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新理念：审美性、群众性与服务性

王华华+孔凡娟

摘要：创造性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及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功能和职责。改革开放近40年，受物质生活条件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外出务工增长见识、代际逆传递的审美反哺、政府公共服务累进作用等多因素的影响，村民群众的审美意识、审美口味和审美需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当村民群众有更高的审美需求时，村党组织建设和组织功能再生产中应“顺民心”，有机整合农村党组织建设中的审美性、群众性和服务性，创造性地满足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增强村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审美性；群众性；服务性

中图分类号：D26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2-0011-0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16年度“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的路径研究”（16DJC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华华（1984-），男，湖北襄阳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中共无锡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党史党建；孔凡娟（1981-），女，山东济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学。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都取得可喜成绩，同时，执政过程也面临各种社会风险和挑战。能否有效制定与贯彻好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是检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合法性和政党功能有效性的试金石。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增长的基层触角，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根由。随着社会变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面临着功能惯性、组织惰性和组织更新的难题，亟待从学理上和实践上寻求突破。

一、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

任何政党合法性的生成，都与政党本身能否有效嵌入社会相关，而扎根社会生存的政党，不得不考量自己的政策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民众的利益。满足最广大民众的利益需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毛泽东早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曾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执政合法性就源于不断创新自己的政策，在贯彻群众路线中，依靠群众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进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合法性基础。群众在实际生产、生活、学习中的需求，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变化性和审美性。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很快，社会结构转型也很快，人民群众具有了改革成果“共享”的物質文化基础。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村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需求也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中，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提升，就是变化社会中民众需求转型的印证之一。

1.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概念界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批判的视角，科学揭示了人类探究外部世界的三种实践形式，即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其实，中国也有自己探究外部世界的独特语境，“格物致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中国传统儒学中界定人们探究外部事物的重要表述，“格物致知”并非人们探寻外部世界的终极关怀。现代哲学中，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大致界定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价值关怀。由此，可以推定人与客观事物或现象大致有三种关系：一是科学的认知关系，体现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真”或“真理”的追求；二是伦理的规范关系，体现为人们对外部社会“善”或“善良”的追求；三是审美的表现关系，体现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美”或“审美”的追求。那么，什么是审美呢？审美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当中，因人的各种活动而建构出的一种对外部事物或现象本身的特殊的、高级的、雅致的感知。[2]简而言之，审美就是人们感觉美。审美的本质即自由，但并非超越限度的自由，抑或是自由到变态才算有美感。审美的自由总是在“真”和“善”的两条轨迹上运行，才能超越功利态度和实用态度来审视客体对象，达到比较成熟和纯粹的审美关系。凡是脱轨的自由式审美，不论是艺术审美，还是一般审美，只要远离了“真”和“善”，也就不构成符合人类文明的审美，其实质就是“不美”，或伪审美、亚审美，如媚俗艺术、暴力美学（Aestheticization of violence）等。

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建立在满足较低层次生存需求之后，并以较为成熟的认知态度，感知将要实践的对象或外部现象，而体悟到的美的感受。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Abraham H.Maslow） 在《动机与人格》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从人的需求满足层次方面，细化了人们对于生存、发展和享受需求的由低到高阶梯式的追求。这跟人们的审美追求有着相似性，也跟恩格斯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是一样的。[3]由低到高追求“真善美”需求的满足，既是人们审美追求的演进路径，也是村民群众审美需求变化发展的写照。村民群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发展，不仅体现在私人领域的有形物质产品和无形服务的消费上，也体现在公共领域的政府服务和乡村自治的消费上。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是指在能够完成村民群众所要办理事项或公共服务需求的前提下，村民群众通过日常接触政府或村党组织的旗帜、徽物、场所、宣传语、影像资料、工作人员等所感受到的美感或审美知觉，从而增强对政府或村党组织的“真、善”信赖感。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产生和变化，既非整体化一、步伐一致，也非改革开放之后才有，而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或不同美的感悟，如延安时期中共边区农村党组织建设中的“革命式”审美、建国初期农村党组织建设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审美等。

2.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变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由单一的“能办事就算美”转向多元的“温馨服务体验”，由传统的“上门找干部办事”转向互联网的“政务在线办理服务”，由机械的“符号政治社会化受众”转向自主的“选择性屏蔽符号政治”的公民。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发生变化的基础在于：（1）村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改革开放破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也使得村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提升，而物质生活上的满足感，又促使村民群众转向更高层次的服务需求满足，对政府和村党组织所供给的服务也有了新的审美性要求。（2）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政府部门和村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着群众办事难现象，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政务、政府APP服务平台、一站式网络窗口”。政府和村党组织不得不进一步改进服务方式，而这又促使村民群众对村党组织的服务需求有了更高的“审美性”追求，即不再是上门看人脸色求人办事，而是漂漂亮亮、舒舒服服地把事办了，还对村党组织提供的服务综合感觉“美美哒”。（3）村民群众社会认知结构的整体变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的不只是城乡经济形态，也改变了村民群众对社会的整体认知结构，包括村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法治理念、处事方式、消费需求等方面质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村民群众对政府和农村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产生审美性需求变化的内在条件。endprint

3.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塑造方式。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做支撑，也有独特的审美塑造方式。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社会情境来看，我国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塑造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1）村民自我学习的方式。审美社会化的方式，可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文化传承论、个体学习论、官方传播论和社会环境论。其中，个体学习论应该是审美传承、创新和发展的核心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也处在不断学习和应对周边环境变化的过程当中，自然也习得了部分审美理念，增强了审美意识，对外界的审美也具有了较多的自主性。而当村民群众的审美视角迁移到政府和农村党组织的服务上，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也就发生了不同以往的质的变化。（2）外出务工增长见识的方式。村民群众服务需求审美性的塑造，也与农民外出打工增长见识分不开。外出务工农民对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市容市貌以及城市消费理念等，有自身独特的体验，而这些打工所增长的见识和体验，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务工农民的审美视野。一旦回流到原籍农村，务工村民或回流农民工必然会对政府和农村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有更高层面的需求，审美性需求便是务工村民服务需求提升的一种表现。（3）代际逆传递的审美反哺。父母教育子女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子女的知识、文化和审美观念正传递给父母，形成了对父母的“文化代际反哺”。正如周晓红教授所说，“文化反哺是一场代际文化传递的革命，父母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正从子女身上更新着自身的一些文化理念、消费观念和技术方式。”[5]事实上，不仅文化会反哺，审美也会发生反哺。老一辈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观念塑造，也会受到自己子女代际逆传递的审美反哺，从较大的审美代际差异转变为较多的审美代际共识。（4）政府公共服务累进的影响。政府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理念，通过科学、教育、公安、文化、卫生、体育、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使得人们在平等、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不仅培育了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意识，也增强了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审美意识。受政府公共服务累进的影响，村民群众服务需求的审美性也得以塑造和提升。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惯性”与“组织惰性”

史蒂芬·E.佛兰泽奇在《技术年代的政党》中，通过比较各国不同政党在应对技术变革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式，发现了政党不能有效应对环境和技术变迁时，所展现的政党功能乏力和党组织衰微，不论是在改善“权力的分配”，还是在监控“民主游戏规则”，抑或是在增加选民或竞夺选票资源方面，念旧在“邮寄”“电话推销”党魁和政策的政党，已丧失了党组织建设的活力，注定败给优先采用“电视竞选演讲”或互联网新媒体的政党。[6]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更会保持党组织建设的内部自省和自我更新。面对信息技术和新工业革命引发的各种问题和社会风险，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也必须保持党组织建设的活力，既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来削弱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功能惯性”问题，也要通过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党风廉政建设，来减少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组织惰性”问题。作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取得了党组织建设和稳定发展農村的“双成绩”；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足，集中表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惯性”与“组织惰性”方面。

1.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物理学上，惯性（inertia）是指物体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特性，当物体在做匀速直线运动时，若无外力阻挠，物体就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且物体的质量越大，其惯性越大，意味着让其停止的阻力力量就越大。社会学上，任何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自身的组织性质、组织规模、组织年龄、组织制度、组织文化、组织变革次数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产生组织运行过程中的“功能惯性”，而不能有效摆脱组织运行的“功能惯性”、适应外部世界的变迁，就可能因迷失发展方向、不敢创新、不敢突破而丧失组织生存的发展空间。事实上，长期运行的任何组织中，并非只有组织“功能惯性”的存在，它既有组织活力和组织创新功能的一面，也有组织运行中功能惯性的一面，只是当组织功能惯性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组织无法通过改革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时，组织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合法性空间。作为阶级利益代表的政治组织，执政党在强化党组织建设中，必须重视党组织年龄和规模双增长过程中的“功能惯性”问题。

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总是依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来克服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问题。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亦是如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主要是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循着既定的组织制度、活动程序、组织文化发挥党组织功能时，既不能敏锐觉察到人民群众变化的需求，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党组织建设的重大创新，而使得党组织的建设呈现出沿着原党组织功能轨迹“惯性”向前运作的状态。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既未造成大的党组织功能失灵问题，也未形成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功能创新。深入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需要弄明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功能。目前，国内学界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界定主要分为“四功能说”和“五功能说”，“四功能说”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界定为“基层战斗堡垒功能、发展农村经济功能、稳定农村社会环境功能、服务村民群众功能”，[7]“五功能说”主要指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领导核心功能、服务群众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吸纳党员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8]而十八大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第31条规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八条基本任务，可大致划分为代表服务功能（代表人民利益，服务人民群众）、宣传引导功能（宣传党的政策，引导社会发展）、组织动员功能（组织党员发挥先锋队作用，动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引导功能为例，在执行党中央“中国梦”政策理念宣传中，大部分城市党组织的宣传部门，以及所辖的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都千篇一律地采用了同样的漫画娃娃宣传“中国梦”，①丝毫没有察觉和体悟当地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审美性”变化，而去结合当地特色、因地制宜地宣传“中国梦”的实质性内容。这种造成“审美疲劳”或“眼盲一片”的宣传做法，只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功能惯性”的一个侧面。endprint

2.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组织惰性是任何组织发展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管理风险，因为组织的惰性产生于组织内部管理者和员工共有的生命惰性。作为自然人，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因为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出现维护工作现状和让生活安逸的心理态势，进而将这种惰性感染、传递和蔓延给身边的同事，使得人的自然惰性转变为组织惰性。不论是盈利性的企业组织，还是带有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抑或是具有明确政治追求的政党组织，都会面临“组织惰性”的潜在风险，如何制定和执行管控组织和人员的“防惰性”规则，是任何组织领导者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直在探索避免党组织惰性，激活党组织内部的创造活力，从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方法。由于中国共产党各个党组织的层级和大小不同，各个层级的党组织所呈现的“组织惰性”也有所不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是指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因长期稳定的党纪党规、党组织结构、党组织文化、党组织行为模式、党员干部习性等多種要素的综合作用，保持既定正确的或曾被实践证明是对的行为方式，惰性或消极应对环境变化和民众需求的行为倾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不同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的“功能惯性”，是造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组织惰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惰性”，只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中“功能惯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行政化趋强现象。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本应该按照党的性质去贯彻群众路线工作，但实践中却多以行政组织运行的科层制模式——“命令式”“单向式”“强迫式”向村民群众生硬地推进党组织的具体工作。由于不注重工作对象——村民群众的真实意愿，从而凸显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比如，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推进科技种粮工作，本应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以理服人，但却惰性地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以权压人，用“吹口号”“喊号子”方式强迫农民科技种粮等。（2）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动员低效现象。组织动员功能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重要功能之一，良好的组织动员工作，既能够拉近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和村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也能为有效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奠定群众基础。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动员低效现象，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动员群众的工作不考虑实际情况而固守曾被实践证明是“有用”的行为方式，比如，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动员群众执行计划生育时，采用“恐吓式”宣传，而21世纪初的城镇化动迁中依旧保持曾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维稳式”“半威胁式”“吓唬式”宣传，如“一家不签约，全队受损失”，“早签早得利，晚签一场空”等。二是，动员群众工作中惰性或消极应对环境变化和民众需求变化，如宣传动员工作中不重视村民群众的“审美性”需求，千篇一律、照抄照搬其他地方的宣传做法等。（3）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服务村民“腿脚不勤”现象。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其首要功能和职责是代表和服务村民群众，而为村民群众服务的工作，既不能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也不能办事拖拉、腿脚不勤。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服务村民存在“腿脚不勤”问题，既难以深入到村民群众当中调查民需和掌握民情，又难以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功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组织惰性”问题。

三、审美需求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更新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既回不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整合”的高度一致，也回避不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撕裂”的转型阵痛。从执政党合法性资源集聚的角度来看，破解“社会撕裂”转型阵痛的关键之举，在于抓好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党组织功能，履行好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近年来，随着“又好又快发展”“供给侧改革”“共享发展”等战略性政策的推进，民众的法治意识、科技意识、文明意识、民主意识、审美意识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对党组织服务功能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当民众审美意识提升或审美需求更高时，党组织建设应“顺民心”考虑民众对党组织服务的审美需求问题。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审美需求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其组织更新路径可从如下几方面思量：

1.着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审美性。政治的审美知觉首先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可见之物的政治性上。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在社会治理中可以不要语词、影像、徽物、符号和礼拜仪式，符号政治或政治符号这种政治包装的本身，在于回应人们对政治审美知觉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政治符号学，从延安时期“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梦”的理想建构，这些都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特征、携有中国共产党政治信息的重要政治符号，构成了和社会大众政治沟通的重要媒介。[9]符号政治审美或可见之物的政治性审美，并非审美政治的唯一对象，审美政治还应包括对权力服务功能的审美、权力执行者行为的审美、政治制度建构的审美、政治文化建设的审美等。当村民群众审美意识提升或发生变化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重视审美性建设。党组织的审美性建设，是指党组织在对外履行服务性功能过程中，为了避免组织建设的惯性、惰性和僵化，而使群众对党组织活动的生硬产生厌倦感，而采取符合群众审美口味，但又能服务群众实际需求的方式，来推进党组织建设的创新。着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审美性，需要：（1）正确区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宣传性与审美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宣传引导功能，即宣传党的政策，引导社会发展。党组织建设中的宣传，既可以作为党组织了解社会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的政策工具，也可以作为党组织追求民众认同、获取合法性的价值目标。宣传性不等于审美性，党组织建设中的宣传工作只有体现审美性，符合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才能更好达到宣传效果。而不重视人们审美需求，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就缺乏效力。（2）正确处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严肃性与审美性的关系。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审美性，不等于要脱离党组织建设中的严肃性部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更不等于要用媚俗或低俗的娱乐化形式去迎合部分村民群众的低级趣味，而是应在坚持党组织建设的严肃性前提下，有效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审美性，避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功能惯性”和“组织惰性”，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活力。（3）正确对待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符号审美与服务功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审美性，既不是依据符号政治学将审美简单地运用于党组织建设，也不是完全脱离村民群众对于党组织服务的审美需求，而是要把握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的服务审美需求，漂漂亮亮地把村民群众托付的事情给办了，让村民群众感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是“美美的”。endprint

2.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群众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其合法性在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性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本质特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并不是围绕个别干部或个别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展开工作，而是以村民群众为工作对象。因此，村民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好坏有最终发言权。村民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干部的政治认同，源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发挥绩效，即是否能满足村民群众的利益诉求。[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与分化现象较为明显，一方面，“富者越富”现象呈现出社会利益既得阶层的财富代际转移特征，社会利益既得阶层拥有的社会财富、社会地位、名校教育、机会垄断、话语权等资源有着代际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贫者难富”现象呈现出社会上升流通渠道堵塞的特点，特别是教育体制承载的阶层流动职能乏力问题突出，比如，农民的子女上大学毕业后，既难以承载“高房价”买房扎根城市，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在村工作躬耕于农村等。客观而言，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都难以完全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内卷化”相對应的出路是农村劳动力的“外迁化”，即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外地打工，而这又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老弱妇孺留守问题。厘清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村民群众的需求问题，才能更好地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群众性。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群众性，需要：（1）吸纳村民群众建村议事的政治参与诉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创新渠道，采用政务APP、村党务微信公众号、传统村务橱窗栏等多种形式，动员和吸引村民群众，特别是本村有一定打工见识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本村大学生、新乡贤等，针对本村发展和其他事项多提建议，并整合性地吸纳村民群众建村议事的政治参与诉求。（2）理顺村两委关系助力村民群众自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群众性，也体现在党组织能否助力村民群众有效自治上。理顺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避免党组织的权力过多干涉村民群众自治，使得村民自治变味为村官自治、书记自治、党组织代治，才能有效发挥村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作用。（3）把握村民群众对党组织服务的审美需求。变化社会中的组织更新，必定是以组织所代表的人群需求为导向，有序展开组织建设和组织创新。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群众性，理应把握村民群众对党组织服务的审美需求变化，及时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体现其服务的群众性审美。

3.落脚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服务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任何一级党组织都必须以有效服务人民群众为根本目标。农村基层党组织合法性资源的集聚和生长，源于村党组织和村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供需互动。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从村党组织的服务供给中得到有效满足，自然也会更加认同农村基层党组织。现实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工作，仍存在把服务群众工作口号化、对自身要求抽象化、服务群众活动程式化、党组织地位边缘化等问题，不能有效满足变化社会中村民群众的服务需求。[11]改革开放近40年，受党政服务能力提升和电子政务在线办理的影响，村民群众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虽然已大为改观，但在变化社会中，受物质生活条件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普及、外出务工增长见识、代际逆传递的审美反哺、政府公共服务累进作用等多因素的错综影响，村民群众对村党组织服务也有了审美性需求。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审美性建设，一方面，可以满足村民群众对党组织服务的“审美需求”，体现党组织建设中更高的功能追求；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党组织建设中的“功能惯性”和“组织惰性”，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创新和组织功能再生产。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大众性，则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与其他阶级政党组织根本追求的不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审美性和大众性，最终还是要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性体现出来。可见，审美性、大众性和服务性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有机整合的功能性特征，体现了村党组织为村民群众实现生产、学习、生活中“真善美”追求所做的服务和努力。变化社会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更新，既需要采取符合村民群众审美口味的方式，来减少村民群众对党组织服务活动的厌倦感，又需要分类了解村民群众的实际需求，通过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性建设，来满足村民群众的各类发展需求。“十三五”“共享发展”的政策语境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性建设，应配合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解决好村民“进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配套问题，理顺农民“转型”职业身份“受尊重”的经济问题，维护好农民子女城市发展“可持续”的机会问题，实现改革开放成果由“农民参与共享”，进而增强村民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夯实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注释：

① 虽然中宣部宣教局采用了《人民日报》漫画增刊版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图样，在各地可以推广，但是，针对受众面比较广泛的全国而言，千篇一律的宣传做法，肯定有其局限，容易引发审美疲劳。在不改变“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字里行间意思的前提下，各地应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发展实际、民情风俗、文化特征、具体受众，多样化宣传，肯定更有宣传绩效。比如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中国梦”宣传，就结合了大学生受众的特点和南京大学校园文化，既彰显了“中国梦”在大学生中的青春活力，又使得“中国梦”宣传具有了“百年老校”的底蕴。事实上，也有一些农村党组织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社会习俗而做出了创新性宣传，颇获赞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137.

[2]朱宝信.审美性：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规定——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分论之六）[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9.

[5]周晓红.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7-38.

[6][美]史蒂芬·E.佛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M].李秀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5-116.

[7]王生怀.农村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与转换的脉络分析[J].学习论坛，2013，（12）.

[8]殷焕举，李毅弘，杨雅涵.结构功能视阈下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点探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2）.

[9]胡国胜.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建设的基本经验[J].探索，2012，（1）.

[10]朱正平.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实现路径探索[J].湖北社会科学，2011，（12）.

[11]王华华.大数据时代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研究——信息裂变与合作共治[J].理论与改革，2017，（5）.

【责任编辑：张亚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