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家创作“通感”现象的心理学探析

⊙宗 磊 墨 白［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古代作家创作“通感”现象的心理学探析

⊙宗 磊 墨 白［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通感”是指人各种感官的移借现象，我国古代心理学对“通感”现象早有揭示，认识到通感可以打通人的不同心觉界限，达到联觉互融的效果。“通感”不是官能意识的叠加，而是在某种主观意图之下，对客观对象实施的一种曲喻性的表达。在古代诗文的创作中，作家常用“以耳为目”“听声类形”的手法驾驭心理统觉，调动不同感官的功能来完成创作。

通感 统觉 感官统合 心理表象

一、“以耳为目”的感官移借

“通感”是从英文synaesthesia意译过来的术语，它的词根源于古希腊“syn”，意谓感觉的同步融合，在心理学上指人各种感觉器官间的互通，故又称“联觉”。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固定术语，“通感”一词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1892年，法国心理学家儒勒·米叶（Jules Millet）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但在西方美学史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心灵论》中早已谈道：“声音有‘尖锐’（sharp）和‘钝重’（heavy）之分，那是比拟着触觉而来（used by analogy from the sense of touch），因听觉和触觉有类似处。”在我国学界，陈望道先生最早从修辞学研究角度论及“通感”现象的生理和心理机制，指出它的基本特点是“官能底交错，就是感觉底交杂错综”。20世纪60年代，钱锺书发表《通感》一文指出：“中国诗文有一种描写手法，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拈出。”他列举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并把这一现象同人的日常经验结合起来。“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往往可以彼此互相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有了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钱先生在文中指出人的心理感觉“基于联想而生通感”，这实际上揭示了通感现象在作家创作和阅读欣赏过程中的心理学基础。

钱锺书先生在《通感》中分析白居易的《琵琶行》，认为诗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等句子，把琵琶声比作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虽写得娓娓动人，但这仍然是由一种声音写到另一种声音，从一种听觉联系到另一种听觉，其间并未产生感觉的移借。然而，韩愈的诗《听颖师弹琴》则把琴声描写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飞扬”，这就将本来诉诸听觉的琴声，转化为视觉上可以感知的“浮云”和“柳絮”，使人从听觉中获得视觉形象的感受。韩愈《听颖师弹琴》为描写音乐形象的名作，历来为人们所推赏。诗中写道：“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韩愈描摹琴声，用了很多拟态词，这样的描写从形态上来传达声音，让人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想象音乐的效果。“浮云柳絮”本不发声，但它们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飞扬，诗人取这一动态特点来比喻琴声的自由奔放。这里给人一种启示：在文学性的修辞当中，运用比喻词语把两种不同的感觉联结起来，这还不能完全归于通感，因为比喻的手法只能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或外部特点。在比喻的修辞中，喻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都处在同一个心理感知范畴，它们并没有进入心理联觉的形式，只有喻体与本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感觉形式，这才能发生感觉的挪移。在文艺创作和欣赏活动中，那些只能诉诸视觉或者想象的事物，艺术家却用它们来比喻听觉才能接受到的感知，只有将不同类型的意象叠加起来或融结为一体，才能调动人的不同感觉营造出新颖奇特的表达效果。

二、“心觉”与官能统合

我国先秦时期的心理学已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视为人的并列感观，认为它们各有职司，互不相越。《庄子·天下》篇提出：“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荀子·正名》指出人的感官“各有接而不相能”：“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酒酸，奇臭，以鼻异；疾痒，冷热，滑披，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这种认识已经成为一种通识，把人的感官功能界定在各自特有的范围里面。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些还不够，在此之上古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见识，即认识到人对外物信息的接收和判断，其感受和体验的器官是“心”。“心”在古人那里表示大脑的功能，它在人的意识中起整合作用。《黄帝内经》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孟子·告子上》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人的官能如果不经由大脑的综合，就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反应而不属于精神现象，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心理效应。《荀子·天论》认为“心”在五官中占据统领地位：“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淮南子·齐俗训》称：“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人的五官官能属于“形能”，各自具有不同的感应和判断能力，但五官功能都接受大脑神经中枢的控制与指挥，相互之间能够凭借感官直觉或情感态度的联系而达到传导或挪移，通感就是让人获得不同感官途径所能获致的心理感受。

在文艺审美实践中，“通感”审美是“多觉”的审美，利用“通感”展开联想活动要调动不同感官的参与，最终要归于“心觉”的统合。这种审美取决于人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思维的综合功能，需要审美主体具备将自己的官能感觉加以调整和综合的反应能力。古代艺术家在创作中常常有意识地打通各类事物间的区隔，依靠事物属性特点的移植来描绘事物，这种思维的联系过程在现代心理学中相当于“统觉”。统觉蕴含着人们已有的经验、知识、兴趣、态度，因而通过调动人的理解、记忆和思考，可以把分散的感觉刺激集中到人的意识当中，使某种高级思维活动得以完成，作家的创作思维就包含着这样的心理过程。《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留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里强调了思维主体的能动性，意味着诗人对事物的感知能作多方面的联想，在艺术表现上也可以采取多方曲喻的方法。唐代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描写琴声：“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诗人用“玉碎凤凰叫”两种声音相比拟，“玉碎状其声之清脆，凤叫状其声之和缓，蓉泣状其声之惨淡，兰笑状其声之冶丽”。诗人之所以用这类冷僻的意象来比喻乐声之美，实际上并不是得之于它们发出的声音，而在于这些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视觉美感，用物状来描述声音，可以唤起形象感。苏轼《听贤师琴》诗也有这样的效果：“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诗中用“春温”“清亮”的温度感和色彩感来区分音质，将宫音与角音分别比作牛鸣深盎和鸡啼树上，把曲折幽隐的琴声描绘得声情并茂。这种由听觉到视觉上的挪移，其实是作家内心移情作用的结果。由于人的大脑神经中枢的分理，各类不同的艺术观念符号可以产生感觉转移，这为艺术想象的再创造提供了空间。这种想象活动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官能感知，它具有心理择向的引导功能，能够统合不同事物的特性而获得触类旁通的心理感受。

三、“听声类形”与表象再造

东汉辞赋家马融《长笛赋》提出了“听声类形”的命题。“听声类形”不限于描写音乐，它实际上揭示出艺术鉴赏中表象生成和再造过程的一个普遍现象。心理表象是艺术感知和传达的基本元素，作家创作在通感的心理过程中也会发生表象的转移，其基本方式是当感官接受外界信息时唤醒记忆表象，审美主体运用记忆与想象表象相对接，进而实现内听、内视的联通和挪移。通感现象的机制在于表象的联想，表象是在脑海记忆中所保持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它在离开视觉当前物的情况下，仍然以记忆的方式保留在人的脑海中，可以随时被主体所调用，因此，通感联想在艺术欣赏中总是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孔子家语·辩乐解》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孔子学琴融入音乐的境界，这是感觉转移的过程，他经过“心想其状”的联想把声音变成了视觉形象。这种心理过程表明通感思维是一种创造思维，它在艺术体验中主要在于拓展人的审美感知。诗人或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借助通感的作用，积极推动表象的融汇和交叠，借此营造繁复的形象意蕴，这在鉴赏者那里也要重复相同的心理内容，只不过是与作家创作的心理流程相反而已。《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艺术形象对于欣赏者而言，要重新与人的心理感知和生活经验融合，具体通过表象的复原及整合，最后在脑海中复现某种特定的心理图景。

“通感”的心理基础是人的直觉或幻觉，在艺术思维中更表现为虚幻的错觉。中唐诗人张祜有绝句诗《听简上人吹芦管》：“细芦僧管夜沈沈，越鸟巴猿寄恨吟。吹到耳边声尽处，一条丝断碧云心。”诗中写哀伤的芦管声从远方隐隐地传来，传到耳边越来越细，不绝如缕，诗人的感觉也不经意地被它牵引，目送青云所唤起的心志也随之坠落。这里把声音变化比喻为似有似无的“一条断丝”，所使用的意象是人脑海中感知的幻觉。“通感”虽然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然而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这种错觉则大有天地，它作为思维表象之间的中介形式，能够突破生活中的思维定势，使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为细密，从而深化艺术审美。唐人张谓《早梅》诗道：“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诗人远望路旁桥边的寒梅，感觉是经冬未消的白雪，这种知觉尽管是失真的，却在错觉中形成了比喻性的想象。我国古代文论也多有揭示审美联想感受的评语，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诗云：“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文学鉴赏追求“心听”“神遇”，在这个过程中就悄悄地发生了心理的转换，由一个可知的意象转变到另一个生成的意象。从心理学原理上看，“通感”是人的多种感觉经验综合和融通的结果，由于其间心理表象运动途径发生了转移，因此通感创造出来的形象就呈现为富有张力的艺术情境，它能借助人的联想引领人去捕捉作品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在这样的审美感受之上营造新颖活泼的审美意象。

[1] 楮孝泉.通感考[J].复旦学报，1997（4）.

[2] 钱锺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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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帝内经·灵枢·本神[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8] 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作 者：宗磊，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墨白，本名王少良，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