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参加七七年高考的直接后果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邀请了33位专家学者，于8月3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改革招生制度，成为主要话题之一。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强烈要求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起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对当时的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根据邓小平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人谈话。他明确指示：招生文件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华国锋旋即批示，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恢复高考后的40年里，中国已经有近一亿名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陆续走上不同工作岗位。

这是几位活跃在当今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为本刊读者撰写的高考回忆。他们的专业、母校、经历、感慨，各有不同，因而让我们得知当年中国不同角落发生的事件和改变，了解一段详实生动的教育和人文史。？？？？？？？？？？？？？？？？？？？？？？？？？

1977年冬天，我和上千名考生一同走进安徽省六安四中的考场，参加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次竞争。四中是我初中时的母校，但在步入熟悉的校园和教室时，我却并无丝毫的怀旧和好奇，因为我的内心和其他所有考生一样，早已被激动和迷惘、憧憬和忐忑所占据。

教室里一半的桌椅被抬出教室，堆在走廊上，留下的一半桌椅重新排列，以便拉大座位的间距，增加考生打小抄的难度。教室比从前显得空旷多了，但木头桌椅依然沧桑，布满刻痕和修补的痕迹，体量大一些的人坐上去，椅子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六安所在的长江流域在冬天十分寒冷，但室内没有暖气，寒风从玻璃破损的窗户钻进考场，考生们需要不断地搓手取暖，有人还不时跺跺脚。窗外的法国梧桐树上还挂着几片枯黄的叶子，在寒风中颤动，做不出題来的考生呆呆地看着窗外，那些梧桐树叶大约也印入他们的脑海，在他们的记忆中颤动了很久。

记得那年考了四门课，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语文考试的两道作文题非常具有“时代特色”，一个叫《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一个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第一个命题中的两句话出自叶剑英的《攻关诗》，1977年7月举办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攻关”于是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话题；第二个命题是表忠心的，“华主席”就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他当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选择了第二个题目，原因是我在此前不久去过一趟北京，当时到过北京的人相对较少，我便想用北京之行的见闻来炫耀一番，或许能唬倒阅卷老师。于是，我便从天安门广场的旭日东升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报时音乐写起，用了当时流行的抒情八股体写了一段空洞的“美文”；记得史地考试中有几道题，如地球四季的来历、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座城市等，全考场的人多数不知道，考试结束后我在走廊里洋洋得意地发布这几道题的标准答案，至今记得周围考生投射过来的那种既羡慕又嫉恨的眼神。

考试第二天，我便发现考场里空出许多座位，在第一天的考试中，也有考生刚落座不久就交上白卷离场。考试结束前后，有熟人相遇，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考着玩的。”“考着玩的”人的确不少，有凑热闹的，有来撞大运的，也有被家人逼来的，被朋友裹挟来的。据统计，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570万，最后被录取的仅27万余人，录取率不到5%。然而，当时就心里有底、胜券在握的考生恐怕更少，1977年的高考大约是世界考试史上最不“知己知彼”的一场较量：考生三教九流，有“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刚刚毕业的初中生，有干部和工人，也有教师和知青；至于考试内容、复习范围、考题样式等等，大家事先更是一无所知；当时，高考被取缔已逾十年，连大学都多年“停课闹革命”，人们对于高考，即“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究竟会考什么，究竟怎么去考，全都没有任何概念，那完全是一场遭遇战！

1977年安徽高考阅卷结束后不久，一份手工刻写、油印的《1977年高考高分作文选》流传出来，它大约是某位参加阅卷的有心老师擅自选编的，其中收有十余篇范文，我偶然得到一份，翻开一看，欣喜地看到自己的“美文”也赫然在列。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作文收入此选本的考生，其语文科得分都在90分以上（百分制），而总分能达到200分的考生就有可能上大学。我顿时洋洋得意起来，因为我想，我其他三科合起来得到110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更何况我还知道一年四季的形成与太阳的光照有关，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我还知道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堪培拉，而不是墨尔本。于是，在其他考生忐忑不安地期待考试结果的时候，我已经如释重负地返回插队的乡村——安徽省六安县分路口公社殷家畈大队。我1976年在合肥七中读完高中，当时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运动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并没有人强迫高中毕业生下放农村，我的大多数同学们都留在城里闲逛，我则在离父母工作的乡镇中学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生产队，做起了真正的农民。没想到刚在农村干了半年，我就有机会离开，这真是天赐良机。冬天是农闲时节，生产队并无太多农活，我一边开始收拾极其简陋的行装，做着彻底离开农村的准备，一边读着手边仅有的几本书，记得有一本《欧阳海之歌》，一本《罪与罚》，还有一本破破烂烂的英语课本。endprint

不久，终于等到了录取通知。在县城邮局工作的叔叔“截获”我的录取通知书，并托人捎来消息（那时的乡村不通电话，连电报都要数日后才能送达），说我的录取通知书信封下方的落款单位是“安徽师范大学”，这令我疑惑，因为我并未填报这所大学，我怀疑是叔叔看错了。不过，金榜题名毕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也迅速传遍我所在的乡村，平日里对知青其实颇为不屑一顾，甚至不无刁难的村民们，纷纷赶来看热闹，像观看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一样再看一看他们已经十分熟悉的这位未来的大学生。第二天一早，我就挑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村子，全村人冒着细雨相送，还在村头燃放了鞭炮。

回到家里，这才看到真正的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果然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我感到更为奇怪的是录取通知书上所写的专业：外语系俄语专业。从学校到系到专业，我一连串撞上三个大大的疑问。我在合肥七中上高中时做过《安徽日报》的学生通讯员，在报上发表过几个豆腐干大小的报道，这培养出了我要做记者的野心，于是在高考时，我填报的三个志愿依次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和安徽大学新闻系，颇有一份非新闻系而不入的劲头。可这个录取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填报这所学校，没有填报外语志愿，至于俄语更是连一个字母也不认识。高考之后的洋洋得意至此完全烟消云散，我或许成了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中最没精打采的人之一。当然，在当年，被大学录取的荣耀是巨大的，大学生活的诱惑也是巨大的，在短暂的疑惑和犹豫之后，我还是揣着好奇和兴奋，于1978年初春乘坐合肥至芜湖的火车来到安徽師大，成为外语系1977级的一名新生。

入学后不久，我意外地被任命为外语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因而与系里的辅导员有了较多接触。一次与他闲聊，他突然感慨一句：你上安师大有些亏，你考了300多分，是我们学校少数几个总分过300的考生，所以我们让你当了团总支委员。1977年的考生与后来考生的最大一点不同就在于，我们直到入学之后仍不知道自己的考试分数，大家都是糊里糊涂地考试，糊里糊涂地报志愿，糊里糊涂地入学。后来才了解到，我在高考时加试了英语，没有报考英语专业的我本无必要加试英语，再说我的英语知识也几乎仅限于那本我偶然带在身边的英语课本，绝无考进英语系的水平，可待安徽全省的考试结果出来后，却发现报考外语专业学生的上线人数还少于省内外外语专业院系的录取人数，于是便从加试了外语却未填报外语专业的考生中选录，而在这些考生中，年龄较小的学生大多被选取进了俄语系，主持考试和录取工作的人员大约认为，年龄小的学生学起一门新语言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我们安徽师大外语系1977级俄语班的20人，除三位之前学过俄语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几乎全都是被“调剂”过来的。就这样，我进了安师大外语系的俄语专业。辅导员的话给了我很大打击，让我顿生怀才不遇之感，颇为沮丧，对于学习俄语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打不起精神来，当时的大学里还没有“转系”一说，我因此甚至有过退学的打算；可与此同时，辅导员的话也激起了我的自信和雄心，让我心有不甘，觉得还有第二次创业的必要和资本。上大学时，我像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是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向文学报刊投稿。于是从大二起，我就有意识地想把专业的俄语学习和自己的文学爱好结合起来，我开始旁听中文系的课程，有计划地阅读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到的俄国文学名著，并尝试着把俄语课本上的每一句话都译成中文。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渐渐潜入俄国文学的大花园，领略到其中的斑斓和深邃，对俄国文学的热爱使我对俄语渐生好感，尤其热衷中俄两种语言间的比较和置换；而逐渐强化的俄语能力，反过来又加深了我对俄语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大学毕业前夕，我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苏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记得专程来安徽师大给我面试的导师当时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还读了不少俄苏文学作品！

1977年的高考已经过去40年，如今人们在回忆那场考试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此话当然不错，但我们在其中却往往能品味出某种成功学意味，甚至不无自夸和炫耀。其实，没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未必都是坐失良机的，在1977年高考中落榜的考生更不能被视为失败者。我更愿意说：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内心。高考制度在1977年的仓促恢复是偶然中的必然，我在1977年考入大学则像是必然中的偶然，进入安徽师大学习俄语却是偶然中的偶然。我在一次接受俄国媒体采访时曾说，我与俄国文学的结缘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与俄语和俄国文学的偶然相遇，客观上决定了我现在的居住地点、工作单位乃至生存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我现今的生活观、世界观乃至美学观。成为一位俄国文学的阅读者、翻译者和研究者，这是我参加1977年高考的直接后果，我很少设想我那一年如果没有报名参加高考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考中会怎么样，如果不加试英语会怎么样，如果放弃录取、选择退学、第二年再考一次会怎么样，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对我本人的1977年高考及其结果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换句话说，我是认同和接受我当下阅读、翻译和写作的生存方式的。

（作者简介：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和阅读俄罗斯翻译奖获得者，1977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专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