顶身股、生产技术经营要素股），协调了千百年难缠的劳资矛盾与纠纷。

（六）海外投资，跨国合作

晋商具有全球的眼光和开放意识，他们大胆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开放经营。《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旅蒙商在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出巨资控股和俄罗斯商人合作开办远东商业银行，后称东亚银行。五口通商后，外资纷纷进入中国，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罗斯道胜银行陆续来华和票号合作。一位在上海的汇丰银行经理曾说，山西商人信誉极好，合作二十余年从无一位不讲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国人都把山西人办的票号称为山西银行。

（七）银企一体，资金高速流通周转

晋商以实业起家，靠金融业辉煌。但并不是单打一，而是实行混业集团经营、银企联动互济。许多票号把本号的资金贷放于本家商号店铺，手续简便灵活；本家商号赚的利润又存放于本家票号，资金周转快，经营效益高，有效破解了现代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审批时限长、成本高绩效低的难题。其资产经营灵活便捷。

（八）投资公益，带动城镇和社会公益福利事业

商业文明与城镇化是一对共生相伴体。城镇是商人之家，商业文化是城镇之魂，晋商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进程。他们赚钱后，担当意识、社会责任感很强，投资修桥、铺路、建校、盖庙之举数不胜数，促成一批金融、商贸、文化名城、特色集镇崛起，带动部分军事卫、所向政区化方向转变。加之各地地理、物产、工商业发展的差异，到明清时形成一批特色城镇。

四、历史启示

基于诚信、敬业基础上的开放精神是山西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转型发展中值得后人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一）三晋悠久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增加了晋商的开放自信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连接通道，也曾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和晋商开拓的万里国际“茶叶之路”的拓荒地，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交流、碰撞、融合的大舞台，是东西方文明和中外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汇的中转枢纽。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自信，增加了晋商开放的底气和自信。

（二）诚信是晋商发家致富的内生道德根源，但如果没有开放，人格道德就没有向外发展的动力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赚取更多的钱就必须诚实守信，只有诚信才能长久致富取胜，才能避免一锤子买卖造成的短期利益和难以持久行为。但光有诚信，缺乏开放进取精神只能守本保富，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山西要解决目前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关键取决于深化改革，激活人才资源，实行全方位开放

从历史上看，山西经济在全国位次相对靠前的时期，也是对煤炭路径依赖相对较小的时期，随着一煤独大、一股独大的形成，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虽曾有过高速增长的十年黄金期，却难以持续，甚而在全国的位次后移。

目前，山西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山西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政治生态由“乱”转“治”、经济发展由“疲”转“兴”的有利时机，积极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枢纽战略，以综改试验区为突破，以全方位大开放、大合作为主线，以重大项目为载体，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深化山西与沿线国家产业、产能与文化旅游的合作，同时以“万里茶道”联合申遗为契机，加强与欧美、俄罗斯、蒙古、中亚等国家的合作交流，提升晋商的国际影响力，实施东联、西引、南进、北拓的全方位开放战略，积极推动品牌产品和优势产业“走出去”，使山西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人文旅游休闲地、全国清洁能源生产与技术创新示范引领地，把山西真正打造成能源革命的排头兵和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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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012（2017）03-0074-07

2017-08-25

高春平（1963-），男，山西临县人，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