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有关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研究脉络与热点分析

余兴发　杨晓平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大学出版社”为研究对象，对近10年来C88CI期刊收录论文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表数量总体呈现递增的态势，但尚未形成一批持续的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经验性研究与思辨性研究；“大学出版社”这一领域研究需进一步培育研究团队，规范研究范式与研究方式，提升学术贡献。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CSSCI；计量分析

在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文化传承、知识传播、科技应用的纽带和桥梁，出版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知识经济时代，在社会文化事业的生产与传播链条中，作为知识与思想传播、文化与文明传承重要载体的学术出版的作用更加凸显，大学出版社作为一支核心的学术出版力量，在社会进步与文明、知识经济社会构建中的影响愈来愈不可或缺。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转制改革，我国大学出版社各项事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当下知识社会场域中，大学出版社在推进知识传播、保存学术成果、保护思想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职责和使命依然任重道远。伴随着我国大学出版社实践的推进，针对“大学出版社”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面梳理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加强大学出版社的专题研究，剖析其理论发展脉络、研究动态与研究现状，对于深化大学出版社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更好地发挥传播知识、传递信息、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文以“大学出版社”为研究对象，将2006-016年度同方知网（CNKI）收录的CSSCI期刊论文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期梳理十年来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研究文献的整体发展状况，探析其研究主题与热点问题，并探寻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与未来趋势。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对象为“大学出版社”，侧重于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未完全将“大学出版”相关的研究内容包含在内。

一、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与工具

通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一指标可全面检视某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CSSCI数据库是国内学界认可度高、影响力大的中文科學引文索引数据库。本文运用文献法、计量法以及CiteSpace知识图谱方法，从研究成果的发表规模、研究学者、研究机构、相关学者、研究热点、主要观点等方面，分析近10年来“大学出版社”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动态与研究趋势。

2.数据采集与样本说明

本文以同方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CSSCI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检索式为“主题=大学出版社or高校出版社”，时间跨度为2006-2016年，检索时间为2017年7月25日。在对文献内容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删除新闻稿、通知、出版社介绍、新书推介等非学术论文样本，共梳理出279条记录，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最终样本数据。

二、统计分析

1.论文的年度发表统计

在一定程度上，某一学科领域内研究文献年度分布情况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水平与趋势。由图1可知，2006年以来，我国“大学出版社”这一领域的学术文章发表的总量不多，共计279篇，年均27.9篇，发表数量总体呈现递增的态势。

同时可以发现，这一研究领域各年度学术论文发表不均衡。将10年间文献数量进行进一步的阶段划分，可以将整个时间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2009年，这一阶段关于大学出版社的研究产出规模不大；第二阶段是2009-016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大学出版社研究的稳步增长阶段，期间共发表论文232篇，每年发文量平均为29篇。

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以及教育部联合制定并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两个重要文件，这是我国高校出版社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高校出版正式揭开了由事业单位向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至2009年年底，我国高校各出版社逐步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的使命，改制完成后，高校出版社由原来的事业单位变为企业单位，成为自负盈亏、自谋生路、自求发展的独立法人机构。这一制度设计与大学出版社的实践推动了业内学者对相关研究的积极}生，成为该阶段相关文献活跃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

2.研究机构分布分析

在279个最终样本中，按照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进行统计，9个一级机构刊文7篇以上，具体见表1。

表1可显示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大学出版社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以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为中心的研究基地，其中以上三所大学10年间累计发表学术论文39篇，占该领域学术论文总样本的约14%；二是累计发文在7篇以上的机构有9所高校，合计发表185篇，占总样本的66%；三是9所学术成果较多的研究机构均为高等学校，具有出版专业的高校与规模较大的高校出版社成为大学出版社研究的主要阵地，而其他社会组织与机构相关成果偏少。

3.研究学者分布分析

作者的发文数量是分析一个研究领域成熟度的重要维度，对论文作者的统计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计量统计分析，在279篇样本学术论文中，涉及作者共计260人，其中，发表论文在2篇及其以上的作者共计48人（具体见表2）。表2显示，第一，“大学出版社”这一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代表力的研究学者，如蔡翔、龙玉明、杨军、宗俊峰、陈君良等；第二，从研究者总体研究成果来看，人均发表仅1篇，且超过80%的学者10年间仅发表1篇，该领域的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一批较有影响力、持续开展研究的重要团队，多数学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从整体而言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第三，近年来一大批来自高校专门从事大学出版研究的学者，以及高校出版社的管理人员纷纷开展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研究，成为大学出版社研究的两大主体，而社会专业研究机构的人员偏少，endprint

4.研究的热点和演进历程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中最能体现研究主题信息特性的词语，对关键词词频变化进行分析能够揭示研究的热点，对其进行挖掘是探究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研究状况的总体特征及其发展脉络最关键的路径，同时也有助于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笔者通过Cite Space知识图谱方法，对我国近10年“大学出版社”279篇有关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后得到的关键词可视化结果图（见图2），进一步按照年份对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大学出版社”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列表（见表3）。

根据图2和表3中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与高频关键词的分析结果，笔者将近10年来我国“大学出版社”学术研究的脉络演进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发展阶段学术文献的高频词及主要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阶段（2006-2009年），此阶段出现的高频词为体制改革、转制改革、案例研究、发展战略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侧重于对大学出版社宏观层面的研究，以及对国内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的案例研究。如杨晓鸣（2006）在探讨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时提出，尽管大学出版社不同于其他专业出版社，但大学出版社都是名副其实的企业，不是非营利性质的纯学术单位，并进而从大学出版社的属性、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大学出版社改制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大学出版社要不要改制及如何选择合适的经营机制进行了探讨。姜华（2006）认为，英国与美国大学出版社发展时间较长，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并从战略定位、出版结构等方面剖析了两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与特色。邬书林（2007）认为，高校出版社是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制改革是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高校出版体制改革既要遵循一般出版社改革的普遍规律，又要解决改革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要研究借鉴一般出版社改革的经验，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外著名大学出版社的经验，从我国高校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化高校出版体制改革。杨军（2007）对我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形势进行了SWOT细化分析，他提出国家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在出版业实现政企分开，进一步明晰产权，利用市场化运作机制，我国出版行业迎来进一步开放的格局。刘军、顾永才（2007）对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若干现实问题的处理进行分析与探索。贺圣遂、李华（2007）以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例，分析了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的经营策略。蔡翔（2008）认为，需要认真梳理第一批改制试点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产权多元化、人力资本产权化、出版资源配置、政策调控、公益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大学出版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指导思想。张建中（2008）以美国大学出版社为案例，分析了在整个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领域发生剧变的形势下，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应对之策和发展思路。梁上启、段维（2009）探析了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亟待处理好的三种关系，即学校与出版社的关系、职工与出版社的关系，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宋瑛、吴亮芳（2009）以转制改企为背景，基于SWOR分析法对高校出版社当前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剖析，并探索了新形势下高校出版社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

第二阶段（2010-2013年），此阶段出现的高频词为转制改革、学术出版、数字出版、核心竞争力等，更多的相关文献开始探索学术出版与大学出版社的竞争力等主题，从中观层面更为深入地探讨大学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并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分析数字出版发展思路。如陈君良（2010）以武漢大学出版社为例，分析了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面对的问题，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好与主办高校的关系，做好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等工作，明晰产权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宗俊峰（2011）结合清华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实践，提出大学出版社要依托学校充足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使出版社从单一的教材提供者逐渐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者；利用大学社的资源优势，在教育领域联合打造内容、运营和服务综合数字出版平台。邬书林（2012）认为，出版物数量的增长一定要有质量的提升做保障，学术著作出版一定要严格遵循出版规范，提高出版质量；要把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作为提升我国出版发展水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深入扎实地抓好、抓出成效。焦贵萍（2012）认为，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使命不是商业利润，而是它的学术使命，应秉承学术使命、文化追求，并提出当下我国学术出版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龙玉明（2012）从多元化战略出发，论述了高校出版社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条件、策略和需注意的问题。敖玉兰、郭丽丽（2013）认为，大学出版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创造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具备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对大学出版社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力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归纳，借助钻石模型理论系统分析了大学出版社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力发展要素，提出了其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力的主要提升路径。郝振省、王飚、姜晓娟（2013）认为，当前数字出版作为发展迅猛的新型战略性产业，代表着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承担着我国新闻出版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并分析了目前大学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转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韩建民（2013）总结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学术出版和“走出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提出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的主力军，应当主动适应学术出版转型，建设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实现有品牌、有实力、有地位、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出版发展目标。刘佩英、杨帆（2013）认为，学术图书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产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创办国际一流大学的背景下，学术图书在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功能正在发生变化。黄先蓉、邓文博、田常清（2013）依据钻石模型理论，以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中所做的探索和实践为研究背景，综合探讨了国内大学出版社“走出去”的基本现状，并分析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要素、“走出去”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等，提出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提升策略。endprint

第三阶段（2014-2016年），此阶段开始出现后改制时代、产权多元化、“走出去”、新媒体（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出版融合、人力资源的考核与薪酬体系等高频词，相关文献更侧重于从微观层面、时代发展的主題与特点对大学出版社进行研究。如刘坚（2014）认为，目前我国大多数大学社距离完全竞争的市场主体甚远，加之数字出版等新业态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大学社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该从公司治理、市场定位、数字出版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寻求解决这一困境的战略对策。汪宜晔、刘辉、黄道见（2014）提出，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凸显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文化再构建的缺失，二是产权结构的缺陷，并进一步探讨了大学出版社产权多元化及对外股权投资的产权深化改革设想。冯会平、王雅菲（2015）认为，媒体融合时代出现的网络图书、手持阅读器、跨媒体图书，使传统的学术出版面临生存危机；我国的学术出版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媒体融合的丰富手段发挥自己的优势，树立专业自信、品质自信、盈利自信，实现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渠道再到盈利模式的真正变革。张文鸯（2015）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版社转型并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当下高校出版的新课题。高校出版社亟须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引下，调整发展路径和经营模式，在内容制作、媒体传播、营销渠道与资本运作等方面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突破发展瓶颈，激发发展动力。刘军（2015）提出，大学出版社是整个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转制时代，大学出版社依然面临出版产品结构失衡、重量不重质、人才问题突出、内部治理弊端等诸多发展困境。因此，大学出版社必须走“人才强社、学术出版、特色化发展、校际出版社合作以及数字出版”之路。赵丽芹、向阳（2015）认为，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关乎大学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全过程绩效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考评员工在各个工作流程中的业绩表现；主要特点是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绩效实现多元交叉、绩效考评贯穿流程；主要构建原则包括有利发展原则、正向激励原则和公平和谐原则。吴赞、李开龙（2016）认为，人力资本是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进程中最大的短板；目前中国大学出版业的人力资源分布呈现纺锤型结构，不同大学出版社的人员编制状况差异较大，大学出版社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仍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和计划烙印，缺少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要求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制度和运行机制。俞金鑫、张志强（2016）认为，微信日益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社交平台，而其集聚性强和社交性显著的特点也利于以学术出版为主的大学出版社营销，并通过对110家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开通状况进行调查，阐述了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现状。陈跃琴（2016）认为，在数字化转型的互联网时代，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助力高校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个新课题，并结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实践经验，就新媒体助力高校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思路和途径进行探讨。张健（2016）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给“走出去”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并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为案例，深入地剖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立足专业特色，以“内容+互联网”思维，专注精品研发，提升品牌认知度，创新营销手段，构建立体化的营销渠道，以及多形式、多层面、多角度的国际合作的举措与成效。宗俊峰（2016）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大学出版社应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借鉴国际著名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经验，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之路，紧跟国家科技创新步伐，积极适应教学改革的新要求，借助新技术手段，加快转型步伐。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近十年我国“大学出版社”学术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关于大学出版社研究的学术产出总体呈现递增的态势，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以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为主线，从宏观的理论探索向中观、微观领域发展，以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背景，深入探析大学出版社新生态发展的新路径，研究方法渐趋多样化，既有宏观的分析，也有微观的案例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指导我国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关于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第一，在研究导向方面，近十年来，有关大学出版社的研究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始终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等目标，对大学出版社改革发展的宏观环境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研究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实际出发，着眼大学出版社当下面临的内部体制机制问题及发展困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各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二，在研究团队方面，目前来看，从事大学出版社的主体主要来自高等学校出版专业的专家学者和大学出版社的管理人员，通过对论文作者、作者单位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的研究队伍尚未形成一批持续的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为此，大学、出版社、大学版协等机构应更加注重相关学术研究工作，培育核心研究群体，组合研究团队，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为研究主题，在若干研究领域持续开展研究，形成有影响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进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实践。

第三，在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方面，从研究主题不难看出，这十余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大学出版社的应然性研究和思辨性分析，而依托一定理论框架进行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产出相对偏少，因此，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应更加规范研究范式，科学界定学术概念，吸纳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运用严谨的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丰富并完善相关理论体系，提升大学出版社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

（余兴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长；杨晓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直属党支部书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