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在竞争关头

杨 澜

杨澜在竞争关头

杨 澜

作为电视主持人和记者，我以提问为生，并以提问为乐。

当比尔·盖茨决定捐出400多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立基金会后，他发现捐钱有时比赚钱还难。

关于慈善，盖茨提出要允许犯错的主张，甚至每年会留出数百万美元做“试点项目”，买的就是错误和经验。

盖茨曾捐巨资改善美国的基础教育，却发现吃力不讨好，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标准有着千差万别的认识，而且很难分清政府的职能与公益组织的作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通过基金会下疫苗订单的方式给这些国家的制药企业提供市场，再交给政府分发接种，从而形成政府-企业-基金会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的局面。

股神巴菲特认同盖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决定把自己400多亿美元的资产分年度逐步转交给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把钱交给盖茨夫妇这样既聪明又诚心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盖茨基金会与阳光文化基金会在北京举办“巴比晚宴”，盖茨、巴菲特与50多名中国企业慈善家聚首，讨论怎样更聪明地做慈善。

我问盖茨：“过去，企业家会制定遗嘱，在身后捐出财产。为什么您人到中年就决定捐献财产？”盖茨说：“如果人死了，怎么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在自己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时候组建专业的团队比较好。”

巴菲特也相信做慈善要趁早。他在生前就把财产基本捐掉了，还要求盖茨夫妇必须每年都把他捐的10多亿美元全部投入公益项目，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拨款。

盖茨夫妇立刻觉得责任重大，不禁感叹：“挣钱难，花钱更难，花别人捐的钱难上加难！”盖茨为此必须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运营。

盖茨和巴菲特的领导力不仅体现在投资、创业的巨大成功上，还体现在捐赠巨额财产方面，他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的示范：人可以支配金钱，而非成为它的奴隶，人有机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成为富有者。

当我问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后人只记得盖茨基金会而可能忘记他的名字时，他笑着说：“我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记得一个名字。对于我来说，能够多帮助一个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为感染疟疾而夭折，就已经足够了。”

在盖茨与巴菲特之间，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点善意的竞争：看谁更聪明！盖茨认为巴菲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的日程极不饱和，巴菲特立马从裤兜里掏出记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哗啦一翻——果真字迹寥寥！

有时，赢的定义可以很温暖。

当年我进入中央电视台时没有任何后台，甚至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却受到当时的制片人和领导的无私帮助。我一直觉得那时候人们真的没有私心，也一直感谢他们让我在事业起步期就站到一个很高的平台上。

当时的一名制片人在若干年以后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都特别喜欢杨澜，都希望帮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年我在参加主持人大赛的时候，有1000多人来应试，到最后一轮时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领导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即兴演讲的题目，让我们在楼道里准备准备。此时，这名制片人恰巧路过，他发现尽管我们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用来准备演讲稿，我却在辅导我的竞争对手。当时我们要用中文和英文做一个小演讲，那个女孩不是英语专业的，所以有些词不明白，我就帮她梳理，教她如何用英文表达。

说真的，如果不是他提起，我都不记得这件事了。

他说我在竞争的最后关头，还用这么有限的时间来辅导竞争对手，让他觉得很了不起，于是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

后来几年，在我的职场道路上，一直有他和其他编导给予我各种扶持。我常常觉得即使在最残酷的竞争里，下意识的大度或者善意也能帮我们赢得无私、长久的支持。如果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斤斤计较，好像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占便宜了，最终却吃了大亏——这些事例在我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屡见不鲜。

（摘自《妇女之友》2017年第8期 图/百度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