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文/［美］约瑟夫·托宾 薛烨 唐泽真弓

编者按：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幼儿自主选择的活动区活动而去弱化、替代集体教学活动？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幼儿自由的户外活动而去弱化、替代集体操、体育教学活动？我们究竟有没有必要为了强调幼儿的自我表现、表达而去弱化、替代模仿、练习？所有这些问题，在我国幼儿园教育实践层面上都有可能使许多教师和园长处于矛盾之中：究竟是遵循基本来自异文化的显性逻辑，还是遵循中国文化的隐性逻辑。这些问题，还只是一些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其背后都与文化传承紧密关联，都与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紧密关联，而合理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文/［美］约瑟夫·托宾 薛烨 唐泽真弓

在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的大城市中，大部分4岁的儿童都会进入幼儿园学习。但这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事情，仅仅在几代人以前，这几个国家的正规教育都是从小学开始的。绝大多数5岁以下儿童的看护、教育和社会化养育都不是在幼儿园里进行的。有的孩子由全职母亲在家里培养教育，有的被从事农耕的父母带到田边照看，而有的孩子则由保姆、姨姑、祖母或哥哥姐姐照顾。1989年出版的这本《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指出，幼儿园是较为新型的社会机构，其任务是将幼儿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其所处社会文化的成员。该书的主要结论是：日本、中国和美国的幼儿园是反映和传递文化核心理念的机构。

在“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研究中，我们探讨的重点在于20年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中仍然继承并保持下来的传统和发生的各种变化。本书详细阐述了三个国家的幼儿教育体系如何反映和传递文化价值，同时又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压力以及对幼儿应该学什么、做什么和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社会期望。

1985年，作为“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研究的一部分，我们拍摄了中国昆明大观幼儿园的4岁幼儿在园一天的活动（1989年的书中我们用“东风”的化名来替代“大观”）。2002年，我们回到大观幼儿园，不但拍摄了新的录像，也邀请当时1985年的园长和教师们观看了原先的录像。过去，中、日、美的不少老师认为这段录像中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幼儿集体如厕、便槽无水冲洗、寄宿班、教师主导的积木游戏活动。我们担心大观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看到这些场景可能会感到尴尬，或者会回避过去。但实际上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大观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们观看这段录像时兴趣盎然，十分喜悦，笑着谈论自己17年前的样子，还感慨当年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并且有两个原先的同事已经离去。在看完录像后，我们重点讨论了大观幼儿园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和始终未变的一些传统，并深入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当年的老园长王兴兰告诉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我一下感到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仍然为那时所做的教育工作感到自豪。在录像中，我看到大家都十分努力地工作，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心尽力。虽然那是不同的年代，但和现在一样的是，大观幼儿园的教职员工们，都同样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遵循一切为了孩子的宗旨。”

这里，我们用上述教师们观看旧大观幼儿园（即东风幼儿园）录像后的反应最为开端，由此强调本书不仅仅是为了描述大观幼儿园和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幼儿园在历经整整一代人生活变迁后的变化及其原因，也不只是我们对此的解释，我们主要想突出的是每种文化中幼儿教育专业人士对这些变迁的诠释，突出幼儿园老师和园长的声音，由她们解释自己在幼儿教育机构中的活动，请她们讲述自己对幼儿教育的历经路程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幼儿园、文化、社会和时代

幼儿园是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利益和各类社会成员的交汇之处，是幼儿保育与教育、父母与老师、家庭和学校首次汇集之所；是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女性需求与社会对幼儿优质保教、培养未来人才需求的结合之地。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三个国家幼儿教育体系的现状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分别介绍中国、日本和美国幼儿教育面对的各种社会压力，通过各国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描述和解释，进一步介绍这三个国家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是如何感受和用对这些压力的。具体地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求对变化的解释，为什么大观幼儿园2002年的一日活动与1985年的一日活动有如此大的差异？

同时，在力图理解幼儿教育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对该体系依然保持传统的视而不见。日本京都的小松谷保育园在新千禧年后显得与20年前相差无几，了解它为什么能一直传承、延续与探寻中国大观幼儿园为什么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样引人深思。幼教系统要想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始终保持传统，需要付出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相同的努力与创造。如果我们假设变化是由诸多外力引起的，那么犹如划行在湍流中的一只小船，要想保持屹然不动比随波逐流要艰难得多。如果幼儿园长期以来缺少变化，会让人觉得是在固守着一种惯性，是员工懒惰、拒绝创新的表现。但是，保持传统也反映出园长和老师们与政治和社会压力相抗衡的勇气。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教学实践去迎合所谓的教育时尚与哗众取宠的政客们的要求。每个国家的幼儿园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争取在保留传统和适应变革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每个国家都期望幼儿教育能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培养儿童掌握一些新的技术与技能，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以此在未来取得成功。但与此同时，这三个国家又都期望他们的幼儿园能成为发扬本国文化的场所，让新一代儿童继续传承优良的传统思维、理解方式、观念和相处之道。中国社会要求幼儿教育机构培养的儿童能够在21世纪全球化经济变革中获得成功，但是它同时也需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幼儿园既要保持传统又要进行变革，它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压力来自经济、人口、政治、大众文化和智力资源等方面。本书中，我们讨论的因素包括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到后来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人口的持续下降；中国从长期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积极参与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大脑研究的新进展、儿童适宜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从国外引进新理念是每个国家幼儿教育改革的潜在途径之一。根据世界系统理论，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引进和输出是世界体系日益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反映出各国教育理念逐渐趋同。然而，有些理论家则认为，教育思想的全球化会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换而起伏不定。有时政策制定者利用国外教育思想的威望来证明国内政策改革的合理性；而有时为了使外来的事物更容易被国内的意识形态所接纳，他们会删去那些教育思想中格格不入的部分。还有些时候，他们拒绝和排斥外来思想，将其认为是危险的和不受欢迎的理念。而教育人类学者，常常会将全球化的同化势力与本地教育文化的坚守做对比研究。

这些各执一词的观点对幼儿教育的传承延续和改革创新给出各不相同的预见，也凸显我们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次研究以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变得越来越相似还是差异更大呢？针对全球化和本土化所造成的综合作用力，我们邀请了中国、日本和美国受访的幼儿教育工作者讨论国外思潮对他们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影响。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