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童庆炳

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北京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们家乡的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省的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青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诗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上北京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上一趟北京，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

我上北京讀书的消息，经乡亲们的渲染，变得“十分重大”，使我们家的“两个女人”更是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我上路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也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的圆圆的头发结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