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内科医生共情能力对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

潘丽师， 阙 翼，杨柠溪

(1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中山大学附属博济医院，广东 广州 511300，pan_lishi@sina.com；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3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神经内科医生共情能力对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

潘丽师1， 阙 翼2，杨柠溪3*

(1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中山大学附属博济医院，广东 广州 511300，pan_lishi@sina.com；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3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目的探讨神经内科医生共情能力对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5月间在广东省某医院住院的脑卒中患者，运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 测量其抑郁情绪，运用杰弗逊共情量表(JSE-HP)测量其责任医生的共情能力。分析医生共情能力对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结果患者抑郁情绪评分为(7.48±4.75)分。医生共情能力和患者家庭关系是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均衡其他因素后，医生共情能力每增加1分，患者的抑郁情绪评分降低0.135分(P<0.001)。结论共情能力强的神经内科医生较共情能力差的医生所负责的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更少。叙事医学与共情应在临床实践中运用并深化。

共情能力；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

当前，共情已经成为医疗、教育、心理等领域的热门话题，被广泛应用。共情指的是在人际沟通中，站在对方立场去理解他人处境并应对的能力[1]。在医患之间，共情的重要性更为明显。因为患者在遭受各种身体上的病痛之外，心理、社会适应往往也会不同程度地受疾病影响。医护人员在与患者共情的过程中，对患者的疾病更加理解，进而在诊疗过程中融入更多人性化措施，这对医患双方都大有裨益。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丽塔·卡蓉教授提出与循证医学互为补充的“叙事医学”概念。叙事即“讲故事”，叙事医学主张医者在患者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医者与之共情，积极去吸收、解释、回应患者的故事[2-3]。当前，这种富于人文关怀的医学理念已经在我国被广泛接受与传播，并在临床有所践行。本次研究探讨神经内科医生共情能力对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旨在证实共情在脑卒中患者中的作用，为基于共情的叙事医学在神经内科实践提供初步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7年1～5月期间在广东省某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患者入选条件：①脑卒中诊断明确且患者已知诊断；②意识清醒，能独立完成问卷；③知情同意；④患者住院时间不少于7天。患者在出院当日完成问卷。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86.5%。一般情况：男性251人(72.5%)，女性95人(27.5%)；平均年龄(59.22±7.58)岁，其中40岁以下6人(1.7%)，40～50岁31人(9.0%)，51～60岁167人(48.3%)，61～70岁118人(34.1%)，70岁以上24人(6.9%)；婚姻状况：已婚者297人(85.8%)，其他49人(14.2%)；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50人(14.5%)，初中108人(31.2%)，高中115人(33.2%)，大学及以上73人(21.1%)；家庭经济状况：较好72人(20.8%)，一般226人(65.3%)，较差48人(13.9%)；居住地：城市174人(50.3%)，县城135人(39.0%)，农村37人(10.7%)；医疗支付方式：公费57人(16.5%)，社保或商保227人(65.6%)，新农合28人(8.1%)，自费34人(9.8%)；自评家庭关系：融洽227人(65. 6%)，一般86人(24.9%)，较差33人(9.5%)。

患者的责任医生同时参加调查，他们均与患者进行过不少于三次针对病情的交谈，并在日常查房等工作中与患者有一定的交流。医生共计31位，参加率100%，问卷全部有效。

本次研究通过武汉大学医学部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患者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参加研究。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患者基本情况：涵盖社会人口学情况(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家庭关系等)和医疗支付方式。②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 ：该量表分为两部分，每部分7个条目，分别筛查患者抑郁和焦虑情况。本次研究仅用其中的抑郁量表测量患者抑郁情绪，采用李克特四点式计分(0～3)，评分范围为0～21分，7分以上提示筛查阳性，分数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重[4]。该量表已经在我国广泛使用，信效度良好。③杰弗逊共情量表(JSE-HP)：该表于2001年由杰斐逊医学院编制，专门用于测量医护人员的共情能力，本次研究用于测量患者的责任医生的共情分数。量表涵盖观点采择、情感关怀、换位思考3个维度20个条目。答案根据程度分为7个选项，依次计为1～7分， 反向题则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共情能力越强，评分范围为0～140分[5]。中文版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6]。

1.2.2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采用SNK法或LSD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关注医生共情对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

2 结果

2.1 患者的抑郁情况

本次调查的患者，患者抑郁情绪评分为(7.48±4.75)分，筛查阳性率为37.0%。不同社会人口学的患者的抑郁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P=0.019)、年龄(P<0.001)、家庭经济状况(P<0.001)、居住地(P<0.001)、自评家庭关系(P<0.001)的患者的抑郁情绪有统计学意义。

表1 不同社会人口学的患者的抑郁情绪分布情况

注：与年龄40岁比较，☆P<0.05；与年龄40～50岁比较，△P<0.05；与年龄51～60岁比较，*P<0.05；与经济好比较，aP<0.05；与经济中比较，bP<0.05；与城市比较，cP<0.05；与自费比较，dP<0.05；与家庭关系融洽比较，eP<0.05；与家庭关系一般比较，fP<0.05。

2.2 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者责任医生共情分和自评家庭关系是其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医生共情能力每增加1分，患者的抑郁评分降低0.135分(P<0.001)。见表2。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患者，抑郁情绪评分为(7.48±4.75)分，筛查阳性率为37.0%。国内外报道脑卒中患者的抑郁患病率在17.0%～70.0%之间，有较大差异，这与样本选择、当地医疗条件、社会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有关[7]。本次研究中，住院脑卒中患者的责任医生共情能力和自评家庭关系是其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

患者的责任医生共情分对其抑郁情绪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被证实。医生的共情能力越强，患者的抑郁情绪越少。这与其他研究者报道的医务人员共情对患者心理方面的积极影响相似。在癌症治疗中，医患同情增加了患者的满意度，降低了心理痛苦与压力，同时有利于深化医患之间对于临床决策的讨论，有助于患者协助决定适合自身的治疗方案[8]。良好的共情有利于患者的身体健康，分析有以下原因：第一，疾病破坏了患者的生命进程，特别是对于脑卒中患者，很多患者身体活动受限。因此，患者承担的心理压力更大。与医生讲述自身境遇的过程，本身是释放痛苦和放松的过程，有助于减轻心理负担。第二，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不确定感[9]。因为患者的责任医生在患者面前是技术权威，所以患者对他们更加信任，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疾病预后的解释。与患者良好的共情，有助于减轻患者的顾虑和不确定感，进而缓解他们的抑郁情绪。第三，共情有助于患者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的澄澈。在共情的过程中，医生与患者身心相遇，在达到对患者深层理解的基础上，帮助患者接受疾病，理解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而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去应对疾病，最终形成豁达乐观的生命态度。第四，因为医患共情，患者对医生也充分信任，进而对医生的满意度提升，患者感受到更多来自医生的温暖、希望和爱。因此，他们的治疗依从性增加，对治疗更有信心，心理压力更少。而且，依从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治疗效果，身体情况的转变进一步促进心理健康[10]。

4 结论

本次研究发现神经内科医生共情是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共情能力强的医生的患者抑郁情绪更轻。因此，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医生应重视与患者情感共同体的建立，并通过阅读、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自身共情能力。医护在叙事中与患者共情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叙事医学理念可以在以脑卒中为代表的慢性病诊疗中拓展与深入。

[1] 侯东泽，颜登高，杨柠溪.肿瘤外科医生共情水平调查与启示[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4)：471-475.

[2] Charon R. Narrative Medicine:A Model for Empathy, Reflection, Profession, and Trust[J]. JAMA, 2000, 286(15):1897-1902.

[3] 潘丽师，尹燕清，杨柠溪.叙事医学干预对后遗症期脑卒中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J].中国医学人文,2016(12):12-15.

[4] Bjelland I, Hahl AA, Hauq TT, et al. The validity of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n undated literature review[J]. J Psychosom Res, 2002, 52(2):69-77.

[5] Hojat M, Mangione S, Nasca TJ, et al. The 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data[J]. Educ Psychol Meas, 2001, 61(2):349-365.

[6] 张舒，刘汉龙，刘惠军，等.关于医学生同理心的实证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4，27 (4):514-517.

[7] 刘粹，康岚，黄成兵，等.住院脑卒中患者抑郁障碍现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2):93-97.

[8] Lelorain S, Brédart A, Dolbeault S, 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mpathy measures and patient outcomes in cancer care[J].Psychooncology, 2012, 21(12):1255-1264.

[9] Hjelmblink F, Holmstrom I. To cope with uncertainty: stroke patients’ use of temporal models in narratives[J].Scand J Caring Sci, 2006, 20(4):367-374.

[10] Hojat M, Louis DZ, Markham FW, et al. Physicians’ Empathy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r Diabetic Patients[J]. Acad Med, 2011, 86(3):359-364.

EffectofNervePhysicians’EmpathyAbilityonDepressiveMoodofHospitalizedStrokePatients

PANLishi1,QUEYi2,YANGNingxi3

(1DepartmentofNeurology,ZengchengDistrictPeople’sHospitalofGuangzhou/Boji-AffiliatedHospitalof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1300,China,E-mail:pan_lishi@sina.com; 2InstituteofBasicTheoryforChineseMedicine,ChinaAcademyofChineseMedicineScience,Beijing100700,China; 3SchoolofHealthSciences,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1,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nerve physicians’ empathy on depressive mood of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MethodsChoosing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in a hospital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17 to May 2017,we used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 to measure their depressive mood;the Jefferson Scale of Empathy-Health Professionals (JSE-HP) to measure their charge doctors’ empathy ability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doctors’ empathy on patients’ depressive mood.ResultsThe score of patients’ depressive mood was (7.48±4.75). Doctors’ empathy ability and patients’ family relationship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ve mood of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After equilibrating other factors, when a one-point increased on the doctor’s empathy score, the patient’s depressive mood score decreased by 0.135 points (P<0.001).Conclusion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managed by neurological physicians with high empathy ability are less likely to be depressive. Narrative medicine and empathy should be applied and deepened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Empathy Ability; Neurology; Stroke Patients; Depressive Mood

*通信作者，E-mail：ningxi0218@sohu.com

R197.32

A

1001-8565(2017)10-1255-04

10.12026/j.issn.1001-8565.2017.10.15

2017-06-13〕

〔修回日期2017-09-18〕

〔编 辑 李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