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喜 朱 燕 秦艳辉
2016年5月,国务院公布《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并于2017年起实施,引起了食盐行业和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议。盐业改革方案的出台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一是自2001年盐业专营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以来,经历了16年才最终出台正式改革方案,对于一项“政策方案的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并不高”的改革而言,消耗的时间与社会的呼声之间极不协调,二是改革的方案尽管在“放开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等议题上实现了突破,但仍然维持了“食盐专营”这个最为核心也是最为社会所诟病的管理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多年的今天,作为一种非稀缺性的工业产品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的特色,这必然会引起质疑,“不放开专营,怎么能叫放开呢”[1]。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两件关于“违法”用盐的事情已经显示盐业体制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2014年10月,河南的餐馆老板黄某因将半箱没用完的盐从郑州市区搬到郑州管辖的县级新郑市时,因“跨区域用盐”被郑州盐业管理局没收并受到处罚。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对我国盐业专营制度的巨大争议。然而此后不久的11月份,徐州新沂市大排档老板陈某也因“跨区”用了2斤连云港的盐,被新沂市盐业管理局处以罚款。这两次事件使食盐专营体制从行业内的争论直接进入公众家庭日常生活,《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从政策改革的角度看,关系到重要民生物资的盐业体制改革提出的问题是:一是改革的呼声强烈而且改革方案被公认为所需技术含量低,为何经历如此长的时间才得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