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承诚
新世纪以来,源自西方的后现代性要素日益“脱域”并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使西方历时性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性迷茫在中国将呈现共时情状,这种复杂的交织治理情状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及输出的治理能力能够有效加以回应。这种回应显然需要国家治理体制的相适变革,但国家治理体制的系统化变革切忌鲁莽,理应遵循渐进性原则。经济特区是国家治理体制变革的活性载体,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导引功能。以转型中的深圳经济特区为例,对国家治理体制变革进行“活性”观察,在尊重地域差异而进行“一城”和“一域”体制创制的基础上,促进整体性的全域体制变革理念的生产和模式的推广。
经济特区是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的产物,其成长轨迹自然也将伴随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境的动态变化而具有生命周期的特征。具体来说,经济特区要经历初生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经济特区治理将在这五个阶段呈现差异化的阶段特征。对经济性特区而言,初生期和成长期由于有政治效应的支撑,体制和政策差异带来的“红利”往往能够带来高速的发展,特别是以GDP为指标的显性数据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效应的光环终有消退之日,特区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的铺开,将使经济特区从政策“高地”变成“平地”,甚至是“洼地”,出现“特区不特”的现象。那么,这种高速发展还能不能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