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剑术（道）文化特征研究

赵建波，武 冬，及化娟

（1.石家庄学院体育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5；2.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北京100084）

中日韩剑术（道）文化特征研究

赵建波1，武 冬2，及化娟1

（1.石家庄学院体育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5；2.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北京100084）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通过对中日韩剑术（道）文化特征，即剑器、剑技、礼仪、文化、精神等各自的内涵进行梳理和对日韩剑道文化传承进行剖析研究，反思当前形势下我国的剑术发展窘境，以期传承中国剑术内涵、保持文化符号、恪守本质特征，推动剑术文化“本真”的发展，助力伟大民族文化复兴和文化强国的建设。

中日韩；剑道；剑术；文化内涵；文化特征

剑术实质是一种击刺卫体之术，早在中国汉代就有“剑道”记载。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演变中，剑的功能逐渐从卫身格斗的武器衍生出具有承载权力象征的礼仪蕴含，又有布道施法的道教法器功能内涵。但是，剑的本质依然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武”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特性，因为本质不能混淆功能，一事物存在必须要具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属性和特征。特别是作为体育文化属性下的剑术，由术入道，更是彰显剑器与剑术的文化属性特征。日韩剑道文化渊源于中国，却和中国剑术走上了不同的剑文化传承发展道路。日韩剑道在海外的强势发展击溃了“中国武术体操化改革”［1］近百年的优越感。特别是继柔道之后，前不久日本又把空手道成功打入2020东京奥运会。作为中国文化的后继者，日本已经成功地把源自中国的两个武道项目塞入奥运会，韩国也同样利用举办1988年奥运会的机会，把跆拳道推进奥运会。近邻“徒孙”的表现，是对“祖师爷”中国武术的当头棒喝，触发了中国武术发展从文化视角的自醒。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剑术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当今剑术的发展策略；如何对中国剑术技术、礼仪文化、文化信仰、民族精神进行挖掘、拔萃，成为当代剑术发展研究的首要重点问题，也同样关乎到民族文化复兴和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地位，为此展开本研究。

1 中日韩剑术（道）精论

日韩两国与中国一衣带水，接壤相邻。早在汉代，随着政治、军事、宗教等文化交流的互通往来，推动了冷兵器以及武术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刀、剑交流甚广，并对日后日本“剑道”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历史可以延伸到秦汉时期，在日本奈良天理市栎本古坟中，挖掘出一把刻有“百炼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金错铭文的东汉中平年间的铁制环首长刀，由此可见我国铁制环首长刀汉朝时期便大量传入日本。由于战事的频繁，需要围绕剑器的使用特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剑道“器型”。古代韩国作为中日刀剑贸易的枢纽，“左右逢源的参与效应”［2］直接或间接吸取和继承了古代中日剑术技术的精粹。

由于“剑器”其自身形态的不同，中日韩三国形成了诸多剑法流派。《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剑道》一书，是我国汉代以前众多剑术论作的集萃，共三十八篇，故“剑道”一词在当时汉剑的文化传递及术语使用中较为广泛。《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女精湛的剑术理论及守战之道。《庄子·说剑篇》中记载有庄子精辟剑术要义，可见越女、庄子都是擅长剑术格斗的大师。唐代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描写了公孙大娘弟子精妙高超的“舞剑”技艺。《鸿门宴》中有项庄舞剑的场景，说明当时民间或军队已经将剑法技艺以“舞”的形式作为娱乐休闲表演。由此可见当时剑的发展已由单纯的战场利器逐步融入娱乐表演元素。随着军事需要、生活变更和时间的推移，以及对技击需求与美的认识提高，逐渐演变形成为“斗剑”和“舞剑”两种形态的发展。日本剑道“多知加伎（たちかき）”［3］早期称为“剑术”。在室町时代至德川幕府时代“剑术”一词被普遍使用，是指“击刀”“击剑”的运动形式。剑道在日本武道中独具代表性，被称之为“兵法”［4］或“小兵法”。兵法分为“太刀”和“肋差”两种，太刀是长刀，肋差为短刀。古代日本剑术格斗伤亡率大，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直心影流和一刀流为代表的长沼四郎左卫门、中西忠藏等剑道家发明了使用竹刀穿戴头盔、胴甲等护具的实战对抗方式，极大地减少了使用“真刀”和“木刀”的死亡、伤亡的情况，“真刀”和“木刀”逐渐被用于剑道“型”的使用。日本剑道回归到以实战对抗为发展的轨迹，奠定了日本剑道以实战为发展的方向。1906年经日本300多个剑术流派共同研究并制定了以武德会冠名的武德流“剑术形”，由于之后分歧较多，于大正元年（1912年）确定为“大日本帝国剑道形”全部流派归于一统，将“剑术形”更名为“剑道形”［5］，由此“日本剑道”名称确立。韩国古代剑术称为新罗剑法，剑道一词使用较晚。《武艺图谱通志》有“新罗时期风月徒黄昌郎教授剑法32势”［6］记载。《朝鲜上古史》记载有新罗时期花郎道徒以习剑法和拳法为主要科目。黄倡郎所传授的新罗剑术对后世的朝鲜剑法传承与发展有着较为深远影响和祭奠。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了古朝鲜双手剑法。史料《东国通鉴》记载花郎道原名风月道、风流道，由具备相当德行的美貌青少年男子作为花郎并千挑万选组成。“海东剑道”为韩国剑道代表。“海东剑道”的意思是在凌晨的大海上，渐渐升起的太阳光照到了剑面上。20世纪70年代初，剑道逐渐在部队和学校开展起来。海东剑道具备了规范化的理论体系。剑道规范本《海东剑道概论》由罗韩日先生在1984年初以韩国海东剑道研究会会长的名义所编著，之后“海东剑道”这一名称逐渐被沿用下来。

一直以来，中日韩武学界对“剑术”与“剑道”名词的使用存在不同的争议，并对“术”与“道”有着不同的诠释。关于“道”一词，史学界认为源自《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7］。古代武术中的“道”与“术”即为悟道与御术修炼之法，前者指事物发展的规律，后者指规律指导下的方法。用现代语境阐释，道为方向，术为方法；道是法则，术是谋略。日本称传授武技为布道，“道的本意是路，后引申为万物规律”［8］。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剑术”还是日韩“剑道”，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以及漫长的历史文化沉淀中所产生，是一种以武术为对象的“身体修为之道”［9］。道为体，术为用，道术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如太极大家杨澄浦在其著作的太极拳体用全书中确立了“体用兼备”之名称，初步构建起了道术兼修之法）。之所以这样界定道中的“体”与术中的“用”，一方面是因为日韩剑术由剑技向剑道嬗变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从日韩剑道文化发展角度讲，通观日韩“剑道形”“剑法”到“剑道”的路途演变（由术至道），依然处于以击杀为目的的发展路向（由术至体）。日韩古代剑术由术至艺、通艺而达道的发展演变方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剑术、剑道技术内容体系、技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彰显了剑文化多元化格局和剑文化民族特征。

2 剑文化特征释义

提及剑文化，会习惯性追踪其母体“文化”。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多达近百种，但目前并没有形成官方公认的定义和界定。“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0］是《周易》最早对“文化”一词的阐释。综合各家观点而言，“文化”大可以与“文明”同义，小可以解释为生活习俗。从历史角度观中日韩武术文化的纵横向发展，其形成都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浸染，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资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传承表现形式。“剑文化”作为武术文化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历经千年积淀，其特征蕴含着剑器、剑技、剑理、剑神等属性要素。剑文化是剑技的发展、衍生过程，剑技是剑文化的核心，“是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的人体文化”［11］；剑技好比“种”，剑术文化好比“属”，属种不能相离，脱离了剑技谈剑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所以谈剑术文化必须有剑技之“本”。近代剑术由于官方框定的异向指引（竞技体操化），忽略了剑术“技、法、道”三位一体的融合，导致技术结构异位、攻防功能遗失文化变味。日韩剑技由最初单一的炼体“杀人技”而升华至“以武证道”的求真理念，不仅是技术结构的变迁，而是文化的一种跃升。笔者认为通观三国剑文化发展路途与嬗变，中日韩剑术（道）文化均承载器物、思想、精神三个层面，究其本源而言，剑术（道）文化特征可从剑器与剑技、剑礼与剑理、内涵与精神三种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

3 剑术（道）文化对比

3.1 剑器与剑技的比较

中国剑器“异化”。从秦汉时期形成的剑器形制到今天流行的中国剑器，外观精美细腻，材质常见于铁、木两种。铁制剑用于套路演练，木（皮）剑结合护具用于短兵对抗。早在民国时期的国术大会上就有了短兵格斗，当时使用的护具是借用棒球护具，显得很不成熟。短兵器材是所谓刀、剑甚至是锏的混合，事实上刀、剑、锏本身形制不同，技法不同，合一混一，如何体现“剑与刀用法之大异”的特质？近代变异的剑器走上套路竞技赛场，其代表是被一些武术人戏称为“韭菜叶”的铁皮剑，其看不到“剑脊”“剑锋”，以至于运动员可以为了演练的方便，不自觉地视“剑格”为虚设，悄悄把食指钩在剑格外，不怕“断指”之痛，所以剑器确实与《剑道》中的剑器大异哉！

中国剑技“花美”。从春秋战国“日夜相击”“百姓多剑般”一路走来的剑技，其内容确实丰富，主要技术内容大别分为十三种剑法，运用抽、击、刺、点、压、劈、洗的攻击七法，以点击、直线、曲线的方式特点避实就虚、迂回攻击。防守时以格、崩、搅、带、提、截六种技术动作为主，着重于以泄力借力打力、不以蛮力较技的防守方式。“大成之法，先须活步身”［12］，身轻、步迅、腰活为基本身法运用的要领。拳彦曰“眼为心之苗，心为主帅，眼是先锋”。眼精定神稳，方能洞悉对方之意。“步法者，剑身运转的基础”［13］，以腰带身瞬息万变，实战中活、碾、扣、摆四种移动步法与步型相辅相成，通过变、化、进、退四法的运用，达到“剑走八封，腰如太极，剑似闪电”［14］行无定术的合一境界。

当今中国剑术已成为武术套路竞赛场上的“主人”。一套全国冠军演练的剑术1分20秒，持剑做跳跃难度动作和没有明确攻防技法的时间能占57秒；剩下的20秒左右时间，摆几个炫目的“pose”，做一组刀剑不分的腕背花，听着噼里啪啦抖响的“铁片”声，在运动员比观众优质的场地上“自娱自乐”，偶尔听到几声队员的叫好声和稀稀拉拉的掌声，试问中国剑术哪里去了？将走向哪里？还在继续地“剑技”着，准确说是刀剑锏不分的短兵竞赛不温不火地“蔓延”着。可是没有剑器的依托，满场“活蹦乱跳”的“剑技”是《剑道》传承的“两两相当”“较技，较巧，较技艺”的剑技吗？

日韩剑器保真。日韩剑器同属一系，质地分为铁、木、竹三种，外观简单朴素，保持了剑器“杀”的本质特性。真刀用以劈击竹子、草捆来练习刀法，竹剑常配合护具用于试合，木刀用于“型”的使用。即使是竹质剑（实际是刀的成份更大），虽然没有铁制真刀的锋利，但是其形制依然可以看到剑刀的“锋利”。日本的竹剑只是处于安全考虑而采用竹子，但是其“线”实则代表的是刀背。别小看一根细细的“线”，它连接的是剑（刀）的文化血脉，保持了不变之变的“武”本质。相比较早在1953年改造的中国剑亦或称短兵，没有了“线”，割断了一脉相承的“武”文化本质。

日韩剑技“实用”。日韩剑法突出实战。日本在剑道竞赛中通常是以双手持刀为势，将攻防两技用于实战之中，刚烈凶猛，极具攻击性。主攻人体手腕、头、两肋、喉咙部。攻击技法分为面部攻击法、手部攻击法、腹部攻击法、喉咙攻击法，主要运用劈、刺、点为攻击动作，突出直线的刺杀、大开大合的劈击和缠滑式的缝隙攻击特点。防守技主要运用格、挑、架等技术，在两剑器接触瞬间，利用拨离技拨开对方兵器，再加以快、准、狠的进攻。“一眼二足”［15］是剑道修炼基础，讲究洞察对手意图，运用精确的上体位移进行攻防实战，“对战时要视远如进，视进如远”［16］，做到视野开阔、明察秋毫、严谨分析、制胜对手。身体移动技是剑道身法核心，是以足法、摆体和转体技术为攻防的身法移动，“用法唯以身法为要，环跳超距，眼快手捷，诱而击之”［17］。

韩国剑道中真刀和竹剑用法与日本剑道一致，其木质锻炼棒与木刀器型大不相同，主要是提高手法技术和手部力量。韩国剑道沿用古朝鲜锐刀28法，以刺、击、格、洗四法为母法的技击方法。技法种类分为双手剑法、心相剑法、锐刀剑法、本国剑法、先防（单手）剑法、先攻剑法、坐防剑法、坐攻剑法、双剑法和参禅剑法。韩国剑道以见贼势、横断一剑、朝天势、光字劈击为攻击技术动作，攻击方法上则以展合劈击、直线刺击方法为主。防守时则是以金鸡独立八相势、隐匿势、伏虎把剑势为主，地下势是用于倒地状况下的防守技术动作。韩国剑道注重眼法的目标判断和准确度的修练，在眼法的练习中融入手法、心法的配合和辅助。身法的高低变化快速灵敏，步法矫健轻灵，法诈刀快，动作大开大合。常以劈击竹筒、草捆来锻炼眼睛和提高手法的精准度，以击斩蜡烛和打坐冥想提升心、眼、刀法的合一境界。

日韩剑道的剑技，主要以格斗实用为主。虽然日本的剑道实际是双手刀法为主，但毋容置疑的是他们死死地恪守了“武”的本质。他们也有类似中国武术套路的“型”，但是同样是“格杀”的攻防性为主，也许他们并不花哨，也许他们不那么吸引眼球，可座无虚席的赛场、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奥运会，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综上所述，锋“刺”刃“斩”器型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剑技形态的改变。两面双刃为剑，单手持拿轻便灵活，利于进攻和刺杀。单刃为刀，双手把持，易于格挡，利于劈击，动作力度大而幅度固定。其用法都是围绕剑器锋刃为主的技术延伸。从器型异同到剑技变化，日韩剑道技法都显现了中国古剑术“击、刺、格、洗”技击的奥义。在早期，从实战角度看三者都注重器、技、法三者的结合，都通过敏锐的洞察、心法的沉着、剑法的精准，达到贯通一致。中国剑术的理法、剑法、剑制还具有明显的优势，采用以刚柔兼备、步轻法快、把灵腕活、避实就虚乘虚蹈隙、回旋攻击的多变技法。相反，日本剑道主张抢占先机先发制人，剑（刀）法奇诈，步法迅速，动作粗犷，简单直白，路线简单明快，出击干净利落。韩国剑道注重以静制动，后发致人，看准时机，快速出刀犹如闪电，准确地击杀对手，动作快捷简短。

3.2 剑礼与剑理的比较

中国剑术有礼缺仪，日韩剑术礼仪可见。“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为仁”［18］，因此孔圣思想确立了周礼，历朝历代以“礼”为首尊。礼的外在形式是敬意、谦恭、尊重、臣服等一套固定的尊卑等级循行仪式，其内在精神是意旨阶级的划分，强调尊卑分明、各守其位，以遵者为顺、违者为逆的礼法体现。中国武术讲究礼为先德为重，“抱拳礼”是礼的重要体现，是以武为基础的礼法延伸，其意义等同。抱拳礼是将“作揖礼和四指礼融合”［19］提炼、规范统一而来，其含义有三：其一虚心、求知，恭候指教。其二不自大骄傲，不滋乱犯禁。其三天下武林为一家，谦虚团结，以武会友。与日本的战乱历史有关，武者把剑视为身体形影不离的一部分，除正座和就寝外，都将长短两剑横别于腰间，其剑术礼仪都是在持剑下完成的行礼。现代剑道礼节延续了古代剑术佩剑式行礼方式。由于男女剑士性别的不同，故持剑礼有所区别，“男子双手自然下垂于大腿两侧；女子需双手并于膝前，左手盖于右手上，躬身行礼”［20］。不论比赛、试合，还是在馆舍，都以发自内心或油然而生的行礼方式表达对他人的敬重之意，以请求指教，礼法与持剑礼相一致。不注重礼仪的剑士，将会被对方鄙夷、众人厌恶。长期受儒家礼仪文化渗透的韩国，倡导剑道的“始于礼，终于礼”。“礼”是“五常六艺”［21］中“五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韩国剑道注重谦虚、礼貌、友好、感谢等礼仪礼节形式，通过敬礼的形式来表达对他人的尊敬和尊重，以体现练习者的剑道精神。

中国剑理丰而不现，日韩剑理简而易见。曾经的中日韩剑道（术）都十分重视礼法，都始终讲求“始于礼而终于礼”的内在表现。所谓“礼”就是隐藏于剑术修行者背后的修为流露，正所谓“剑为体，而道为心，剑为行为，而道为行为的本性”［22］。从剑术、剑道的修养层面上讲，礼为武者修身修心的重要体现。礼之所以在整个武术修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礼体现剑术修炼者修为的完整过程，即由最初形而上的礼内练至“达道”的修为境界，没有中间剑术这一“礼法”的支撑，是万不可能实现的。也正是由于剑术礼法的存在，才令剑与道真正结合，原本粗蛮的炼体技才有了行为规范的可能性。

当今，中国剑术成了有礼没仪的文化“残缺品”。今天在日韩的剑道馆、比赛场、训练场，甚至在日常剑道习练者的言谈举止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礼和仪。从服装和器材放置，到手持剑器方法，以及和师长见面等，都有极其规范的礼仪。而今天的中国剑术，在赛场、训练场，除了能看到一个“抱拳礼”外，所有的礼只能在曾经的古书中见到，看不到再现的仪。因此加强中国剑术的礼仪重建迫在眉睫，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3 内涵与精神比较

中华剑术精神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经过千年历史积淀，一直遵循文以德彰、武以德显、“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23］的精神信条。戢兵之意是把兵器收藏；武之本义即为“收兵”，所以“止戈”，精神内旨意在制止动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并非单纯的胜负。儒学中以“德”为习武之必备，以“礼”为修身之规范，以“仁”为修心之核心，以“信”“义”为尚武之宗旨，以“和”为习武的崇高境界，成为剑术的追求。禅宗是印度佛教中“禅”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其思想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尤其与中国武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禅武”修行超越剑术的物质层面，追求无心之境，通达物我为一、人剑合一的至高境界。《老子》第二十五章中阐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24］“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系列思想是剑术由术入道的主旨。

日本剑道同样受儒禅文化影响。“孔子的教诲是武士的最高规范”［25］，早已成为日本剑道的伦理德行。日本剑道裙上的五片折叠纹，竹刀中的五道竹节，都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个伦理道德思想的延伸。融入儒禅思想的日本剑道以“杀人刀”“活人剑”闻名于世，旨在于斩杀一恶人而活万人，“杀人刀”是杀恶人的刀，“活人剑”是活万人的剑。中国的禅理成为日本的剑理。泽庵宗彭法师提出“剑道的修炼首要的前提是先去掉执着之心”，达到“心无所置”“无停留处之心”，也就是处处留心，达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剑出鞘而心不追想的地步。在剑道心法的修行中，以“无念无惧”心境和“明镜止水”为追求的境界，来磨练武士的勇敢果断、刚毅坚定、精神意志，达到追求枯淡、典雅的禅宗意境。日本剑道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延伸与具体化，忠、勇、诚、义、仁、名等思想是融入了神道、禅宗、儒学的具体体现。武者尤为重视舍身献死忠于主君的“忠”“勇”精神，二者甚至超越理性凌驾于伦理之上。

韩国剑道中的精神同样被儒禅文化影响着。《三国史记·新罗本记第四·真兴王三十七年春条》中记载：“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26］根据资料记载中描述的“相磨以道义”，说明习练剑术的花郎剑士对道义的磨练非常重视。他们以儒家思想为道德标准，以“世俗五戒”作为剑士的必修条例，主张忠孝、正直、武勇、名节，将“杀生有择”“善恶观”作为戒律，把注重实战和修身修心作为修道的精神追求，彰显和体现出了佛教“善恶观”的禅宗思想。

拳谚云：“武之为道，品为上，德为先。”［27］中日韩三国的剑内涵精神，都深深受到中国儒释道刻骨铭心的影响，特别是在道德伦理层面最为深刻。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剑术应该说受到的影响更加深刻才合乎历史逻辑，可是丰富有时反而容易遗忘和不知如何选择。因此，日本将儒禅之理转化为活“万人剑”，韩国“为生存而学习奥妙无穷的剑法”［28］免受侵略保家卫国；借鉴中国剑术技理，结合日本剑道特点，形成“禅宗心剑”体系，而中国剑术在过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上，“止”的太过，以至于不该“止”的剑之本质，技理或退隐或散落，似乎直到今天也还是止于听说过而没见到的“传说”。显而易见，“剥离”了剑之技击性，剑将不见“剑”之真，剑文化将血脉难继。回归剑之真，开剑之新，将是剑文化发展的不二法门，更是民族文化复兴大业所需。可惜在固守传统剑文化方面，我们留下了遗憾。如果我们保持民族自信，返璞归真，复兴汉唐时《剑道》的精髓，那么一定会不留遗憾。

4 结束语

从发展演变传承的角度来看，历经千年，三国剑文化深受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影响，促成剑礼和剑理的形成。日韩的礼仪保留完整，中国剑术缺少专门理论体系和礼仪形式。中日韩三国的剑术发展趋势不同。在剑器和剑技方面，日韩固守文化本原，而中国剑术继承不足发展有余。特别是在传统剑术向现代体育项目转型时，一味地东施效颦式模仿和借鉴西方操化模式。中国剑术在由“击”向“舞”的西方操化异变发展和从形式、内容到功能价值的嬗变中，遗失了大量传统文化精髓，失去了剑术文化的“原味”。特别是日本、韩国的武道接二连三进入奥运会，不知道下一个进入奥运会的是不是剑道？目前日韩剑道文化海外强势的发展，足以让我们警醒，未来需要我们重拾《剑道》精髓，恪守“武”的文化特点，适应社会需求，返朴开新发展。中国剑文化的复兴是伟大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有对剑文化的认知、认同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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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长寿

Swordsmanship’s Cultural Characters of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

ZHAO Jianbo1，WU Dong2，JIHuajuan1
（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35，Hebei，China；2.College of Wushu，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Depending on relative documentary and logical analysis，this paper aims to make research on swordsmanship’s cultural heritag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by managing the swordsmanship’s cultural character of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including swords，sword skill，etiquette，culture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We want to reckon on the current developing dilemma of Chinese swordsmanship.The final target of this paper is to serve Chinese swordsmanship heritages consisting on cultural signal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s，and pushing forward the fulfillment of development on swordsmanship’s“true color”，even to assist the great Chinese culture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ly powerful nation.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swordsmanship；sword skill；culture；cultural character

G852.24

A

1004－0560（2017）02－0139－06

2017-02-14；

2017-03-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ZX005）；石家庄学院科研启动基金一般项目（16YB011）。

赵建波（1982—），男，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

武冬（1968—），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