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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一本书一座城II》创作感悟

文/李晗

2017年10月，得知浙江省纪录片协会把第一届丹桂奖“最佳系列片”奖项颁给了《一本书一座城》，我颇感意外，又深感欣慰和荣幸。紧接着11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把第23届中国纪录片系列片“十佳作品”及“最佳音效奖”颁给了我们；12月初，在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暨2017丝绸之路国际纪录片学术盛典（双年展）上，《一本书一座城》又获“十佳作品”大奖。这些专业评委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回望过去两年的创作历程，这样一套以小人物生命故事为主、个人色彩较重的城市文学纪录片，要处理“一带一路”的宏大主题，实在是处处艰难。如何拿捏历史叙述和个体经验之间的分寸？如何处理主旋律论述和个人化风格之间的冲突？罗马、伊斯坦布尔、布拉格、圣彼得堡、乌鲁木齐、银川、福州、西安，八座城市，不同规模不同量级不同特色，怎样才能既保证每座城市的特色足够突出，又保证整个系列片的一致性？

我们竭力避免两种极端，一是过于抽象的描述，它会因为大而无当而失去准确性和穿透力；二是过于细碎，沉迷于人物细节铺陈而忘记城市全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状态，就像社会学家罗伯特·默特说的“中层理论”。我们需要一个不大不小的切口，一个清晰准确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提醒自己，如何用一句话，让人记住这座城市的特别之处，然后用三十分钟的片子，去丰富和打破这一句话。这句话越准确，片子的拍摄剪辑才会越顺利。

“西安是千年都城，有辉煌的历史，现在失去以前的光辉。”“好的。那罗马也是，现在的罗马也不复旧日光彩。这两座老都城面对昔日荣光的态度又有什么不同呢？”

“布拉格的特质比较阴郁。”“柏林也阴郁，也有战争带来的黑暗色彩。布拉格的阴郁有什么不同之处？”

……

“以书读城，以城阅书”的要义是如何在城市、文学和人物三者之间取得平衡。文学给了我们一把打开城市密码的钥匙，让我们可以穿透表象，直抵城市的命脉所在。帕慕克，卡夫卡，布罗茨基，贾平凹，张贤亮，这些文学大家的文字自然精妙绝伦，但是我们向大师们借用的并不是具体的描述，而是一个坐标和一个视角。

坐标限定我们要观察的时间和空间。比如卡夫卡在1900年代生活的布拉格的老城广场，比如帕慕克在1970年代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比如张贤亮描写的1960年代的银川农场里的知青生活。有了这样的基座，我们才有访问和了解这座城市现今生活的依据。视角则是作者观察的角度，比如卡夫卡的永恒主题——异化和反抗，帕慕克的“呼愁”，张贤亮的移民情结等等。关于那个时代，那片土地，这些伟大的观察者在思索什么？

当现在的我们站在作者原来的位置，沿着作者同样的视角看过去，我们所看到的，和作者用白纸黑字固定下来的那座城市，又有了怎样的变化？有人说，《一本书一座城》里面总有种淡淡的忧伤。我想，这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时间的质感。这样的文学之旅，本身就像是去捕捉时光流逝的影子。尼采说，当你把思想用文字固定下来，它就死在了文字上。那个时代已经封存在文学大师的文字里。当你想穿过变化无常的世间百态，去触摸那个不变的时代底座时，最多的感受只会是惘然，不是吗？

如果说文学是线索，那人物则是讲述的根本。归根结底，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的气质，其实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身上那缕烟火气。从本质和手法上说，《一本书一座城》是以纪实手法为底、以人物故事为主的纪录片。在每座城市里，我们依据作者的视角，挑选出四五个人物，他们有的是大人物，像帕慕克、贾平凹，更多的则是平凡的普通人，摇滚乐手、雕塑家、跑酷者、教授、守墓人、街头艺人、农场工人、兵团人等等。

这些人物是《一本书一座城》的活力所在，他们组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烟火气十足的城市。这是纪实拍摄的魅力，是文字和解说所无法表现的。比如布拉格双面间谍说完“在这座城市没有人理解我”之后扭头时脸上的一丝苦笑，比如罗马文化沙龙里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自在，比如银川民歌手唱歌时工友们喝着酒在阳光下打闹倾听，用多少文字都描画不出那一瞬的丰富。在这些瞬间里，你不是用理性思维来理解这座城市，而是在触摸它、感受它。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专题片难以提供的细腻质感。《一本书一座城》第二季总共拍摄了四十多个人物，而在每个人物三五分钟的速写里，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可以打动我们，让我们跳出来想想自己的生活。

在这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之旅里，我们借用文学大师的犀利视角剖析城市，用纪实拍摄挖掘他们书中所关注的城市居民的故事，然后用细腻的审美去匹配他们精致的文学，期冀最终观众会以同样的情怀，去感受丝绸之路上异乡人的生活。至少，它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用柔软的、有温度的、个人化的态度来谱写主旋律的宏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