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儒崇文 君臣共治
——南宋社会政治生态的真相

文何忠礼

尚儒崇文 君臣共治
——南宋社会政治生态的真相

文何忠礼

↑ 宋代《科举考试图》

南宋的军事力量不强，最后不能逃脱被蒙（元）灭亡的命运；南宋疆域不广，不能与版图辽阔、雄极一时的汉、唐相提并论；南宋贪官污吏甚多，百姓负担沉重，清人钱采在《说岳全传》中将南宋看成是一个黑暗腐败的朝代。

然而，唐末、五代时候被破坏殆尽的儒家道德观，在南宋时获得了重建，“忠君爱国”思想成了主流核心价值观。进学不计贫富，科举不问家世，土地不抑兼并，用人不限士庶，经商不受限制，贸易不禁海运，消费不约奢华，文化不计雅俗。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数，远胜前朝。台湾淡江大学黄繁光教授不无惋惜地说：“南宋如一颗晶莹光亮的明珠，最后却埋没在蒙古铁骑飙起的漫天尘埃里，不胜唏吁之至！”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权相政治”的真相

南宋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个权相的专权局面，累计时间长达70年之久，一些史学家称南宋政治为“权相政治”，颇多诟病。实际上，南宋的“权相政治”，是帝王有意而为之，其作用也不应该完全否定。

南宋每次“权相政治”的出现，都有不同原因。如高宗重用秦桧，是因为两人在对金朝政策上的一致性，需要利用秦桧来抑制反对和议的声浪。宁宗前期重用韩侂胄，后期重用史弥远，是因自己不够聪慧，政事多受后宫影响之故。理宗在前期重用对史弥远，乃是感恩其所拥戴，后期重用贾似道，则是需要依赖其能力，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之故。但是，无论这些权相的气焰有多嚣张，专权的时间有多长，对皇权却始终构不成威胁。

只要深入考辨史料，就会发现，南宋的权相实际上都不过是帝王的代理人和工具。他们在帝王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一旦失去帝王的信任，顷刻便会遭到抛弃，韩侂胄的被杀和贾似道遭贬死，都说明任何权相都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皇权。

如绍兴十八年（1148年）三月，秦桧养子秦熺被擢为知枢密院事，秦桧对此感到不安，听人说他有北宋权相蔡京之嫌，随即命秦熺辞去知枢密院事，改任为资政殿大学士的闲职。当时临安城里穿黄衣服的人很多，但秦桧就是不准秦熺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还有一次，秦桧妻子王氏应吴皇后之邀，去宫内赴宴，食间吃到一种青鱼，吴后问她，以前有否吃过此鱼？王氏说：“吃过，而且比这鱼更大。”秦桧得知此事后，便埋怨她“不晓事”。第二天，秦桧故意命人将数十条别的大鱼当作青鱼送进宫去。吴后不知是计，笑道：“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在四大权相中，秦桧的权势最为显赫，在高宗面尚且如此小心谨慎，其他权相也就可想而知。

“权相政治”虽然容易滋生腐败，但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所造成的腐败还不至于十分严重。反之，“权相政治”有利于中央集权，减少政治上无谓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稳定的一个因素。

秉承祖宗家法，防范“内患”发生

南宋在周边环境并不有利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和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继承了北宋以来的一系列祖宗家法，主要有哪一些呢？

首先，继续贯彻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高宗从内外形势稍有好转的绍兴七年（1137年）起，开始恢复重文抑武、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此外，发兵权与统兵权相分离、武臣不得参与政治、以文官驭武将等政策和措施也继续贯彻。

↓ 南宋《孝经图卷》局部

其次，严禁官员结成朋党，实施“异论相搅”的策略。宋真宗曾说：“唐朝朋党甚盛，以至王室卑弱。”所以，宋代皇帝对官员结“朋党”一直很是忌讳。“异论相搅”的策略就是在朝廷里适当扶植对立面，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揭发对方的“不轨之行”。这种“异论相搅”的统治策略，也为后世统治者所广泛运用。

五是加强普法宣传，推进依法治理。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深入开展法治实践，增强全社会水法治观念和水忧患意识。

第三，加强对宗室、外戚和宦官的防范。对近亲宗室，只允许他们坐享高官厚禄，不允许他们进入中枢，交通大臣。对外戚，即使帝王年幼或患病，不得不让母后垂帘听政，也因受制度约束和大臣反对而不能得逞。对宦官，除了禁止其交通大臣以外，还限制宦官的升迁，并不准他们主兵，以防止他们弄权乱政。

第四，大力推行科举取士，重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南宋进一步贯彻北宋以来科举取士不论门第和贫富的方针，使得一些农民子弟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名额，以至时人有“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说法。所以，南宋真正称得上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

第五，重视法制建设，仅一部《条法事类》，门类就多达400余种，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判决中，还首先提出了“罪疑惟轻”的原则，这在法制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建立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

自“安史之乱”以后长达200年之久的战乱和黑暗统治，造成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沦丧，文臣武将的忠义之气消失殆尽，乃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这样的道德风气，对急欲使政权长治久安的宋初统治者来说，颇有不寒而栗的感觉。

为了彻底改变社会风气，乾德四年（966年）六月，宋太祖命吏部尚书张昭等人，对武成王庙内所祀历代名将72人重加审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灌婴等23人，“退气节有亏者”吴起等22人。后宋太宗继承这些做法，为“更励为臣之节”，下诏“搜访唐末已来忠臣子孙”，以行褒奖。

宋初统治者又竭力提倡孝道。乾德四年（966年），太祖下诏：“令诸州长吏察民有父母亲属疾病不视医药者，深惩之。”太宗继位后，再申前项禁令：“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兄，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统治者的这种提倡，使宋朝孝悌友爱的风气大为发扬，仅太祖、太宗两朝，受到朝廷表彰的大家庭即有20余家之多。

进入南宋，高宗率先“垂范”，提倡孝道，他以“归还梓宫母后”“屈己求和”为口实，与金人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同时接受李纲等人的建议，处死了一时“僣逆”的张邦昌等人，宣扬了孝道和忠君的双重目的。随着程朱理学的正式形成，南宋士大夫更是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纲常，提高到“天理”的地位，作为人们立身行事的准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与此同时，南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将这种道德取向和价值观传播到民间。致仕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或制订各种乡规民约，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或在书院、州县学和乡塾村校，传授理学思想；或撰写各种治家格言、庭训，对子弟进行三纲五常的教育；或奏请朝廷，建立先贤祠，褒奖有功于国、有惠于民的地方先贤，作为人们的表率；或编撰《三字经》《千字文》等各类启蒙读物，对蒙童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甚至在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南戏和话本小说中，讲的也多是有关忠、孝、仁、义的故事。

帝王的“民主化”倾向，巩固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

↓ 宋代历史人物浮雕

一是建立了比较和睦的君臣关系，从而减少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宋代皇帝接见臣僚时，废除了君臣坐论之制，赐坐、赐茶是常事。宋代臣僚奏对时，与帝王相距甚近，有御史中丞包拯的唾沫星子溅到仁宗脸上、中书舍人陈傅良拉住光宗衣襟不放的故事发生。皇帝向诸臣献示自己的球鞠本领，也命官员与皇太子比赛球艺。这些情况，虽然在其他朝代偶然也能见到，但远不及南宋之多。

二是帝王较好地听取臣下谏言，有利于纠正统治中的失误。南宋帝王的纳谏气度甚有可观，他们并不刚愎自用，有时还能接受一些常人难以接受的谏言。如高宗养了一群鸽子放飞，有太学生便作《鹁鸽诗》加以讽谏，高宗不仅不再养鸽，而且还给那位太学生补了官。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初一，理宗下诏“求直言”。太常少卿徐侨入见，竟将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说得一无是处，颇有一点危言耸听的味道。理宗虽为平庸之主，听后却没有半点恼怒，只是“为之感动改容，咨嗟太息”而已。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南宋一些官员甚至公开反对君主独裁，提出“天下者乃万民之天下”的主张，以此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反对重用“近习”（皇帝身边之人），反对不按规定程序，由皇帝私自下令给外戚、后宫加恩的做法。对于如此激烈的言论和主张，当时君臣却无一以为非。此事如果发生在明、清两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最高统治者相对节俭，对民生关怀

南宋皇城建在凤凰山原北宋杭州州治旧址，占地面积近50公顷，只及唐朝大明宫面积的七分之一。作为正殿，只有崇政、垂拱二殿，作为别宫，“实德寿一宫”。宫殿如此简省，在历史上实不多见。

再说陵园，南宋六陵规模就不像是帝王陵园，全部面积只有2.25平方公里。帝王生前，皆不建陵园，去世后，时间长的不超过一年半，短的不到四个月即下葬。南宋除了在水利建设方面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外，对其他工程，包括修筑庙宇、宫观之类，数量虽然不少，但规模皆远不及前代。

南宋诸帝的日常生活也比较俭朴。高宗一次外出，看到一家制衣作坊招牌上题有“供御绣服”字样，问之乃十年前从汴京搬来的铺户所使用的旧招牌，于是便下令毁撤此牌，不准再用。孝宗的俭朴远胜于高宗，宫殿里的一些地板，为防止磨损，“常以竹沓覆设”。宁宗是最为节俭的君主，在位期间，“离宫、别馆，不复增修”。

南宋政府对弱体群众的关心，也超过了前代。一些出身下层的士大夫，他们或在给帝王上课时，或在奏议中，不断提醒帝王要恤民、爱民、惜民。许多帝王也常以北宋的灭亡为教训，注意对民生的关怀。为此，南宋政府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如推行荒政，在荒年时减免灾民部分或全部租课。蠲减百姓债负，送医施药，收养贫苦、安葬死亡之无归者。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在临安府置药局4所，名“惠民和剂局”，保证药材质量并平抑药价，疫情暴发时则免费施药。自高宗朝起，开始重建居养院、安济坊，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从而使鳏寡孤独者得到了一定的求助。

以上的这种政治生态，恐怕就是南宋军事力量虽然不强，但在金、蒙强敌的严重威胁下，国祚却能延续153年的原因。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