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周常春 翟羽佳 车震宇

摘要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多维贫困；能力建设；云南省；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095-09

DOI：10.12062/cpre.20170442

贫困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由最初的收入贫困[1]发展到多维度贫困、能力贫困[2]，贫困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在不断变化，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lllartya·Sen）首次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3]，指出贫困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收入被剥夺，而是因为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被剥夺，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以重建个人能力为主的扶贫路径，指出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有助于个人获得更多收入以摆脱贫困，但首先要全体居民取得平等的权利[4]。在森的倡导下，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多维角度，国内外有关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在贫困维度的选择[5-7]、贫困测度的方法[8-10]、融入空间分析方法[11-12]以及对不同群体福利贫困的测度[13-15]。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的概念是以对发展援助批判的形式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传统发展援助出现了“援助疲倦”现象，特别是人们对援助效果不满，能力建设强调把发展建立在本土资源、所有权和领导力之上，强调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援助”应向“较少依赖”，再到“自助”转变[16]。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步提高，但贫困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推进和城乡分割式的权利体系强化了农村的弱势地位，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困难[17]。政府需要以新的方式加强对农村的介入，加快促进农村社会主体性的成长成熟，这些都是增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的驱动力。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云南省涉及4个片区91个县，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文章将以多维贫困理论为基础，基于对滇西边境片区、石漠化片区、迪庆藏区和乌蒙山区4个片区的农村家庭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特征进行识别，再从扶贫能力建设的角度，分析扶贫主体能力建设对多维贫困发生的影响，以期帮助扶贫参与主体提高自身能力建设，从而提高扶贫效率，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方法

多维贫困指数可以帮助测算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等多个维度，其计算方法是设定贫困维度及指标并确定每个维度指标的临界值，设定依据是贫困家庭微观数据，构建贫困剥夺矩阵，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维贫困识别，具体步骤如下：

2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2.1 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实地入户调查数据，涉及云南省10个地州（市）、18个县，根据云南省四个连片特困区覆盖范围，在每个片区所含地州（市）按普遍性和代表性原则选取1—2个县，每个县随机选取1—2个自然村于2015年7、8月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涉及29个自然村，样本规模为1 278户，其中包括滇西边境片区5个地州（市）、9个县668户家庭，石漠化片区3个地州（市）、3个县202户家庭，迪庆藏区3个地州（市）、3个县200户家庭和乌蒙山区3个地州（市）、3个县208户家庭。

2.2 维度及指标选取

在维度选取上，借鉴Alkire和Foster提出的MPI指数和《人类发展报告2013》的多维贫困指数，结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扶贫要求，并参考已有的理论实证研究[18-20]和云南省实际情况，构建了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贫困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维度及指标解释如下：

（1）收入。在长期一维贫困的研究中，通常是以收入来识别贫困，收入贫困线的选择是以我国农村贫困线为标准，我国2011年农村贫困线标准为2 300，以此为基准线每年略有浮动，调研中發现，样本村中仍以2 300作为贫困标准，因此选择2 300元作为剥夺临界值。

（2）教育。《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教育作为扶贫的主要任务，MPI指数中教育维度包括成人受教育年限和儿童辍学率，在调研中发现，由于乡村小学的建设，适龄儿童基本达到了入学要求，因此文中选用“户主学历”代替儿童入学率来反映家庭整体受教育质量，用“最高学历”来反映成人受教育年限。endprint

（3）健康。与教育一样，健康也是被广泛使用的维度之一，若家庭中有成员患有疾病或重大残疾，会给家庭带来极重负担，此外，医疗保险可以帮助家庭减缓医疗负担，新农合是农村医疗保险的最低准入条件，因此将“是否罹患疾病或重大残疾”和“是否参加新农合”作为健康维度的贫困剥夺临界值。

（4）生活质量。文章中生活质量维度包含6个指标，其中，电力和饮用水两个指标在MPI指数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均有提及，卫生设施和生活燃料来自于MPI指数，而住房和家庭资产指标来自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云南省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地形多属山地，不利于储水蓄水，因此冲水马桶并未普及，而是以独立卫生间为标准的，所以卫生设施定义的剥夺标准为是否有独立卫生间而非MPI指数中规定的是否使用冲水马桶。

（5）社会资源。在调研中发现，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很多扶贫组织企业以及项目资金进入农村，使农民更容易获得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因此，文章引入“社会帮扶”和“扶贫项目”这两个指标，以体现贫困农户获取资源项目的情况。

指标具体赋值及贫困剥夺标准如表1所示。

2.3 权重

多维贫困加总中使用较多的是等权重法，MPI指数也是采取等权重方法，即贫困维度和维度内指标均等权重划分，有学者将等权重结果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的权重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用等权重方法估算得到的方法是稳健的[21]，因此，本文将采用等权重法对多维贫困指标进行加总计算。

3 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贫困状况分析

3.1 样本农户单维贫困概况

从单维贫困发生率来看（表2），教育和社会资源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两个维度，其中，四个片区均有不到一半的樣本家庭户主学历是初中以上，甚至仅有10%左右的家庭中有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社会资源方面，有70%左右的样本家庭没有享受到诸如低保等贫困援助项目，尤其是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贫困程度都在80%以上。另外，在生活质量维度上，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的指标是生活燃料和饮用水，尤其是在石漠化片区和迪庆藏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特殊，外来能源成本较高，没有广泛使用沼气、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仍保留柴草烧水做饭的习惯，并有40%以上的农村家庭喝不上“干净水”，还要指出的是石漠化片区在卫生设施方面的贫困发生率也均高于其他三个片区。仅从单维贫困指标来看，石漠化片区在很多指标上贫困发生率都比较高，而收入指标是四个片区中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可见，仅从收入指标并不能很好的衡量农村居民贫困情况。

3.2 不同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

从计算结果来看，样本中仅有0.39%的家庭不存在任何维度的贫困，有0.55%的家庭存在12个维度的深度贫困，文章选取了3、5、7、9这四个维度来进行阐述，既能体现低、中、高维度的贫困特征，也能反映一定的规律性。从样本总体来看，中等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16.35%，其次是低维度13.07%，随着维度升高贫困指数在下降。从四个连片特困区来看，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的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其中迪庆藏区低维度贫困发生率最高，滇西边境片区在高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低；而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其中乌蒙山区在K=5时，贫困发生率最高，为25%，当K=7，9时，石漠化片区贫困指数最高，分别是16.34%和5.94%，这也与（1）中分析相符。

但是从贡献率来看，滇西边境片区贡献率在每个维度上都是最高的，这与其多维贫困指数并不相符，而其他片区贡献率与贫困指数基本相符，这是因为多维贫困指数在分解计算贡献率时，不仅考虑了多维贫困指数，也综合人口权重这一指标，滇西边境片区包括10个州市60余个县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也是占样本总量最多的片区，因此在计算多维贫困贡献率时会高于其他片区，所以在扶贫资源分配时，也要综合考虑多维贫困指数和人口权重这两个指标，不能因为贫困指数较低而忽视了贫困人口数量多的地区。

3.3 不同维度下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

通过对不同维度的分解（见表4）可以看到，对于四个片区来说，教育在不同维度上均是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社会资源的获得，随着维度的升高，因教育和社会资源致贫比例有所下降，而因病致贫逐渐凸显，并且在高维贫困的这些家庭中，面临的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卫生设施等方面的问题也越严重。电力是13个贫困指标中贡献率最小的，说明四个片区在电力方面已基本达到“通达”目标。

根据贫困维度分解的结果可以推断，对于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来说，受教育水平不足会使家庭陷入“能力贫困”，这也会影响其在获取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贫困家庭不能够认识到参加生产互助组织、生产技能培训等社会帮助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扶贫资金和扶贫帮助项目的获取方式和渠道。教育致贫的贡献率随着贫困的加深而递减，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主要指重大疾病和残疾，会使家庭陷入贫困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住房、饮水等生活质量方面的贫困。因此在推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要格外关注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干预力度，“扶贫需扶智”，从根本上使其具备获得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医疗救助力度，解决深度贫困根本问题（见表4）。

3.4 农户多维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扶贫参与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农户，加强其自身能力建设有助于扶贫效率的提升，我国学者李国青在其著作中对以扶贫为目标的政府管理能力建设进行了界定和描述，包括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信息沟通能力和政府社区内部管理能力[22]。作为扶贫能力建设的另外一个主体，根据曾艳华在《农民发展能力的问题与对策》中对贫困农户类型的研究，其能力建设包括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扶贫项目参与能力[23]。文章从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考虑农户家庭教育、劳动力、老龄化、务工人数和收入来源情况，从人力资本角度考察家庭自发展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包括农户家庭参加调研中所考察到的互助组织、技能培训、援助项目和农业企业的能力；衡量政府能力的指标选用“交通设施状况”、“现金援助机会”、“村干部工作改进”和“扶贫项目公平度”分别体现政府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能力、信息公开能力、政府内部人员管理能力和扶贫项目管理能力。具体变量及含义见表5。endprint

从上述不同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的分析来看，样本总量中中等维度贫困发生率最高，即k=5时，贫困发生率高于其他维度（表3）。因此，取k=5为分界线，通过计算，5维及以上贫困维度的农户约占样本总量的53%，如果农户处于5维及以上贫困维度时，赋值为1；处于4维及以下贫困维度时，赋值为0，以被调查农户是否处于高维贫困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影响高低维度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SPSS中二元Logistic函数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拟合结果（表6）及各变量的回归结果（表7）如下所示。

从模型整体拟合结果来看，Sig.<0.05，模型显著。从变量回归结果来看，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务工人数、种植业收入和少数民族人口数达到显著水平，其中种植业收入和少数民族人数与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呈现正相关，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则呈现负相关。这说明，家庭中初中以上学历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家庭处于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小；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越多、家庭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家庭处于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摆脱贫困状况有较大渴望，并且与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相比，有相对多的外出就业机会，这对增加家庭收入有重要影响，因此，家庭成员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对增加家庭收入，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种植业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越高，说明其家庭主要收入来自种植业而非外出务工等其他非农收入，由于四大特困区地形及自然条件较为恶劣，靠种植业收入来改善其家庭状况作用有限，收入水平的提高较缓。此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教育等观念对贫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少数民族人员与外界交流方面也存在障碍，使其在接收教育、外出务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

在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方面，参与生产互助组织、生产技能培训和贫困援助项目与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因为通过生产互助组织，可以帮助农户之间加强思想交流，促成信息、资源共享，共同生产应对市场风险；生产技能培训可以帮助农户提高自身素质，了解市场、掌握技术；贫困援助项目可以给农户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这些项目可以有效帮助农户提高收入，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由于农户与农业企业合作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农户参与度低，显著性不高。

在资源项目管理能力方面，交通设施状况和现金援助机会也与家庭是否处于多维贫困呈现负相关性，根据问卷设计可知，交通越便利、现金援助机会越多，农户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越低。因为这对于村民获取外界信息、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外出务工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从整个回归结果看，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回归系数都比较高，说明这两项能力的高低对于多维贫困发生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扶贫过程中，要让农户意识到参与扶贫项目对改善生活的重要性，培养农户的自发性和积极性，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反应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行政成本，通过调研了解，如果政府权力能够合理分配和制衡、制度创新能力强、公共服务水平高、行政成本支出低，那么扶贫项目实施效果更好，多维贫困发生率更低。此外，多维贫困还受到诸如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四大连片特困区都属于山地类型，地势较陡，土壤贫瘠，干旱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对于农作物的种植灌溉都是很不利的。

4 结论及建议

云南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集多山、多民族、生态环境恶劣于一体的复杂地带，由于经济基础差、交通设施落后，这些地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劳动力人力资本匮乏，此外，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水电、卫生设施、住房安全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深程度贫困问题。鉴于此文章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农村家庭入户调研数据，基于不同片区和维度对云南省多维贫困进行具体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单一维度上，农村贫困家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贫困而非收入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从户主学历来看，有近40%的家庭户主没有达到初中学历。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縛，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因此有70%左右的家庭在接受社会帮助和申请扶贫项目上存在困难。另外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特殊，在生活质量维度中，有超过75%的家庭没有使用清洁燃料。此外，石漠化地区在很多指标上贫困发生率高于其他三个片区，但在收入指标上是发生率最低的，因此也得出仅从人均收入并不能很好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状况。

（2）基于不同维度和地区的多维贫困分析来看，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在下降，贫困指数最高发生在3维贫困到6维贫困之间，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地处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具体表现为，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生活质量维度在深度贫困家庭中的贡献率也随之升高。其中，电力方面已基本达到“通达”目标，而生活燃料则是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均面临的问题，从不同地区来看，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深度贫困家庭面临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问题，石漠化片区要注重卫生设施的修建工作以及中高维度家庭的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乌蒙山区是土地荷载最重、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住房安全是乌蒙山区深度贫困家庭面临的问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

（3）从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具体表现是农户参与生产互助组织、生产技能培训和贫困援助项目可以帮助农户提高自身竞争力，增加收入，周边交通越便利、现金援助机会越多，农户有更多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从而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种植业收入和家庭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与是否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呈现正相关，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则呈现负相关，即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endprint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为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1）关于农户能力建设的建议。首先，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降低适龄青少年的失学率。贫困村寨人口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受教育年限短、中老年和少数民族人口文盲比例高。为提升未来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有必要从基础教育着手。乡镇集中办学后贫困村的适龄儿童失学率有所下降，但是青少年的辍学率仍然较高。贫困家庭的子女由于各种原因失学在家，既无外出务工的能力，又无法在家从事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建议政府在财政预算或者社会扶贫资金的募集过程中，设立专项资金资助或者奖励贫困农户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并接受适当的专业技能的培训。

第二，增加贫困农户的各项培训，完善培训内容。贫困人口发展中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资源运用效率低。除了与农户基本能力较低有关，还与贫困人群缺少和外界的信息交流相关，贫困农户生产生活领域急需的农业技能、科普知识、医疗卫生常识匮乏极大制约了农户的发展空间。农户基本能力的培育是一项长期工作，而通过短期培训可以扩展贫困农户的视野，有助于农户主动寻找发展机遇。此外，继续扩大大中专院校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规模，并支持一批特色优势专业，培育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有效帮助贫困农户解放思想，不断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生产方式逐渐从传统粗糙农业生产向农村专业化发展过渡。

（2）关于社区能力建设的建议。第一，加大社区互助组织的建设力度，提高组织内部的协作互助能力。以村为单位的基层社区通过民主选举制度形成了具有较高适应性的组织结构，实践也已证明社区组织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提升组织效率的角度出发，社区内部的协助互助有待进一步加强。高收入的农户带动低收入农户、有就业途径的农户帮扶未就业农户，通过完善组织内部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高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提升社区组织者的创新和开拓能力，带动社区内农户发展。组织者个人综合能力的高低对社区的发展影响深远。基层社区组织者通常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及学历条件，但其带领组织内成员发展中由于受限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环境制约难以有较大突破。在贫困村寨的社区能力建设中，各级政府需要重视并发挥基层组织者的领导作用，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扩宽视野，通过学习、交流、鼓励、支持等多种手段培育社区组织者的创新意识，使其具备带领社区脱贫致富的较强领导力。

（3）关于政府能力建设的建议。第一，在贫困县推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仅从单一维度很难准确识别贫困个体，运用多维贫困方法可以进一步刻画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状况，做到从普惠到精准，符合当前精准扶贫的要求。在扶贫资源分配和考核时，应综合考量贫困深度和贫困人口基数，不能忽视贫困发生率低但贫困人口多的地区，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将扶贫资源进一步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同时，扶贫政策项目要关注到深度贫困的家庭，对农村家庭重大疾病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贫困家庭个人医疗档案，量身制定治疗方案，通过新农合倾斜保障报销、民政救助、医院减免、财政兜底等多种措施，帮助特殊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并加快建立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使得患病贫困群众完全或部分恢复劳动力。

第二，地方政府要加大资源项目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加强监管，确保扶贫开发资金项目发挥最大效益，根据贫困家庭贫困深度和致贫原因，实行差异化扶贫措施。着力推进饮水安全工程、危房改造工程、道路通达等基础设施改造工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进一步引进特色产业、发展旅游扶贫提供保障。针对四大片区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扶贫开发策略：滇西边境片区覆盖范围广，贫困人口基数大，但贫困维度处于中低维度，要着重解决教育贫困问题，注重教育建设的同时也要合理引进人才，加强地方师资力量；石漠化片区由于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较深，因此要加大地区生态治理，培育一批适宜生态恢复和农民增收的产业体系；迪庆藏区自然条件特殊，少数民族人口众多，要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改善貧困农民生活，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生物产业、水电和矿业等支柱产业；乌蒙山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贫困程度深，土地荷载重，要加强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建设，改善贫困家庭生存条件，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方面的开发。

第三，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保持政府公务人员和贫困群众的联系。目前偏远贫困村的通达性差，导致农户与外界的联系频率低，信息不畅，对各类扶贫和惠农惠民政策的认识不足。而政府机构在制定扶贫政策和规划扶贫项目时，基层调研的力度不够，扶贫资金的覆盖面小，部分贫困农户对扶贫项目不理解、不支持。扶贫机构和公务人员应加强对此类群体的联系，改变一刀切的工作方式，积极宣传政策，鼓励基层社区组织在扶贫项目规划时献言献策，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扶贫开发成就、经验，先进单位、先进人物，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境，增进项目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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