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Van Dijk社会—认知理论看文学作品话语中的社会性别

刘辰

摘 要：文学作品话语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语言实践，借由话语可以体现隐蔽的社会性别，再现渗透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力运作方式。社会性别既体现了基于生理差异的社会地位，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社会过程中的性别认同，日渐受到广大学者们的关注。Van Dijk提出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常被称为“话语—认知—社会三角”理论；该理论强调心智、话语和社会间的紧密关联，重视语境模型、知识机制、意识形态等的核心作用。他的话语分析模式以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为经纬，将其运用于文学作品分析可以有效考察女性的社会地位，剖析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从而揭示语言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乃至造成这种性别不平等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

一、引言

受后现代思潮下语言观向本体论厘革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本真的存在方式——话语。自古以来，男性处于权利的强势，而女性则是弱势群体，女性话语风格甚至被称为“无权势的风格”（powerless style），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建立了较为固定的社会文化预设与价值體系。文学话语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语言实践，借由话语可以展现真实的社会，再现渗透在现实社会中的正是体系与权力运作方式。文学作品借由话语让人们建构对社会性别的认知，“非自然”的社会性别秩序得以维护和强化。大多数学者对文学话语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兴趣颇深，但是对社会性别建构以及背后隐藏的两性不对称社会权力关系关心较少，鲜有人从认知角度考察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为现代与后现代重要批评范式之一，深入考量话语与权势、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关系。相较于社会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讨论，Van Dijk提出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socio-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SCA”；也叫“话语—认知—社会三角” （the discourse-cognitive-society triangle）理论]汲取多学科、多领域的养分，对心理表征、语篇加工过程以及共享知识、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将其广泛运用到种族主义话语研究中。Van Dijk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文学作品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建构提供新颖的解释平台和理论基础，旨在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形成原因和解决的途径，并批判性分析凝固在话语中对女性群体的定见（stereotype）。从话语—认知—社会三维视角对社会性别研究，以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为经纬，可以有效地考察女性的社会位置，剖析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进而揭示语言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原因。

二、社会性别研究

西方的女性研究从女性主义（feminism），到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跨越到后现代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ies），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探究产生性别差异的深层因素，解除精神枷锁的桎梏。无论是英美派女性主义（关注女性写作，通过心理学分析、解构哲学分析女性独特的创作心理），又或法国派的女性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下的解构派），都从新的视角对女性主义研究展开研究。美国史学家琼·斯科特指出，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和“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逐渐受到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体现权力关系、社会维系的一种基本途径。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与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与心理特征，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努力建构多元的、理想的社会性别框架。社会性别亦是一种社会建构，强调社会性别的话语构建，是在交际过程中由话语建构、协商或挑战的。社会性别是由权力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通过某种话语形式的特殊表达得以建构的，有关社会性别的观念是社会通过两性不对称的性别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一系列话语。因而，社会性别既体现了基于生理差异的社会地位，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社会过程中的性别认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证明，许多学术概念既有力地挑战了男性中心的知识生产，也有效地进入公众话语和公共政策，起着改变人的认识觉悟和改造既有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对社会性别的传统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句子、语法结构的选择等揭示隐含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社会性别话语。对文学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分析，就是对蕴藏着社会关系、权力结构的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分析。从心理学、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等角度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极为广泛，但是有关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社会性别的话语构建研究较少，Van Dijk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热衷，及其对语境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探讨，无不适用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三、 Van Dijk社会认知理论

符号学家巴赫金指出，符号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符号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的。任何符号都是由时代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团体所决定的，离不开符号的现实环境与社会环境。Van Dijk强调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话语的社会属性，建议用一种更社会化的方法研究话语加工的认知心理，用一种更具社会认知性的方法进行批评性、社会政治话语研究。Van Dijk首先对话语（语篇）认知框架展开研究，挖掘个人认知与社会认知差异。个人认知着重解释个人心智与神经结构，指社会团体成员主观地产出与理解语篇的模式。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是“社会行为者在社会语境中习得、使用或改变的心智结构和运算系统，这一系统为社会群体、组织和文化中所有成员共享”，包括社会共有的情感、态度、意识形态以及记忆结构。社会认知表征并非个人心智模型，具备社会以及互动性质和社会特性，一个群体的社会认知或者说社会表征可以反映语篇的解读框架以及成员的意识形态。个人认知的互动特征被激活便可以成为社会认知的具体表现，社会认知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观念和社会群体态度之间的连接，话语再生产实质上就是其社会认知的再创造。

随后，Van Dijk提出自己对语境的理解。语境不仅是一种离线的表征，也作为在线的耦合成分进入认知视野，它强调交际者对交际语境实施实时动态的主观建构。Van Dijk认为语境模型存在于情景记忆中，是话语与社会交织的关键因素，是会话参与者根据社会的、互动的或交际情景的相关特点所建构的特殊心智模型，既包括事件发生的情境（微观语境），也包含社会集团共享的社会表征（宏观语境）。语境模型内容包括时空、环境，事件参与者、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内容。语境模型研究既关注拥有权力的精英阶层对社会的主导、统治，也关注普通人如何被动接受和重构话语体系的权力关系，因此，认知语境模型成为宏观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与微观的语言活动相结合的纽带。考察语言的不平等（linguistic inequity）与差异需要走出纯粹分析的桎梏，充分考虑语言及类似符号形式来源的社会系统与复杂的语言环境。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最为宏观的、社会化的解释层面。以往的研究多从社会与政治层面对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将其视为统治阶层或社会群体共享的概念系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整体图式，合法化的策略表征或统治阶层表现出的负面形象等。Van Dijk认为理解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它的含义、组成机制、语境因素、功能及各种表现形式（语篇和社会实践形式、认知表征形式等）。首先，意识形态构成社会认知的基本框架，社会群体共享，由社会文化价值等相关概念组成，间接操控社会实践以及社会群体成员的话语和语言表达。其次，意识形态分析必须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包括评价功能、内外群组分布、态度、情境模型、语境模型、偏见模型、话语控制等。意识形态控制团体成员的社会表现，揭示团体成员在话语生产和再生产中如何直接或间接地把话语和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最后，Van Dijk区分两种话语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①发生或说者（production or speaker）模式，即从语篇生成者角度出发，首先对意识形态及其控制的社会认知进行分析，而后分析语篇或话语的具体表现形式；②解读或接受者（intepretation or recipient）模式，即首先对话语结构、篇章语义展开分析，厘清整个语篇的加工机制，再讨论意识形态。总之， Van Dijk认为意识形态分析不是空泛的，分析必须考虑到语义、句法、语音、图式结构、语用功能等方面因素。

四、社会—认知视域下的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性别不平等理念直接干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欣赏。尽管理想化读者可以对文学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进行再创造与再评价，但是由于其被动地位，文学作品所塑造的形象往往具有一定的限定性，受众根据这种归约性产生类似或相近的解读。作者笔下美丽、迷人、乖巧、无私的女性形象通常备受读者推崇，而对具备独立思想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读者却感到反感，甚至排斥。例如，大多数人对《红字》中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查特莱等女性人物的行为感到不解、鄙夷甚至憎恨，以至于对其形象的解释有失偏颇。种种社会现实成为文学作品中产生悲剧女主人公的丰厚沃土。

Van Dijk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话语分析体系，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心智表征与加工层面，话语秩序层面和社会秩序层面。我们可以把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图示如下：

1.认知向度：心智表征与加工层面

从语境要素与话语特征开始，从知识构型着手，对导语、背景（历史与情境）、语境模型等进行分析。语境对话语的控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个人信仰、态度与社会文化准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启动框架知识，激活个人与社会图式知识，在大脑中获得话语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主动或被动参与认知语境模型的建构。例如，忽视女性身份的文学作品话语宏观结构通常建构着男性支配的话语结构，运用话语策略与宏观结构规则，将其文学作品话语意识形态合法化，受众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关系。中西方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潘金莲，又或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爱玛、德·雷纳尔夫人、安娜等人物，的解读大相径庭，中国封建社会只需要那种被别的男人碰到衣袖就毅然断臂的“贞烈”女子，而对于爱玛，西方人并没有恶意的贬低，相反有很多人同情爱玛追求浪漫爱情而不得的可怜遭遇，这与西方思想的解放息息相关。对文学作品要作客观的、公正的分析，抛弃固有的性别歧视，结合语篇现实语境和社会历史情境，揭示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2.文本向度：话语序列层面

其次，Van Dijk研究语言理解的心理模式及语篇的心理现实性，强调宏观结构在语篇理解中的关键作用。话语秩序层面从宏观语义框架出发（macro-structure），探讨语篇或话语的宏观语言表达（例如转述言语、含蓄表達、部分与整体关系、代词使用等），然后进行局部意义（local meaning）分析，特别关注命题的策略性含义与效果，语义蕴含和表意步骤等。大部分文学作品由男性撰写，以男性的立场反映男性的世界图景，凸显着文学作品话语生产者的心理认知。例如局部连贯体现了心智模型结构以及社会一般知识，依赖于团体态度与意识形态，能直接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往往也受到说话人与听众的目的、态度、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对文学作品中涉及的事件参与人进行归总并分类，比如“我、我们、你、你们、他们、社团、社会”等，解释“我”与“他者”（others）之间物理与抽象的话语距离，自身积极形象与他者的消极形象的话语构建方式，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性别构建的行为和方式。除此之外，文学作品话语总是运用话语策略控制受众的思想，迫使其接受自己传播的思想与观念。宏观内容上大量宣传性别平等，但是仍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话语策略维护传统的性别文化，巩固固有的性别意识。

3.社会心理向度：社会序列层面

最后，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层面，将人们接受和熟识的意识形态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弄清楚语篇生成者的态度和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效果。性别话语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们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通常创立话语霸权，借助所谓客观的、普适的话语策略掩盖其真实的社会意图，传播特定的社会性别模态。受众接受并逐渐内化这种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位，认同男性主导女性被支配的形象，自觉地遵从两性社会地位塑造，这种思维模式固化于人们的脑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再现到各种语篇或言语交际中。许多文学作品如霍桑的《红字》， 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 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中的女性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应具有获得爱情，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应是污秽的、道德败坏的女性的代名词。《达洛维夫人》中的克拉丽莎·达罗卫，《简·爱》中阁楼上的白莎，往往被冠以“疯子”“疯婆子”之名，受到当时社会的排挤与歧视，其实她们是当时社会历史情境下的受害者，表现的是传统社会、家庭角色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压抑的女性形象。中国文学《雷雨》里的周蘩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可以说都是中国作家笔下典型的“疯女人”形象，读者往往以“疯病”的名义对她们的形象进行禁锢压制，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并非仅仅满足自然人性的生存需求，还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担当，试图冲出男性缔造的“铁闺阁”，追求个性的解放。正是通过社会心理向度的分析，通过语境分析与篇章内容分享，我们才能体会语篇生产者的态度、知识机制与意识形态。使用社会-认知方法对社会性别作出分析，可以较好地发掘话语操控的社会心理层面。

五、结语

CDA采取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语言现象时，也为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的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运用社会认知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可以有效地解释语篇中体现的社会性别构建模式，发现哪些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事实或歧视女性的事实被视为当然合理，发现、批评和改造社会或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同时，为消除性别不平等、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作出有益的尝试，可以增强自身素质和性别主体意识，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自觉参加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构建，呼吁女性积极运用文学作品话语拓展性别差异研究的空间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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