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楼上与隐于都市

肖智成

摘 要： 在张爱玲面前，世界纷乱无望，人生悲凉无情，所以她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疏离与隐居的时空，它既在都市之中，又在喧闹之外，既能远观人世烟火，又能尽量精致华美。一切似乎都是虚空，她只想抓住可触及的现世，抓住哪怕是片刻的安稳，并把它们尽力摊开拽长。此外，虽然翻译工作不被她视为主要事业目标，但是多少能反映她的人生及文艺态度。

关键词： 都市 隐居 浮世 私语

张爱玲的现世，是一直努力追求虚伪真实之下的安稳生活，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描写貌似安稳的生活之下的真实虚伪。张爱玲从小到大都是孤独的，但她真正能做到截断浮世而隐于都市的时间，应该是在因港战的爆发毁了她的求学梦而使她重返沦陷的上海并走红后，因为那时候她才具备了独立生活的条件，开始过上独特的都市隐居生活。

一、都市的逃世与楼上的隐居

张爱玲本来就是一个都市人，一生主要生活于上海、香港与美国的城市，对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有着极深的体验，不过在张爱玲那里，幽暗丛林般的都市却似乎是她天然的隐居处所。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张爱玲都善于制造与经营封闭、隔绝的空间。张爱玲说：“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1]张爱玲有一种把世界随手切个角独自过日子的生活能力，还有一种精心截断空间与停顿时间的叙事能力。她为人隐，为文幽，她的生活世界外人难以介入，她的作品让人恍入别世。

张爱玲看透烟火繁华，而隐身滚滚红尘，明明知道人生就“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但认为如果撇开整体而“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未尝没有“一种丰韵”[2]。张爱玲曾提到她编的“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聚拢妻儿要“走到楼上去”，这的确是张爱玲对她眼中人生的一个很好的隐喻，人世的无尽烦恼与可能的解决办法两句话写尽，无路的人生能够“走到哪儿去呢？”“走！走到楼上去”[3]。张爱玲就是这样隐在自己的“楼上”，写出人生恒常的困境与自我安慰式的梦想，悲哀而滑稽，在你争我夺的社会里，人充其量也只能躲避到“楼上”求得暂时的安稳。

正如《封锁》所描写，都市日常就像“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一样单调、无聊、重复，张爱玲却借助封锁切割出一个隔离而停滞的时空，使一切如同“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4]。主人公借此在贫乏、冗长的人生中做回了片刻的自己，体会到了庸常算计中的瞬间真心与激情，找到如同肥皂泡瞬息而逝的那么一刹那的浪漫与美好。面对乏味的现实、悲凉的人生与无路可走的渺茫，张爱玲一方面在人生的常态中揭示隐秘的真相，另一方面在做这样无法与俗世沟通不近情理的梦，借此支撑自己坎坷而独立的人生，以便在低到尘埃的生活中置放她逸出的高冷与出尘。她在喧嚣都市的背后静观繁华之下的虚情假意，一方面俯瞰大街上电车的叮当，另一方面记叙她内心里末世般的苍凉。

张爱玲作品无疑带有鲜明的都市性，但在她的笔下却属于侧眼旁观式的描画，电车、电影院、酒店、赌场、舞厅……现代物质文明的繁华喧嚣与都市人性的自私冷漠、现代人的情感畸变与生存困境，无不让人感受到一种似乎隔世的渺茫与恍惚，有着丰富的内涵。譬如《倾城之恋》就似乎较好地写出了她看待城市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描写久居幽暗白公馆的白流苏在一个“火辣辣的下午”初到香港码头，看到各色触目的“巨型广告牌”“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厮杀得异常热闹”，让白流苏感觉都市是如此火辣刺激、纷杂变幻而难以把握，以致她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第二层写等到流苏慢慢适应香港了以后，感觉就发生了变化，自己似乎成为都市太阳之下“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很快“在那里做着太阳里的梦了”。第三层写久居中、西现代都市的范柳原在酒店杯中窥茶时却突然想着要把她“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回到自然”，离开家人，离开上海、香港这样的都市，做一个既不穿西装，又不穿旗袍的人，做一个“自然一点”的真人，虽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但值得重视。第四层写他们在香港结了婚，最后又回到了上海，他们当然不会去马来亚的森林，也不会去中国乡野，而是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家。虽然外面的世界“不可理喻”，“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而白流苏只在自己的小世界，“蹲在灯影里点蚊烟香”，然后“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5]。也许从这个时候开始，白流苏也算得上半个都市里的隐士了。

其实，对于避世何处更好，张爱玲亦曾明确说：“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罣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其实“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6]。在张爱玲看来，喧嚣的都市高楼或者街道背面，也许是比乡下更适合、更方便隐居。

二、物质的华丽与世界的安稳

张爱玲喜欢现世的安稳，喜欢物质的丰富，“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7]。对此，她从不掩饰，她说：“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8]她认为，因为生在乱世，“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和爱悦，也是应当的”；对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张爱玲想在都市的幽静处所，“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9]。对此，夏志清曾说：“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抗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都整齐而完备。”[10]张爱玲喜欢营造些闭门不出的舒适或者拥有甚至称得上华丽的各样物件，也许因为这些东西能够给都市幽居的张爱玲带来安心，如同漂泊香港的葛薇龙病倒后风急火燎地想回上海的家，想着家里自己的铁床、床上的褥子、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桃子式的瓷缸、墙上钉着的美女月份牌等，觉得“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都在自己的家中[11]。胡兰成第一次去张爱玲住所，感觉“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一種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12]。endprint

对张爱玲而言，前世的繁华不可念，现实的糟乱不可近，对于未来亦“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画。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13]。张爱玲有一种旷古的孤独，觉得“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人生的“安稳常是不安全的”[14]。看着窗外的时代滚滚滚而去，感觉一种被破坏、被抛弃的“惘惘的威胁”，面对世界不可理解的翻变，她只想及时抓住现在，担心迟了就“来不及了”，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5]。她“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努力“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16]，诸如一件家具、一件衣服或者一块糕点，隐身在精致的家中。

相对于外部世界的动荡纷乱，张爱玲的世界有一种时间的静默，就如一口用心雕琢的深井，幽静华糜得有点恍惚，“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悠闲、无所谓时间”[17]。就如白公馆式的“神仙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18]。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和老去，生命单调地周而复始，时间似乎停止。张爱玲以一种去时间式的写作，让笔下人事具有风格化的深刻意味，充满张力。张爱玲并不喜欢白公馆式的扭曲巫暗，但无疑喜欢天底下各种自在的安静。张爱玲常常精细地描写日常琐碎人事，无论多嘈杂喧嚣的事情在她那里都变得声轻调淡，一般的生活物件、家庭摆设与空间环境都被点铁成金似的成为她结构意义的重要因素。这些东西被她就地取材随手一摆弄，就成为表现“人生的素朴的底子”[19]的有机部分。

面对透骨的悲观与无边的虚无的吞噬，张爱玲有种本能的抗拒，比如她不喜欢那些很不确定的东西，她不喜欢音乐，认为“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浮面上的，有点假”，“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她“最怕的是凡哑林”，因为“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20]；“她爱刺激的颜色”[21]，因为“颜色这样東西”总是就在那里，“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22]，刺激的颜色尤其让她感觉醒目、确定而安心。

三、生命的辛酸与紧张的从容

张爱玲英文熟稔，张爱玲从大陆去香港后对爱默森和梭罗等美国名家的作品进行过细致阅读与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爱默森选集》、《老人与海》、《睡谷故事》、《鹿苑长春》等。根据张爱玲应征美国新闻处译书的经历，她本“对翻译的兴趣不大”，自己并没有想过要做翻译家，翻译对她而言最初是由于工作谋生的需要。她曾表示，“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硬着头皮去做的”。也曾谈到翻译的乏味，“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23]。虽然张爱玲话是这么说，但我们不可做过于偏狭的理解，正如陈子善所辨析，张爱玲译书的态度还是“很认真，很严谨，所谓‘硬着头皮译，当然也可理解为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下苦功夫”[24]。毕竟最初是她自己主动应征而走上为美国新闻处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之路的，对于翻译虽然不很喜欢，但还是有自信的，也没有出现半途放弃的情况，不仅陆续精心翻译出来了不少，还有一些精到的个人评介。即便是这些主要出于工作需要的翻译对象，有些地方也难免不会引起她基于自身处境与观念的共鸣，甚至在一些作家作品中，可能给长期苍凉孤居的张爱玲发现一种能佐证她人生与处世立场的东西，在其中找到某些与她类似的面对世界的态度。

如她就曾肯定过《老人与海》的写作风格与内容，认为“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里面的老渔人自己认为他以前的成就都不算，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证明他的能力，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说他自己”，张爱玲明确表示喜欢海明威及其笔下渔人那种“充满了生命的辛酸”的“紧张状态下的从容”[25]。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张爱玲在借评价海明威来说她自己。张爱玲有着混合着悲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想，她的避世隐居也是她努力过一种自决、自立和自由的个人生活的立场与态度的表现。张爱玲认可爱默森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与主张，在翻译《爱默森选集》时指出爱默森“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领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思想”。她认为艾默森的作品不仅“成为美国的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溶入我们不自觉的思想背景中”[26]。

除了追求自由外，张爱玲还有亲近自然的倾向。虽然张爱玲乐居都市，惯于隐居楼后听市声，但亦如夏至清所说：“她的世界里也充满了自然景物的意象。小说里的人物虽然住在都市，但是他们仍旧看得见太阳，能够给风吹着，给雨淋着，花草树木也总在他们眼前不远。”[27]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里借范柳原的口说到想要返归马来亚的自然丛林，在《茉莉香片》开篇就让病态的聂传庆抱着一大捆暗寓期望回归自然纯真的杜鹃花出场，如此等等。除了小说与散文外，在张爱玲的翻译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类内容。她译的《鹿苑长春》，是美国小说家玛乔丽·劳林斯（Marjorie K. Rawlings）的儿童小说，描述男孩乔弟与收养的一头小鹿在佛洛利达州边远林区的童年生活经历，主人公和父母住在森林里，深爱着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学会了尊重、珍惜生活，并开始真正长大。这是一部有点《瓦尔登湖》特色的小说，描写人在自然里的成长、生活与思考。张爱玲觉得此书算得上“是我们少年时代爱读的作品”，有着“诗意的伤感的笔调”与“强烈的泥土气息”，描写了一个“孩子失去了他最心爱的东西，使他受到很深的刺激，然而他从此就坚强起来，长大成人了”的故事；她认为小说“不止于是一个孩子的故事，任何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里得到新的勇气”，认为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与东方的心情特别接近的一种淡淡的哀愁”，甚至“一种难堪的怅惘”；也许这些都特别能勾起张爱玲的童年往事而使她共鸣，以致她译完重抄的时候竟然“像第一次读到一样觉得非常感动，眼睛湿润起来”[28]。即便是翻译中觉得不太喜欢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张爱玲可能并不是不喜欢其小说《睡谷故事》中描写的宁静乡村山谷，那里“高树参天，浓荫匝地”，“整个的自然界都特别安静”，是一个“躲开这世界的烦恼，静静地在梦中度过残生”而“退隐”的好地方。张爱玲可能只是不欣赏欧文讲故事的悬疑风格和睡谷人们的“瞌睡”式生活，讨厌人们那种看不清事实的“沉沉的睡意”及迷信愚昧[29]。因为除了大自然，张爱玲喜欢的是清醒的隐居而不是糊涂的生活。endprint

张爱玲对梭罗作品及其精神明确表示欣赏。张爱玲为他写过评介文章《梭罗的生平与著作》，选译过梭罗的诗歌《冬天的回忆》（Memories of Winter）、《烟》（Smoke）、《雾》（Mist）[30]，梭罗的诗文都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崇尚。梭罗倡导的返归自然和对待不公不义的不服从思想，早已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精神资源。在张爱玲看来，梭罗“是一个‘追求个人内心和谐的”“思想家”，“胸怀中自有山水”，他“爱自然，他也爱自由，因此绝对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公道的束缚”；张爱玲共鸣于梭罗的“生不逢时”，认可梭罗“消极反抗”的政治主张[31]。梭罗以隐逸瓦尔登湖畔的实验提倡返璞归真的生活，希望人们尝试不一样的人生可能，认为“能够从一个中心画出多少个半径，就能有多少条道路”[32]。虽然没有人能完全摆脫现代的社会环境，完全住到杳无人迹的地方生活而绝对不与社会往来，但是“瓦尔登湖”式栖居的确成了梭罗留给后人的一个理想，它代表了一种更接近于生活本质的生存努力，一种更好地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信仰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比较接近张爱玲的生活与文学追求。

如果以严格甚至绝对的古代隐居生活方式来衡量，张爱玲的生活状态就可以说不是一种彻底的隐居，因为那种彻底的隐居原本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太具有可能性。站在现代，以发展眼光来看，张爱玲的另类生活与创作，虽然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都市蜗居及其产物，但实质上是一种自主的现代隐居形式，是张爱玲对其生命本身的努力实现与对其主体精神的高贵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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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隐逸书写研究”[11YJC751093]阶段成果之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