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思潮下的服饰形式
——以我国典型历史时期为例

李冰冰

（盐城工学院 江苏盐城 224051）

不同社会思潮下的服饰形式
——以我国典型历史时期为例

李冰冰

（盐城工学院 江苏盐城 224051）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成为经久不变的真理，但当某种上层建筑上升为社会主流文化思潮时，这种思想意识反过来也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这其中就包括人类的衣生活状态。本文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着重分析我国历史上不同社会思潮对人类服饰形式产生的影响，从服饰和思想两个方面把握人类衣生活文化，以期为当前服饰的发展变化和服饰审美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社会思潮；服饰形式；历史时期

服饰作为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一种非语言性物质形态，贯穿于我国历史的各朝各代。无论是商朝服饰的庄重威严、周朝服饰的秩序井然、战国服饰的清新无饰、汉代服饰的含蓄凝重、魏晋服饰的自然脱俗、唐朝服饰的丰腴华美[1]，还是宋朝服饰的质朴拘谨、明朝服饰的敦厚繁丽、清朝服饰的纤巧贴体、民国初期服饰的变革西化，无一不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本文将选取汉代、魏晋时期、唐代、宋代、清代五个典型历史时期，详细论述不同社会思潮下的服饰形式。

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通过兴办太学、推崇礼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大一统”，以“三纲”约束臣民、子女、人妻的行为，以“五常”调节人伦关系，诸子百家的罢黜捍卫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使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孔子在创立儒学之初就提出“克己复礼”，强调人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都要体现一个“礼”字。孔子说：“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2]，因而在儒家思想中服饰礼仪早就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一个人社会地位、人格尊严的重要标志。到了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坚固，服饰中的“礼”文化越加深刻，等级界限也越加明显。

在汉代著名的经学典籍《白虎通》中就曾设有专门章节用以详细论述汉服在礼制方面的规范，服饰不仅要在形式上“以服及礼”，更要在内容上体现“尊卑有序”、“贵贱有等”[3]。“凡服，尊卑之次系于冠，冕服为上，弁服次之，冠服为下[4]，”帝王祭祀需着“冕冠”，以示权力和威严。冠上即为天，戴冠要体现对天的崇拜，冠的形制要体现等级差别，据《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汉代冠式种类繁多，各等级冠类共有19种之余。天地也称之为“乾坤”，乾为天，为玄色，坤为地，为黄色，故汉代帝王服饰采用上衣下裳，上玄下黄的服饰形制以示对天的尊崇（如图1）。而农民、贩夫只能穿着本色的粗布麻衣，“散民不敢服杂彩”致使平民的着装出现“同衣服”的现象。此外，汉代男女多穿袍服，袖宽体大，飘逸含蓄，将人体的自然之美融于袍袖之中，营造一种神秘、凝重的内敛之美，追求“人”与“天”的合二为一。

二、魏晋时期——玄学升起，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门阀士族勾心斗角，相互构陷，百姓流离失所、几无安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现实使传统礼教中所推崇的美好事物变得遥不可及，人们开始怀疑、开始反思，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礼教与现实的严重脱节，理想与现实的极端反差，是顺从还是反叛，思想界中各意识冲突激烈，玄学应势而生。

魏晋玄学倡导以自然为本，反对传统礼教，他们认为君臣上下、富贵贫贱、礼法制度都应任其发展、顺其自然，不应强加外力对其改造。万物之间应以“贵无”之道相处，追其“自然”之美。在该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大夫，一个衣着宽博、袒胸露脯的男性服饰新潮流迅即形成[5]。

《竹林七贤图》中曾这样刻化图中七位名士的着装打扮：“诸人都近于袒胸，都着宽敞的衫子，衫领敞开，七人赤足，一人散发，三人梳丫髻，五人裹幅巾”（如图2），其追求洒脱、超越自然、蔑视礼法的个性表现十足[6]。这种着装形式很受大众推崇，就连注重礼制的贵族阶层也一改过去的华冠贵服，通过不拘小节的发式和头巾彰显自己志存高远、反传统的立场。除此之外，人们在行为举止上也开始追求个性解放、释放自我。“他们或散首披发，或裸袒箕踞，或狂呼暴饮，或弹棋斗鸡。总之，不务正业，游戏人生、衣饰装扮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礼教约束。一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卧无卧相的‘痞相’”[7]。显然这些注重自我的外在表现是对以往道德观念的严重冲击，致使魏晋服饰成为我国服装史上的一大特色。

图1 汉代皇帝冕服

图2 竹林七贤图

三、唐代——儒道佛三家融合

唐朝君主专制开明，经济基础雄厚，对外交往密切，开明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国内外各种思潮竞相开放，为唐朝服饰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对当时服饰形式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8]，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

唐王朝依然是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君主依然采用“以儒治国”的治国方略。为了神化王权、突显帝王的独尊地位，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都要遵循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严格繁复的服饰制度，各安其职，各守本分。除男性服饰外，女性着装也有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宫廷女性的服饰，大到一件衣服小到一个头饰，都有明确的等级划分。除了服饰制度之外，唐王朝还在色彩方面强调王权的不可侵犯，明黄色是帝王服饰的专用色，穿着黄袍是帝王的特权，民间禁止使用黄色，百姓服饰色彩只能是白色。

与儒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不同，道家追求人性解放，强调宇宙万物自由平等，君主与庶民无异，人类也不应当凌驾于他物之上。道家对唐朝服饰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唐朝服饰于奢华之中对于天道、地道、自然之道的那份敬重，可以说是一种生态伦理在服饰审美领域的体现[8]。色彩上，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使用自然色彩，绿色、黄色、红色都是当时盛行的颜色；在图案和配饰上，君权的概念开始模糊，花草及动物图案得到使用，武则天就曾将绣有雁、鹰、狮、虎等飞禽走兽的官服赐予文武百官；服装款式上开始追求舒适性，追求自由和真我，唐诗中“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醇”、“贯束罗裙半露胸”“粉胸半掩疑是雪，醉眼斜回小刀样”（如图3）等都是对当时社会女性着装形式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个性，也反映了唐王朝开明的社会制度对女性的包容。

唐朝时期的佛教思想来源于印度，虽是外教，但在唐朝的服饰、绘画、建筑、诗歌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佛教中，黄色是佛法的光辉，象征着超凡脱俗，因而当时的统治者推崇黄色；白色象征圣洁，是善果的体现，虽与儒家思想中白色象征凶险的传统意识相悖，但是不论是在民间、学子，还是帝王的装饰中都有用白色的记录。唐朝以胖为美的审美意识也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经认为“肥白”是健康之象，瘦弱是疾病的征兆[8]，因而，佛像是面圆、耳大、丰满的形象，这也成为后来唐人的审美标准。

四、宋代——存天理灭人欲

宋朝虽然在社会生产力、对世界的了解方面都远甚于唐朝，但它的经济发达、交流繁荣靠的是过去50多年的长期动乱和割地赔款，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宋王朝重拾“礼制”，加强中央集权。

“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是宋王朝的社会主导思想，该思想强调封建伦理纲常，人要遵守礼法，克制自身的欲望、压制主观能动性。礼教对思想的束缚使整个宋代服饰不像唐朝服饰那般华丽开放，而是趋于拘谨保守、朴素无华。

宋代服饰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前朝旧制，男子常服以襕衫为主（如图4），圆领大袖，款式简洁，色彩淡雅，面料多采用白色细布，腰间系带，该服饰始于唐朝，流行在宋代，居家穿着极其轻便。宋代另一服饰特色为背子（如图5），以直领对襟为主，两腋开衩，下长过膝，衣袖有宽窄之分，穿着在襦袄之外，上至后妃，下至贫民婢女都可穿着，这种服饰既符合当时的服饰体制，又典雅大方、舒适合体。在宋代，各朝皇帝多次提出服饰要“务从简朴”，“不得奢华”，特别对妇女服饰，要求尤为严格，一改唐朝妇女服饰袒胸露背的风尚，并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的金石首饰全部集中放火焚烧，以警示天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宋朝服饰的拘谨质朴[9]。

图3 簪花仕女图（局部）

图4 穿襕衫的文人

图5 背子

五、清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自满族入关，清朝建立之时，为强化满族政权，使汉人在物质和意识上都臣服满清统治，同时也为了避免满人被汉化，清政府实施剪辫易服政策，强令汉人薙发留头，改穿满服，甚至出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

清朝在服饰制度上坚守其满族旧制，从根本上废除了明朝的服制[10]。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将以往的宽衣大袖改为紧身窄袖的样式，推崇长袍马褂（如图6）、方便骑马射箭的新衣帽形式。袍褂是清朝的主要礼服样式，袖子较窄，袍身设有开衩，开衩数量有明确规定，官吏开两衩，皇族开四衩，以开衩作为权贵的象征。开衩之袍，又叫“箭衣”，袖口装有箭袖，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如图7）。清礼服无领，故另加硬质领衣，俗称“牛舌头”。还有形似菱角、绣以纹彩的披肩，谓“披领”[11]。清代官服上有用金丝线绣成的“补子”，文官服上绣禽类，武官服上绣兽类。帽饰上配有顶珠，顶珠之下缀有花翎。配饰包括朝珠、腰带等。清朝服饰制度在思想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即便是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之时，一时间内也很难让民众有所改变。

图6 长袍马褂

图7 箭衣和马蹄袖

结语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服饰的发展还将继续，观历史，知兴衰，从历史中洞悉事态原由，为未来发展铺垫基石。本文是本人关于思想意识与服饰形式方面的一些总结和见解，希望能对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和借鉴。

[1]魏晓红. 论加强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必要性[J]. 广西轻工业，2011;(6).

[2]刘国联. 服装心理学[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蒋建辉. 魏晋伦理思潮对服饰风尚的影响[J].伦理学研究，2013;(2):100-106.

[4]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缩印版，1987.

[5]魏宏灿.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J].学术月刊，1998;(8):29-31.

[6]蒋建辉. 魏晋伦理思潮对服饰风尚的影响[J].伦理学研究，2013;(2):100-106.

[7]江冰.中华服饰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8]赵桂芬.唐朝服饰审美文化研究[D].安徽大学，2013.

[9]王祺明，沈佳.唐宋朝代的服饰比较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4(5):110-112.

[10]中国服装史卷-百度文库[EB/OL].https://wenku.baidu.com/view/3b7df45e580216fc710afd64.html.

[11]徐宁蔓.清末以来意识形态变迁对服饰文化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Various Dress Forms of Different Social Trends: Taking the Typical Historical Period of China as an Example

Li Bingbi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During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conomic base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has become an enduring truth. When some kind of superstructure rises to the social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culture, in turn, will inevitably aff ect the people's material life, including the human clothing lif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deological culture on clothing from the view of ideolog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ulture of human clothing life in terms of costume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current clothing and apparel aesthetic.

social trends; dress forms; historical period

TS941

A

10.3969/j.issn.1673-0968.2017.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