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对韩愈文论思想的接受

doi：10.3969/j.issn.10017836.2017.11.035

收稿日期：201708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ZW93）；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C751022）

作者简介：李淑岩（1977—），女，黑龙江绥化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摘要：明清时期散文流派众多，各派所推举、崇尚的前代散文大家也不尽相同。基于此，主要从桐城派始祖方苞《古文约选》的编选情况、方苞对前代散文的评点中分析其对韩愈文论艺术的推崇与接受，进而阐释方苞对前代诸贤备加推崇韩愈的原因，以及作为桐城派的奠基者，其论文宗韩思想对桐城派后学的影响。

关键词：方苞；文论思想；韩愈；接受；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1010203

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其始创于方苞，以刘大櫆为中坚，光大于姚鼐，盛行于嘉道之际，绵延至同光年间，遗响文坛近二百余年。作为桐城文派奠基者的方苞，其坚守“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916的行身祈求，文论主张与创作实践深得韩文旨趣。时人李光地见其文，称其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1]869，韩菼则盛称其为“昌黎后一人乎”[1]869。笔者以为，梳理论证方苞于唐宋八大家中力推韩愈的情况，有助于对方苞的研究的拓展。本文主要从方苞对韩愈接受的表现、原因及影响略陈愚见。

一

后学对中唐韩愈散文的推崇，始自北宋苏轼对韩愈的高度评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后至明代，文坛力倡复古之风，唐宋诸家古文得到重视。清人刊刻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茅坤所編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序言中说：“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曽、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因此，自茅坤始，唐宋八大家之名遗响文坛数百年，延续至今。且唐宋八大家首列韩愈，足见唐宋派对韩愈的推崇。及至清代桐城文派始祖方苞，近承明代唐宋派的论文传统，视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为近宗。而归有光论文又以韩愈为旨归，故方苞通过学习归有光而继承接受韩愈文论精神，于古文创作经验与古文思想传统方面，成为继明代归氏之后，清代韩愈文论精神的异代知音。

方苞对韩愈的接受，首推其《古文约选》编选的思想旨趣。中国古人历来重视选本的编纂。选本是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其编选思想能反映出编选者的编选动机、文学主张、审美情趣等，同时也受到编选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制约。从选本的序言中往往能洞悉选家编选的文学观念，依从入选作家的年代、篇目的多寡，亦可窥见选家的编选宗旨。

方苞于《古文约选》序言曰：“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而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1]612方苞先阐述了他所推崇的散文是自韩愈以来的“质而不芜者”，且其渊源于六经及孔、孟之书。于此先肯定了韩愈传承六经、孔、孟之书的作用。紧接着方苞阐明了编选《古文约选》的目的，即“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宏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便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1]613，方苞表明约选此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始学古文者能有个标准典范可遵循，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乃“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之文”。进而方苞又论述了所选古文的宗旨是“义法”最精者，“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1]613方苞反复陈说其所选之文，主要取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具备“义法”，且又有迹可寻，便于学习，“能够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1]612—616方苞认为，学习古文要从唐宋八大家入手，然后可上溯到先秦、两汉文，最终掌握“义法”最精者之古文。这是方苞之于学习古文的方法观点，也是其编选《古文约法》的指导思想。此外，方苞以“义法”为标准选录的古文，虽对八大家之文称许有加，然亦各有侧重，所选篇目多寡也不尽相同。方苞认为，“义法”精者“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据统计《古文约选》共选文639篇，而唐宋八家文就占509篇；又以韩、欧之文为最，韩文占71篇，欧文占59篇。足见方苞对韩文的推崇与认同。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的评语中，对韩文的评价也称赞有加。如“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1]615，“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1]615，等等，不时表现出对韩愈古文艺术精神及创作的肯定评价。

其次，方苞对韩愈的接受，较多地表现在其与他人之文的相互批评方面。同时，后学为《方苞集》所撰写的序、跋中，也时见方苞于古之圣贤力推韩愈的文论传统。借助评点、序、跋等方式，阐明他人或一己的文学观念，是古人一种惯常的文学批评方式。古人借助为他人文集作序或跋，评价他人的治学思想、文学主张，同时也能通过序文或跋文中的褒贬之词，折射自己的文学观念。如方苞对韩文的评点，多以韩文为垂范，对韩愈古文给予高度评价。其评韩愈的《禘袷议》曰：“反复周密，理正词质，说经之文，当用为程式。”[2]58即认为韩愈此文，可作为“说经之文”的标准形式，可为学习的典范。又方苞于韩愈《上宰相书》云：“散文体用韵，周秦间诸子时有之。惟退之笔力朴健，不觉其佻。后人不能学，亦不必学。”[2]64评韩愈《送搞闲上人序》道：“子厚〈天说〉似类〈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2]1031于韩氏《赠太傅董公行状》评语曰：“此韩文之最详者，然所详不过三事，其俞官阶皆列数，而补辑宦迹，虚括相业。其为人则于序事中间见一二语。北宋以后，此种义法不讲也。”[2]1227等等，如此评语不一而足，多显见方苞于韩文的评点之中。方苞既肯定了韩文的深得古文“义法”，又高度评价了韩文非后学及时人所能及文学成就。endprint

此外，时人对方苞古文的评点中，也称引韩愈以喻其作。如韩文懿公菼评价方苞的时文创作曰：“义理则取镕六籍，气格则方驾韩、欧。”[1]901高淳人张彝歎进士评方苞时文创作曰：“探左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1]902时人间接地称赞韩愈，却直接肯定了可与韩文相媲美的方苞之文。又沈廷芳也高度称赞方苞云：“其义峻远，其法谨严，其气肃穆而味淡以醇，湛于经而合乎道，洵足以继韩、欧诸公矣。”[1]903程夔震在《方苞文集》序言中说：“先生之文，循韩、欧之轨迹，而运以左、史义法，所发挥推阐，皆从检身之切，观物之深而得之。”[1]903序言从方苞古文的渊源继承方面，肯定方苞为文宗法韩愈，循韩、欧之轨迹，也深得韩文之精神。苏惇的《方望溪先生年谱序》中以韩愈喻方苞，对方苞古文创作给予肯定：“窃尝论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详亲切者，以杨园张先生之学为最。宋以后文家，能合程、朱、韩、欧为一而纯正动人者，以先生之文为最。”[1]917

二

方苞文论思想力推韩愈，表现出对韩文的普遍接受，不单受清代文坛复古思潮影响，也有其文论思想内在的一致性。即方苞文论思想力推韩愈，一方面源于其古文理论与韩愈文论观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与归有光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方面，方苞推崇韩文的直接原因，在于韩愈古文渊源于先秦经史，风格雅正。这和方苞论文尤重作家创作渊源与作家风格关系之理念是相一致的。方苞将浩瀚的古文分为源和流两部分，其源为《六经》《论语》《孟子》，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为《左传》《史记》，其次为《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和“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方苞高度重视‘源自然带着宗经的思想，不尽着眼在作文。”[5]221自唐代韩、柳以来，古文家一向注重对前代作家作品的学习与借鉴，力求以此为基础，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及至方苞，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文论传统。因此，方苞在其编选的《古文约选》中，对所选诸家古文的所作的评语中，较多地论述了作家创作渊源与风格的关系。如方苞在欧阳修文的评语中多次指出欧文取法韩文和《史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说：“欧公苦心韩文，得其意趣，而门径则异。韩雄直，欧变而迂余；韩古朴，欧变而美秀。惟此篇骨法形貌皆与韩为近。”（《与高司谏书》评语）又云：“欧公叙事仿《史记》，诸体效韩文，而论辩法荀子。其反复尽意及复叠处皆似，观此篇及《秦誓论》可知其凡。”（《春秋论下》评语）八家中，方苞尤为推崇韩愈与欧阳修，皆源于其宗经的思想。按照这一思想，方苞评苏洵的文章说：“老苏文劲悍恢奇，或过于大苏，而精细调适处则不及。盖由时过，而学仅探晚周诸子及《国策》之奥蕴，而出入于贾、晁、韩、柳数家，胸中实俭于书卷也。此集中杰出之文，而按其根源，亦适至是而止。”（《上韩枢密书》评语）探讨了苏洵文章的风格和不足，指出苏洵文章不是根源于六经和《左转》《史记》，是“俭于书卷”，所以其成就只能如此而已。凡此等等，方苞对前代及当时古文家的批评议论，都秉持着宗经的思想，与韩愈的论文思想暗合，成了韩愈论文的异代知音。

另一方面，方苞接受韩文艺术传统，也与其对明代唐宋派重要代表作家归有光的认同与学习有关。归有光对韩愈古文艺术革新理论和具体创作经验的普遍接受，也进一步强化了方苞对韩韩愈文论主张的认知。事实上，桐城派在传承发展过程中自身流派意识很强，往往被予以家谱式的描述，即相继建立起自《六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两汉书疏→唐宋八家之文→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梅曾亮→张裕钊、吴汝纶的统绪。这中间“他们以归有光为不祧之祖，由归有光到方苞，刘大櫆，姚鼐，再到后来各家的发展脉络被普遍使用”[6]41。可见，桐城派在肯定唐宋八家文为文章正轨的同时，认为归有光能上接八家，延续正统。进而桐城文派继承了归有光，也即继承了文章之正宗。又归有光的生活年代与方苞等桐城文派最近，故而成为该派远绍唐宋八大家的媒介。

归有光等唐宋派成员对韩愈古文艺术革新理论和具体创作经验给予普遍的接受。如对韩愈提出的创建新的文风语言，好古道、志乎古道，从而借古道提升散文艺术精神的理念，归有光等心領神会。归有光把“为古人之学”作为“志于古之文”的必备条件，也是言及学古文当先学古道之意。至于韩愈主张学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能自树立，不因循”的见解；“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反对学古而模拟古人语词的主张，都影响到唐宋派成员强调用语须文从字顺、从心中自然流出，“依本直说”（归有光语）的论文主张。而对韩愈艺术经验的吸收，归有光说：“昔韩退之才兼众体，故叙樊绍述则如樊绍述，叙柳子厚则如柳子厚。”所说皆能抓住韩文艺术上的特点，且深悟之。

方苞对韩愈的接受，有其文论主张相一致的直接原因，也有其学习归有光，进而接受韩文的间接原因。

三

方苞对韩愈的接受与推崇，对清代文论思想影响深远。然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师承相属的桐城文派的散文家。较有代表性的当推方苞的嫡传弟子刘大櫆，以及刘大櫆的弟子姚鼐。

刘大櫆的散文创作继承方苞之衣钵，继续着桐城文派尚韩的散文传统。刘大櫆在谈到唐宋八大家所擅长的文体时，认为“予谓论则韩、苏，书则韩、柳，序则韩、欧、曾，碑志韩、欧、王，记则八家皆能之，而以韩、柳、欧为最”[7]916。以此可见，刘大櫆在所列个体文章中，都以韩愈称首。而于刘氏系统的文论《论文偶记》中，对韩愈也称赞有加：

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尽者尤佳。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自太史公后，惟韩、欧得其一二。

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与雄处，所以为至[8]8—12。

于此，刘大櫆将韩愈与欧阳修并举，把“雄”与“逸”作为两种最重要的艺术风格，以韩愈作为“雄”的风格的代表，以欧阳修作为“逸”的风格代表，且称颂韩欧散文语言空灵含蓄。而其散文创作也自觉地学习韩愈，“从刘大櫆的全部作品来看，他的散文受到韩愈的影响更大一些”[9]35。如其师方苞曾称赞刘大櫆为“今世韩、欧才也”（姚鼐《刘海峰先生传》）；吴定评价刘氏的文章，能够“参伍韩、欧，创为大篇”（吴定《祭海峰先生文》）。endprint

方苞论文推举韩愈，对其再传弟子姚鼐也有着特定的影响。姚鼐论文，于方、刘二师虽有变化，亦有继承。承袭方苞尚韩的文论思想，姚鼐也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韩愈的认同。首先是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编选深受方苞《古文约选》的选文影响，选编仍以两汉、唐宋八大家文为主，且以唐宋八大家文为主体，又以韩愈的文章入选者最多。方苞《古文约选》所选八大家文，以韩文、欧文为最多，分别为71篇和59篇。《古文辞类纂》受《古文约选》影响，全书共选文705篇，八大家中按选文多少依次为韩愈131篇，欧阳修65篇，王安石58篇，苏轼52篇，柳宗元36篇，曾巩27篇，苏洵24篇，苏辙15篇，其中韩愈的131篇，占全部选文约百分之二十。继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言中谈到文体分类，“其类十三，“曰：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10]1。在姚鼐所编选的十三类文体中，唯独韩愈于十三类文体中皆有选文，具体如论辩类13篇，序跋类6篇，奏议类4篇，书说类24篇，赠序类23篇，诏令类1篇，传状类2篇，碑志类33篇，杂记类8篇，箴铭类1篇，颂赞类1篇，辞赋类4篇，哀祭类11篇。且于“赠序类序文”中，尤为肯定韩文的特色，认为韩愈赠序“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10]8，于此可窥一斑，姚鼐于前代大家中，虽对唐宋八大家文风多有肯定，然对前代古文艺术经验的认同与接受，仍有厚此薄彼之别，实际上是将韩愈古文摆在第一位的。

综上而论，方苞于前代诸贤中尤为推崇韩愈，对韩愈的接受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接受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桐城文派的另外两位大家刘大櫆、姚鼐对韩愈古文传统的接受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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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Fang Baos Acceptance of Han Yus Literary Thoughts

LI Shuyan1，2

（1.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2.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There were different schools of pros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ose preference and admiration of the prose in the previous period is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Fang Baos admiration and acceptance of Han Yu based on his compilation of Selection of Ancient Prose， his comment on the prose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the reasons， and his influence as the founde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on the write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Fang Bao； literary thoughts； Han Yu； acceptance； influence

（責任编辑：陈树）2017年11月第36卷第11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Nov.2017Vol.36 No.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