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厚父》“王若曰”之“王”考实

杜 勇



清华简《厚父》“王若曰”之“王”考实

杜 勇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厚父》“王若曰”之“王”为周武王。根据文献从三个方面考察得出：第一，文王之后、周公摄政之前，唯一符合“君天下曰天子”，是知“王”为武王；第二，《厚父》中的“王”不只与武王的“天子”身份相应，而且符合武王克商后急于寻求治道的情势；第三，在孟子时代，与厚父对话的“王”其具体身份也应该是人们熟悉的，不然孟子引《厚父》则不足以言“武王之勇”。

周武王；《厚父》；清华简

初读《厚父》简文，颇觉内容十分重要。然篇中“王若曰”之“王”究为何人？此于有关史实的时代定位甚为关键，而整理者不赞一辞，不免略生遗憾。待诸事忙过，再行绎读《厚父》，初步形成文中“王”为周武王的想法，撰文前再上网检索，得见李学勤先生《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一文，已明确提出“《厚父》中的‘王’乃是周武王”[1]34。这极大地增强了笔者的信心，兹作续貂之论。

（一）《厚父》中的“王”非夏商之王

从清华简《厚父》有关内容看，篇中“王若曰”之“王”肯定不是夏代任何一位君王。简文记述时王与厚父君臣二人的对话，谈及夏朝情况时厚父说：

之慝王乃渴［竭］失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赦），乃坠厥命，亡厥邦。[2]110

这里的“亡厥邦”是指已经灭亡的夏邦无疑。孔甲为夏代君王，之后的“慝王”即邪恶之王“颠覆厥德”，坠失天命，国亡政息。则《厚父》文中参与对话的“王”必非夏王。

那么，简文中这位“王”有无可能是某位商王呢？由于《厚父》只明确说到“夏邦”以及禹、启、孔甲等有关史实，不曾具体言及商朝的人和事，不免存在“王”为商王的可能。但细考简文，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三，酒政被纳入基本国策亦非殷人所为。在《厚父》简文中，厚父对时王说：“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这是对时王治国施政的建议，并非谈夏代戒酒的情况，不宜理解为夏代后裔的酒诰[6]。虽然夏代也有饮酒之风，但历史上并无夏代因酗酒而致亡国的传说。李学勤先生认为，厚父这段话“与《尚书·酒诰》和大盂鼎铭文关于酒禁的论旨相同，均为针对商朝的覆灭而言”[1]，这是很正确的。《厚父》是建议禁酒，《酒诰》是实施禁酒，二者大有区别，尽管二者都有把殷人以酒误国作为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可见《厚父》中的“王”不可能是商王，因为任何一位商王都不会把禁酒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否则发生殷人“率肆于酒，故丧师”（大盂鼎，《集成》2837）的结局就成了无法理解的事情。

总之，清华简《厚父》不可能是商代文献，篇中的“王”既不是夏王，也不是商王。当我们排除《厚父》“王若曰”之“王”为夏商之王的可能性后，那就只能在周代诸王中加以别择了。

（二）《厚父》中的“王”为周武王说

在《厚父》中，时王“问前文人之恭明德”，除了着重了解夏朝的情况外，还就如何治理天下，正确处理“小人之德”问及厚父。厚父献策的内容之一是戒酒。他说：

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乐。曰酒非食，惟神之饗。民亦惟酒用败畏（威）儀，亦惟酒用恒狂。

这是强调臣民必须“敬德”，不能沉湎于饮酒佚乐。民众以为酒既可用于祭祀，也可用于享乐。实际上酒不是饮品，而是用来祭祀的。民众会因过度饮酒败坏仪态与尊严，也会因过度饮酒失性发狂。这段话的要旨是申明酒的用途与过度饮酒的危害，希冀臣民务必戒酒。如果把厚父这段话与《尚书·酒诰》略加比较的话，可以看出具有法令性质的《酒诰》必出《厚父》之后。《酒诰》虽然只是周公对康叔封卫发布的诰辞，但实际体现的是周朝整个国家厉行禁酒的精神。其总纲是：“无彝酒”，“饮惟祀，德将无醉”。即不得经常饮酒，饮酒只能在祭祀时进行，并要约束自己的德性，不能喝醉。罚则是：对“群饮”者，“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只有对殷遗民“湎于酒”者，政策略有放宽，“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若仍不遵从教令，同样杀戮不赦。表明《酒诰》禁酒已进入国家律令层面，而不是仅限于一种咨政方略。而《厚父》所言禁酒无非是提出政策建议，离具体实施尚有距离。是知周人禁酒，必是厚父议政于前，周公施政于后。这样，《厚父》中的“王”就不可能是年幼即位的成王，亦非《酒诰》发布前摄政称王的周公。武王死后，政局动荡，为了平定三监之乱，周公决计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周礼•天官冢宰》疏引《尚书大传》），是时尚无暇顾及禁酒的问题。

在成王、周公之前，文王治岐时有过禁酒令。《尚书·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祀兹酒”是说先周已有祭祀时才能饮酒的限制。但这只是一个诸侯国内的禁酒，与《厚父》所说在“天降下民，设万邦”的背景下，实行全面禁酒是有区别的。简文中厚父对“王”以“天子”相称，表明这位王已是天下共主。《礼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史记·殷本纪》说：克殷之后，“于是周武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然文王治周时尚未代商而有天下，他可以称“西伯”，也可以称“王”，却不适宜于称作“天子”，再说文献上也从未见到这样的记载。这就意味着《厚父》中的“王若曰”之“王”，当与周文王不相关涉。

如果说《厚父》中的“王”并非周文王的话，那么，文王之后、周公摄政之前，唯一符合“君天下曰天子”条件的，就只有周武王一人。《管子·形势解》说：“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礼记·中庸》说：“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其他文献如《吕氏春秋·当染》等亦有类似记载。而《厚父》称王为“天子”，是知“王”为武王，此其一。

在武王克商归周后，深感洛邑未建，天下未集，不免忧心忡忡，夜不成寐。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武王不断访问老臣，以探求前代兴衰存亡之道。最有名的是“王访于箕子”，箕子陈言：“禹乃嗣兴，天乃锡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同清华简《厚父》一样，箕子所说的重点也是有关夏朝的兴替。可见《厚父》中的“王”不只与武王的“天子”身份相应，而且符合武王克商后急于寻求治道的情势，此其二。

更令人惊异的是，《厚父》有一段话竟为《孟子·梁惠王下》所引。孟子对梁惠王说：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所引《诗》句，见于毛诗《大雅·皇矣》，仅有个别异文，诗义明了，孟子未加解释，即直奔主题，谓“文王之勇也”。接下来的引《书》文句，依东汉赵岐注止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然见于清华简《厚父》者文字略异，称“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李学勤先生通过对“降”“助”等字的对勘分析，认为《厚父》“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处”[1]。这应该是正确的。是时，《厚父》能流传到楚地，中原诸国亦应有见，这才有孟子把它作为《书》来引用的可能。但孟子未出篇名，与他引《洛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诸语仅称“《书》曰”（《孟子·告子下》）同例。

观《厚父》简文，“天降下民”诸语出自厚父之口，意在说明夏代哲王谨遵上帝之命，以君师身份治理天下万民。此与武王本身的作为并无关联。因此，孟子引文以言“武王之勇”，便显得多有附会。这可能与当时赋诗断章的风气有关。孟子主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故连类而及，引《书》也可能发生断章取义的情况。虽然简文“古天降下民”一段非“王”所言，但前文“王若曰”且有“（天）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一类的话，因而以此言“武王之勇”还不至于离题万里，只不过需要多加一些解释。所谓“四方有罪无罪惟在我，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二句霸气十足，似与简文中“厚父”或“王”的口气相异，应该不是出自不同的传本。此二句很可能是孟子对《书》的解读，当与“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相衔接[6]，以“诛一夫纣”（《孟子·梁惠王下》）构成“武王之勇”的事实基础。从这些微妙曲折之处来看，孟子所引《书》文只有来自《厚父》，才使他用于说明“武王之勇”时不得不如此大费周章。在孟子时代，“厚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人们熟悉的，与厚父对话的“王”其具体身份也应该是人们熟悉的，不然孟子引《厚父》则不足以言“武王之勇”。这也证明《厚父》“王若曰”之“王”为周武王，此其三。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说《厚父》“王若曰”之“王”为周武王，应可成立。《厚父》在孟子时代被人们视为《书》，但当时《尚书》是否已整编结集，不可确知。从清华简中发现多篇《尚书》来看，当时应以单篇行世为主。单篇行世则易于佚亡，加之秦禁《诗》、《书》，到西汉能保留下来的《尚书》就只有立于学官的今文28篇，以及孔壁发现的古文16篇。作为《书》类文献的《厚父》恐怕早在秦汉之际即已亡佚，故东汉赵岐注《孟子》引此《书》文，称“《尚书》逸篇也”。本为“逸篇”之文，却又见于梅本《古文尚书·泰誓》，使梅本古文《尚书》为伪古文的断案又添一证。

确定《厚父》为《尚书》逸篇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梅本《古文尚书》之为伪作得到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不至于把它同《逸周书》中某些托古晚出的篇章混为一谈。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厚父》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个别文字上的加工润色，但基本可以断定其初始文本当出自周武王时史官的手笔，故可作为周初的真实史料来使用。

[1]李学勤. 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J]. 深圳大学学报，2015(3).

[2]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M]. 北京：中西书局，2015.

[3]杜勇.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J]. 孔子研究，1998(2).

[4]顾颉刚.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5]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6]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J]. 文物，2014(12).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朱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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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5

杜勇（1956—），男，四川旺苍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