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分校·第二分校(上)

2017-12-28 10:24
黄埔 2017年6期
关键词:武昌分校军校

黄埔军校在武汉先后三次设分校,即北伐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后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迁湖南邵阳、武冈、会同),因间隔较长,不同时期状况各异,故分时段述之。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26.10—1927.07)

一、历史沿革

武汉分校最早可追溯到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汉阳、汉口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主持湖北工作的邓演达决定在武昌开办政治训练班,为继续北伐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他又兼任湖北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一人三主任”,湖北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军务、政务繁忙,便以共产党人包惠僧为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办。他们选定了已经停办的武昌大学为训练班班址,计划收男女学员500人加以训练。

随着武汉三镇被克复,国民革命洪流席卷到长江流域,武汉已取代广州逐渐成为全国国民革命中心,留守黄埔军校的军校代理教育长方鼎英9月29日致电校长蒋介石:“现在我方局面进展,粤东偏处一隅,招致人才不易,似宜及时在武昌或长沙开设分校,一面为扩充做准备,一面为延揽人才之方法,关系极为重要。”

在筹建过程中,政治训练班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10月15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省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其间通过决议:“军事政治学校除黄埔外,可于其他各省地方设立之。”蒋介石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打算“在武昌另设分校。原有校内政治科,移设武昌,再加扩充,以便多方造就人才”。旋将政治训练班筹备处改为黄埔军校政治科筹备处。11月,将黄埔军校政治科移设武昌,委邓演达为主任负责筹备。邓除电请中央党部拨发政治科开办费10万元,开学后每月6万元的经费外,还将在武汉以黄埔军校政治科名义招收学生的事,向中央做了报告。

经建校筹备处主任包惠僧四处寻觅,校部确定在原张之洞开办的两湖书院旧址(包括今武昌解放路以西武昌实验小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老住院部、护校和市45中一带)。这里西靠平湖门、文昌门,濒临长江,东面是武昌最繁华的兰陵街,北枕风光名胜蛇山,南近原总督衙门。房子虽然破旧,里面还住有一些单位,整修和搬迁的任务繁重,但对内对外尚有扩建的余地。邓演达以班主任的身份,委派他在广东陆军小学和留德的同学、时任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的郭冠杰负责搬迁和整修。郭冠杰联合包惠僧把原两湖书院的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房和南北书库改建成课堂宿舍,把藏書楼楼下作礼堂,楼上作校部办公厅。经过一个多月努力,校舍整修工作基本就绪。

开学在即,政治科被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原来打算在武昌办政治科,让广州黄埔岛上校本部第5期学生来武昌就读。12月6日,又命令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本校政治大队及炮、工两队学生并教官器材,克日迁鄂。”1月19日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他和汪精卫分任校长、党代表,派邓演达和顾孟余分别代理校长和党代表。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于1927年2月12日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分校2900名学生外,学兵团的3000名学兵也参加了典礼。当日下午一点半,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领导宋庆龄、徐谦、孙科、彭泽民、吴玉章、蒋作宾,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董必武、詹大悲及来宾200余人出席。中央委员徐谦、代校长邓演达、中央委员吴玉章、代党代表顾孟余相继发表演说。邓演达强调:“本校是黄埔的分校,要继承和发扬黄埔的革命传统,使军队受党的指挥,使军事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结合,要特别以民为本……使全民中尤其是百分之八十的农工们能真正得到解放。”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我们革命的敌人是世界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希望武装的同志们不要做第二个军阀,要为全中国痛苦民众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谋幸福。”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武汉分校改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3月2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武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国都。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吴玉章建议,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武汉的军校就应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部,取消分校名称,提议任命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为中央军校委员,以委员制代替校长制。会议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和提议。接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三人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务委员,主持军校工作。3月27日正式更名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8日正式对外挂牌。

三常委中,谭延闿在政府工作,基本不过问军校事务。邓演达担任已经升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还正在与毛泽东等人组建全国农民协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责任,自然落在另一个常委、共产党人、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肩上。

1927年夏,武汉军校师生被编为中央独立师。驻扎在宜昌等地的独立第14师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直指武汉近郊的土地堂。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与军阀张作霖南犯的军队殊死拼杀,武汉防务空虚。为加强戒备,武汉国民党中央5月10日决定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南下镇压夏斗寅的叛乱。在叶挺的指挥下,中央独立师配合第24师等部队,经过激战,打败了夏斗寅叛军,解除了武汉南面的危机。endprint

在军校师生讨伐夏斗寅叛军时,和夏斗寅有默契的唐生智部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解散所有工农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等人,不仅不去谴责和镇压许克祥等的反革命行为,反而认为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一方面纵容和庇护许克祥,一方面又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

恢复后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临严峻形势。自6月30日起,中央独立师名义即行取消,仍恢复学校原状。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大杀共产党和工农领袖的何键部队开到武汉,和李品仙部一道控制了汉阳、汉口,并开始在武昌捕杀共产党人。武昌满街张贴了“打倒武汉分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师生出外时不时遇到一些陌生人的骚扰。

北伐河南的唐生智、张发奎部的主力回师,汪精卫的胆气也充实起来。他要进行一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豪赌,在“夹攻中奋斗”,既要反共、反工农,又要“东征讨蒋”。

在此情况下,军校于7月9日召开了一个有汪精卫等人参加的“七九”讨蒋大会。大会通过了三项提案:一是请求中央立即下令讨蒋;二是请中央立即委本校全体党员做讨蒋前驱;三是请求学校当局加紧军事训练。邓演达参加了大会,与恽代英探讨了当时的形势,酝酿了军校下一步对策。7月11日,总政治部的《革命军日报》专门刊登告示,通知各地被迫来汉人员“愿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者,需在本月13号以前至总政治部总值日官处报名”,准备聚集各地坚决革命的人进入军校,充实军校革命力量。

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国民革命即将失败的重要历史关头,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7月12日改组了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13日,临时中央常委会针对汪精卫策动的“反共”阴谋,写成《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汪精卫“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指斥汪精卫一伙“向蒋介石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7月14日晚,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等人的反对,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反共”计划。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控制武汉的湖南新军阀何键、李品仙在汉口大开杀戒,将共产党实际掌控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于下手。一些出头露面的师生不断受到恐吓,一些意志薄弱者动摇了,学兵团的士兵跑了不少。

为了保存力量,武汉军校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在这关系武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生死存亡的关头,第二方面军主力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抓住张发奎与唐生智之间的矛盾,并利用张发奎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野心,推动张发奎把武汉军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何键、李品仙“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把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魔爪缩了回去,其蓄谋已久的反动阴谋,终于未能得逞”。7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到南湖向师生们宣布:为“东征讨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已正式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团长由他的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即日准备东征。武汉军校从此停办。

二、组织与管理

1926年10月开始筹备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政治训练班,由邓演达担任主任,时为共产党员的包惠僧负责筹备处具体工作。10月27日,政治训练班奉命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成立招考委员会,主席为邓演达,委员包括郭沫若、李民治、彭漪兰、王法勤、杨澍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人。

政治科于1927年1月更名为武汉分校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分任校长、党代表,邓演达和顾孟余分别代理校长和党代表。张治中任教育长、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

黄埔5期学生编为学生总队,由张治中兼任总队长。下分炮兵、工兵、政治3个大队,分别由黄埔来人史文桂、方鸿行继任炮兵和政治大队长。原工兵大队长杨澍松的职务则由蓝腾蛟兼任,他们都是保定军校出身,上校级。炮兵大队下分4队,工兵、政治大队各下分3队。每队下再分3个区队。各队队长多为黄埔1、2期学生,少校级。新招的学生编为入伍生总队,杨澍松为总队长,他也是保定生,上校级,下分2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陈匡济、曾松卿(后改为胡斌),他们也是保定生,均为中校级,每个大队下分4队,队长为黄埔1、2、3期学生,少校级,每队下分3个区队,区队长均为黄埔4期生,上尉级。女生队,队长郑奠邦(郑骥),保定生,少校级。下面分设3个区队,后增至4个区队,区队长都是上尉级。各级官长名单组织系统图如下:

校长:蒋介石 党代表:汪精卫

代校长:邓演达 代党代表:顾孟余

教育长:张治中

秘书长:周佛海

总办公厅

总务课长:唐拔

文化课长:郑方生

统计课长:周骥云

政治部主任:周佛海 秘书:吴企云

总务科长:何志道

组织科长:叶镛(暂代)

宣传科长:罗兰增、李达、陆更夫

训练部主任:张治中

政治总教官:恽代英

军事总教官:蓝腾蛟

军医处长:丁志亮

军需处长:刘宏宇

管理处长:高光祺(兼代)

卫兵连长:陈泽寰

学生总队长:张治中

炮兵代大队长:王棫栋

工兵大队长:蓝腾蛟

政治大队长:张鸿儒

入伍生总队长:杨澍松endprint

政治第1大队队长:陈匡济

政治第2大队队长:曾松卿(后改胡斌)

女生队长:郑奠邦(4月26日起队长改为李荣桂,副队长为张桐慎)

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惟淑

一区队长:杨伯珩

二区队长:王展

三区队长:李师竹

特务长:杨时伟、洪英、杨佩兰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军校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后,武汉分校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5人组成。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3人为常务委员,主持军校工作。教育长为侯连瀛。训练部部长为杨澍松,副部长为蓝腾蛟。南湖二部主任由蓝腾蛟兼任。政治部主任为周佛海,5月后改为施存统。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4月后改由施存统担任。组织系统图如下:

5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后,侯连瀛担任师长,杨澍松为副师长,宋汉英为参谋长,蓝腾蛟为步兵第1团(第1营营长吴扬善,第2营营长陈匡济,第3营营长曾松青)团长,史文桂为步兵第2團团长,杜道周为炮兵营长,柳善为工兵营长。接着,又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编入中央独立师,为第2团第3营。随后,为了加强中央独立师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提请任命恽代英为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施存统为政治部主任。据蓝腾蛟回忆,6月中央独立师南征、西征回到武汉后,曾重新整编过,第5期学生编为第1团,张明儒任团长,学兵团学生为第3团,史文桂为团长,均驻两湖书院。第6期学生原来是第1团,他任团长,现在则改成第2团,改驻南湖。第5期学生“先后受领毕业证书出校,第1团就此撤销。学兵团改编的学生逃亡很多,第3团也相继撤销。仅第2团仍保持集结”。6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仍恢复学校原状。

7月中下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正式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谢膺白担任团长。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后改编为第4军教导团,叶剑英、杨澍松、朱勉芳等先后担任团长。

三、学员

当时采取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招生。1926年秋冬之际,中国大部分省市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下,除两广以外,北伐军克复或正在克复的省份只有湖南、湖北、江西,上海有租界作掩饰,四川军阀则刚刚易帜倒向革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考委员会决定采取公开和秘密两种形式招生。特派员在有条件的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以及奉天配合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公开招考,初试录取后再来武汉复试。河南、安徽、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未克复省份和韩国青年会等则由当地党部组织或个人,介绍青年秘密来武汉报考。

11月下旬,长沙《大公报》,武汉《革命军日报》《楚光日报》,四川《国民公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全国多家报纸登载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招生广告》,广告称:本校为中央军校一部分,以养成健全宣传人才充实军事工作之下级干部及各地社会工作人员为宗旨,设在武昌,名额1100名,分速成科、本科、女子特别班,凡中学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经各级党部及党员介绍,年龄在18岁以上,20岁以下者,皆得报考;初试科目除三民主义外,依照中学毕业程度还要考试国文、算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等科,初试时加口试,检查身体。同样类型的招生广告也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刊登或流传。

得知武汉军校招生的消息,全国青年奔走相告,相约报考。“到武汉去”已成青年最时尚和进步的口号,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由于当时许多地方有国民党员而无国民党组织,有组织的地方,组织也很不健全。国民党改组以后,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共产党员一并加入;哈尔滨、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没有国民党组织的,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织。因此,许多地方的招生工作,便是由主持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共产党人负责的。

湖北的招生工作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理,主持者便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共产党人董必武。考试在武昌两湖书院进行,报名的人数很多。笔试通过后还有口试、检查身体。考试、录取工作都十分顺利,最后录取学生120名,其中女生30名。

派到湖南去招生的人则配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何叔衡、夏曦主考。因报考人数多达2000人,而且政治素质、文化水平都很高,初试录取男生204名、女生44名。但军校考虑招生指标有限,还要给北方一些省份留下名额,坚持复试后录取男生80名、女生20名。军校派往重庆去招生的陈维中会同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杨闇公领导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持考试。考生多来自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和受恽代英、萧楚女影响的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师。考试在重庆进行,初试录取男、女生300多人,由当时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的刘湘派专轮送到宜昌,再换乘招商局“胜利”号轮船到汉口。罗瑞卿、陈季让(陈毅之弟)、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兰畦等都在内。

上海的招生工作由国民党中央指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办理。包惠僧特别电请共产党人沈雁冰主持。考生除上海地区以外,还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共1500多人。不少是原上海国民大学、群治大学、上海大学、持志大学、商科大学、法科大学学生,也有一些中小学老师、职员、中共基层工作者和各界青年。

江西的考试是在刚刚攻下来的南昌,由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持。最后录取了110名学生,其中女生10名。

其他各省因是革命势力未达到的区域,青年都是通过同学、朋友、亲戚和长辈知道消息,然后由当地一些进步团体组织和个人介绍来的。

由于各省考生到达武汉的时间有早有晚,还有一些是个人和几个人零星到达的,武汉军校不得不为来汉的6000多名考生先后举行了五次初试、五次复试。

经过近两个月的招生、考试、体检,录取了政治训练班男生986人,女生195人。同学籍贯以两湖、四川最多,江西、河南等省次之,两广、上海、江浙、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又次之,还有不少朝鲜籍的同学。据军校筹备机构统计,男生以四川207人为最多,女生以湖南61人为最多。endprint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汉分校公开刊登广告招收女兵,并正式组建了近200人的女生队,使中国青年妇女有机会像男人一样进入正规军事院校学习革命道理和军事知识、军事技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是创举(美国西点军校1976年才开始招收女兵,比武汉分校晚了整整50年)。

1926年12月25日,广州黄埔第5期政治科500余名学员,经郴州、长沙抵达武昌。中央决定,他们住武昌两湖书院,与在武汉新招的学生“合并训练”。不久,第5期炮兵科800多人、工兵科400多人,也从广州黄埔和南昌西部前线移来武昌就读。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是1926年9月结束入伍训练,成为正式学员的。分为炮兵、步兵、工兵、政治、经理五科。学员总数2620人。炮兵、工兵、政治科1760余名学员移来武昌,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已来大半(黄埔5期在本校仅剩下步兵、经理两科,仅900余人)。军校还接收了长沙分校并过来的数百名学员。接着又分两批接受湖北省农协送来的农民训练班学生380余人,加以训练。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00多名学生,除王樹声带领300名去麻城剿匪外,其余也被派到军校训练,后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补充第3营。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学生和黄海明任队长的武汉工人纠察队训练班学员,进入军校训练,后被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补充第2营,下属两个男兵连,一个女兵和娃娃连。补充第1营则是广东来的农民自卫军。

上海“四·一二事变”和广州“四·一五事变”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东一带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大批逃亡武汉。武汉中央军校5月4日发出通告:“查江浙闽皖粤做军事工作人员,近日以来多因被迫回武汉,本校为收容革命人才起见,特于武昌平湖门外就骑兵团设立招待处,派刘先临为招待员,凡属回武汉各同志请至该处与刘先临接洽一切。”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还设立特别班,接收和培训一批朝鲜学员。

四、教学与训练

招收新生的同时,邓演达、包惠僧也制定教学计划。最早到达的教官李达、包惠僧、章伯钧对先行来汉的第5期政治科学生确定,在未开学前,政治课以讲演形式讲授。内容关于政治、主义、国内外政治报告等三项。担任出席的教官有邓演达、铁罗尼、李汉俊、董孚光、吴企云、李达、章伯钧、包惠僧、周佛海、毛泽东、恽代英、李合林、郭冠杰等。担任特别讲演的人员有鲍罗廷、徐季龙、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詹大悲、唐生智、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或知名学者。

1927年1月3日,黄埔军校主任教官恽代英调任黄埔军校政治科政治总教官,经上海抵达武汉。1月9日,恽代英主持召开了政治教官第三次会议,出席者为恽代英、李达、周佛海、吴企云、董孚光、袁振英、包惠僧、李合林等。会议确定,比较长期的政治科,适用循环教学法,先短期教完各种基本课程,以后再进一步研究。教授多留时间,使学生发问或发表意见,废除过去那种满堂灌的学习方法。为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规定学生需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周至少请中央委员或本党名流来校讲演一次。军校以后的政治教育,基本上都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进行。

按教学计划,黄埔第5期政治大队1队5月7日毕业,2队7月6日毕业,3队与黄埔炮、工两大队10月15日毕业,炮、工两大队毕业后加实习一个月。入伍生总队以2月14日至5月14日为入伍期,1928年1月14日毕业。

规定每日上课7小时,黄埔第5期炮、工两大队每日政治课一次,政治大队每周政治课14次,其余为军事课。入伍生各队每日一次政治课,两次学科,两次术科。

7月下旬,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民革命濒于失败之际,武汉军校师生到武昌洪山、卓刀泉一带进行了操练,向企图绞杀他们的何键、李品仙等反动派显示自己的力量。

这次野外操练的动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团长蓝腾蛟的回忆:“何键扬言要以武力围剿武汉分校,邓演达为避免牺牲,命我率领第2团到武昌郊外卓刀泉野营演习,必要时准备就地出发。”二是时为共产党人的第4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其华回忆,那时中共中央对这支“全部可由共产党指挥的”力量寄以很大期望,认为“可以利用”,“所以那时本有一个计划,借打野操的名义,将武汉分校的全部学生(即中央独立师),全副武装的拖出去,打野操一打就不回来了”。参加这次演习的汤石僧回忆,“卓刀泉的野外演习是军校一次规模最大、时间较长(三天)、也是仅有的一次全校联合的战斗演习。这里山峦起伏夹带着田垄,是武昌迤南的军事据点。假设情况是蓝军和白军相等兵力的团对抗。从行军警戒到宿营,他们把野外演习当战场,充分表现机智、灵敏、勇敢、沉着、旺盛的战斗精神,不管泥里、水里、荆棘与陷坑,前仆后继。时当初夏,天气暴热,在激烈的战斗中有的倒下去昏厥了,苏醒后又积极投入活动。特别是面临冲锋陷阵,争夺据点白刃战的最后阶段,更流炽着战场上的壮烈气氛。伤(跌伤、碰伤……)病、中暑窒息者频繁迭出,当场死亡者数人。他们奋不顾身,把假想敌当真敌,不惜捐弃生命。当时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战斗演习。它在平定夏、杨叛乱后又一次检阅自己的力量,也是向周围窥伺的反动派示威。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想利用这次野战演习机会轻装进军突破反动势力的包围,高举红色旗帜前进”,“军校师生们一致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以‘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四·一五事变”后从广州黄埔第6期逃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洪涛,对这次卓刀泉演习的目的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认为“一是力求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锻炼,提高作战技能,增强敌情观念,加强战斗准备;二是向反动势力示威,警告他们,革命力量不可侮!同时,通过野外演习,检查自己的力量,并以此突破敌人的监视和威胁”。

五、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导作用

武汉分校名义上由国民党创办,但由于国民党在全国的各级地方组织并不健全,许多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多由共产党员来组织。不少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们许多公开活动是以国民党员身份进行的。如四川、湖南及湖北等生员大省的招生工作几乎全由主持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共产党人负责。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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