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以H区为例*

□ 宋丽颖，高旭，2，赵甜甜

(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汉中市国家税务局，陕西 汉中 723000;3．宝鸡市陈仓区国税局，陕西 宝鸡 721300)

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以H区为例*

□ 宋丽颖1，高旭1，2，赵甜甜3

(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汉中市国家税务局，陕西 汉中 723000;3．宝鸡市陈仓区国税局，陕西 宝鸡 721300)

税收遵从保证财政收入的足额入库，税收遵从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税收遵从基础理论A－S模型、威慑理论和前景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将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的因素归结为四大类特征:纳税人个体特征、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主观评价特征、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整理法、实地调研法和计量研究法，结合H区实地调研数据，建立计量模型，以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H区储蓄水平主要影响因素有法定代表人年龄、性别、风险态度、纳税人收入、纳税人资产规模，纳税人对稽查率、罚款率和纳税服务水平的主观评价、纳税人对税制设计程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认知情况，从而为提高H区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规范纳税行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推进纳税人税法宣传及培训机制，提升纳税人素质;第二，健全税收稽查机制和处罚机制，提高不遵从成本;第三，提高纳税服务水平，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第四，构建监督政府职能制度，培养税收遵从的宏观环境。

税收遵从;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模型

税收遵从即对税收法律规范等的遵从，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征纳双方按照税法要求，自觉履行自身的权利与义务。一国或地区的税收遵从水平对其税收有着重要影响，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水平及收入再分配等都有着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税收信息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税收遵从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实际的税收管理中，偷税、逃税、漏税、骗税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纳税人作为整个征税过程的重要主体，最大程度地提高其税收遵从水平，对我国税收事业以及财政收入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文献综述

遵从，即遵照并服从，是人的一种行为反应倾向。纳税人税收遵从(Tax Compliance)是指纳税人主动遵守税法规定，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包含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及时申报，二是准确申报，三是按时缴款。相应的，税收不遵从是指不如实、不准确或不及时履行纳税义务。税收不遵从始终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减少税源流失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一 )税收遵从基础理论

1．逃税的经典模型——A－S模型

20世纪70年代，Allingham和Sandmo以Becker关于犯罪经济学和Arrow关于风险不确定经济学研究为基础，提出了税收遵从问题的经典模型，即AS模型，对纳税人如何做出税收遵从或税收不遵从的决策进行研究，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视为纳税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分析收益与成本的纯经济行为决策。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纳税人的预期效用函数表示为:EU=(1－p)U(Yn)+pU(Yc);其中p是查获概率，Yn是纳税人逃税但未被查处时的收入，Yn是纳税人逃税被查处时的收入。

该模型从个人收入、税率、查获概率以及罚款比例方面对纳税人税收遵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个人收入及税率的变化对纳税人申报额的影响不确定;税务机关查获逃税概率和罚款比例的提高将减少纳税人的逃税活动。

2．威慑理论

在Allingham和Sandmo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威慑理论研究惩罚对非法或非期望行为的威慑作用。部分学者认为高的稽查率能够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税收遵从度会随着罚款的增加而显著增加，稽查和罚款是防止逃税的重要威慑力。在威慑理论下，税务机关只有通过提高稽查率与罚款率，减少纳税人不遵从的收益或增加纳税人不遵从的成本，才能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程度。

3．前景理论

Kahneman和Tversky将心理学引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形成了前景理论。基本观点是: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厌恶的;二是人们对损失比获利更敏感;三是人们在决策时存在框架效应。它认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应该有一个“参照点”，相对于参照点的盈利和损失的价值与决策权重最终决定决策者行为。由于纳税人的损失或收益是基于不同的参照点而形成的，因此不同的参照点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损益框架。随着相关前景被框定为收益还是损失，纳税人的风险偏好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结果被视为收益，纳税人会倾向于风险厌恶;如果同样的结果被视为损失，那么纳税人就会倾向于风险偏好。

(二 )相关文献研究现状

Clotfelter(1983)运用实证方法研究认为逃税与税率负相关。Yankelovick、Skelly和White(1984)发现纳税人的自行申报行为及其态度影响不遵从行为的选择。Cowell(1992)用模型分析出可感知的公平性能够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Henk Elffers，Dick J．Hessing(1997)研究认为提高预扣税款的税收制度设计能够提高税收遵从。傅江景(2001)和李文(2002)借用A－S模型对逃税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提高税收审计率和加大处罚力度是阻止税收流失的主要手段。李孜(2006)受前景理论中提出的参照点启发，认为如果在税率、管理和服务这三方面，纳税人能感受到公平，就能相应地促进税收遵从。孙玉霞(2007)分析发现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有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的复杂程度、边际税率、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税收文化等。陈平路和邓保生(2011)分析评述了税收道德对纳税遵从的影响，从心里契约角度构建征纳双方关系不仅可以降低征税成本，而且也可以使纳税人变为自觉的行为。杨得前(2012)以28个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表明税制的简化与透明度对税收遵从有显著正向的促进关系。在研究中没有发现自我估税与税收遵从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自我估税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对提高税收遵从度并无明显作用。黄立新(2013)认为税收遵从反映了一国税收管理的效率，决定了税收收入的水平。张仲芳、李春根和舒成(2015)发现提升税收公平有助于促进税收遵从。税收公平既包括税收制度公平，也包括税收执法公平。谢卫平(2016)以计量经济学中的随机前沿分析为理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纳税遵从度计算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排序算法，进而构建了一个面向某市餐饮业面板数据的评估模型并进行了实际测算，完成了纳税遵从度的实证研究，进而结合税收征管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三)研究动态评述

当前，国内外关于税收遵从的研究比较多，西方对遵从理论的研究比较充分，然而，西方国家和我国的经济、税制、人文、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都有着较大区别和差异，虽然理论基础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但是西方的相关遵从理论对于我国实际情况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对而言，国内学者从税收成本、税制设计、税收公平、心理契约等方面研究税收遵从，应用博弈论、契约关系论、委托代理理论等对税收遵从进行有效分析。目前来看，国内关于税收遵从的研究大都从国家经济、政府行为等宏观角度进行研究，而缺少纳税人微观层面的研究。纳税人作为国家税收的主体，其遵从水平影响着国家税收的稳定，因此，本文从微观方面进行税收遵从的研究，旨在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优化纳税人税收行为，提升国家税收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二、纳税人税收遵从特征

(一 )纳税不遵从的手段多样

当前，我国的税收不遵从问题确实存在，偷税、欠税、骗税、抗税等纳税人不遵从现象较为普遍。从不遵从的手段来看，纳税不遵从的方式及手段较多。一些纳税人为了偷逃缴纳税款，采取多头开户、隐瞒收入或采取现金交易、帐外经营或采取销毁帐证、虚报申报、不申报、不纳税或着报假停业假注销等，有的甚至以倒闭破产的方式来逃避税务机关对其的管理。按照税收不遵从所违反的客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违反日常税收管理的纳税不遵从，如纳税人未按规定的期限申报等;二是直接妨害税收征税的纳税不遵从，如偷税、骗税、抗税等;三是妨害发票管理的纳税人不遵从，如未按规定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发票等。

(二 )税收不遵从程度较高

我国不仅税收不遵从现象普遍从在，而且广大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也并不是很高，税收征纳矛盾不尽和谐，偷漏税现象或多或少都存在，制约着税收工作的有效开展及“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2015年，陕西省全年税收收入是1516．17亿元，稽查收入259383万元，稽查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1．71%，2011年陕西省全年税收收入1301．73亿元，稽查收入107993万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的0．83%。短短五年间，税收收入增长了1．16倍，而稽查查补收入增长了2．40倍，可见，纳税人不遵从现象日益显著。图2－1是陕西省1996年到2015年稽查查补收入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查补收入从1996年的60918万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259383万元，足足增长了4．26倍，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查补收入上升趋势明显，稽查收入一方面贡献了税收收入的增加，但是，纳税人存在不遵从行为，才会有稽查查补收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纳税人税收不遵从的程度逐渐加深，不遵从问题较为严重。

图1 近二十年陕西省稽查收入趋势图

(三 )税收不遵从的“二元”特征显著

基于我国当前的国情，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完善，相关制度也还不太健全，存在着一个较为典型的“纳税人二元结构”。从整体上看，我国纳税人基本上可以分为税收高遵从水平纳税人和税收低遵从水平的纳税人，高遵从水平纳税人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大型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大型企业会计制度一般都比较健全，生产经营活动比较公开，它们的平均规模也比较大，国有企业还要对作为其所有者代表的政府贡献，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税务机关，获取这类企业生产经营信息的成本一般都比较低，容易对这些纳税人的税收进行有效的监督。低遵从水平纳税人以中小型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在我国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纳税意识普遍较差的情况下，获取中小型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更多的生产经营信息，需要税务机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这类税收遵从比较低的纳税人税收征管边际成本上升较高。其次，为数众多的个体私营经济，它们的经营成果与经营者利益相关的程度较高，因此比其他企业逃避税收的动机更为强烈。

三、基于H区数据的税收遵从水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实现完全的税收遵从是理想化的，不现实的，但是通过研究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有效的方法和开展高效的工作，来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水平，从而更好地实现税收收入，促进经济社会的宏观调控。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的因素很多，本章基于纳税人视角，以调研数据为基础，从实证的角度对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进行系统性分析，为下一章的结论与建议提供前期的铺垫与依据。

(一 )调查情况及样本的选取

本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对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主要因素的数据进行搜集，并用于此次研究的实证部分，经过自己整理和结合纳税实际现象，将影响因素归为四大类:纳税人个体特征、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评价特征、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本文是从微观层面基于纳税人角度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设计以纳税人为对象的调研问卷，采用随机发放和网络发放的方式，对H区300户企业进行数据信息采集，其中随机发放主要在H区国税局的办税大厅对前来办业务的纳税人进行调研，网络发放调研问卷的覆盖范围比较广，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取得了281个有效样本，样本有效率是93．7%(表1、图2、图3、图4、图5的数据来源均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二 )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1．纳税人个体特征

如表1所示，本文调查的281个纳税人样本中，法定代表人年龄在35岁以下的有49户(17．44%)，35－50岁有173户(61．56%)，50岁以上有59户(21%)。法定发表人为男性的有203户，占样本总数的72．24%，法定代表人为女性有78户，占样本总数的27．76%。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大专及以下，共有156户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下，占样本总量的55．52%。法定代表人的风险态度特征中，风险偏好型占48户，风险中立型占152户，风险厌恶型有81户。

图2 纳税人样本收入分布

表1 纳税人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2．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

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包括两个因素指标，分别是纳税人收入情况及纳税人资产规模。收入以2013－2015年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平均值为衡量指标，分为四个档次，如图2所示，近三年平均应税销售额在10万元及以下的有32户，10万以上50万元以下的有147户，50万元至100万元区间的有96户，年应税销售额在百万以上的只有6户。纳税人资产规模以固定资产为衡量指标，固定资产规模分为五个区间，分别是10万元以下、10－50万、50－100万、100－500万、500万以上，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分别占 14% 、32% 、25% 、21% 、8% 。

图3 纳税人资产规模统计

3．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评价特征

在样本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感受特征中，本文主要考虑了四个方面，分别是对税率、稽查率、罚款率和服务水平的主观感受，纳税人的评判分别是认为偏高或较好、适中或一般、偏低或较差，如图3－3所示，大多数纳税人认为目前税务机关的税率、稽查率和罚款率都处于适中水平，纳税服务水平也相对较高。

4．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

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也会对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主要选取了三个因素进行分析:纳税人对税制设计程度、财政支出透明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三方面的认知特征，满意程度分为很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主要是分析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一个主观判断。其中对税制设计程度不满意的纳税人有34户，基本满意的有157户，很满意的有90户;对财政支出透明度不满意的纳税人有86户，基本满意的有169户，很满意的有26户;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满意的纳税人有46户，基本满意的有143户，很满意的有92户，具体分布情况如图4。

图4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主观感受

(三 )税收遵从水平的回归分析

1．变量的选取与设定

(1)因变量的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是税收遵从水平，采取的衡量指标是纳税人近五年是否有过稽查补税、处罚等记录，若有，则赋值为0，认为该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不高;若没有，则赋值为1，认为该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较高。

(2)自变量的选取

根据相关研究，结合现实情况及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将自变量归类为纳税人个体特征、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感受特征、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四个方面，每一方面的定义及理论假设如下:

图5 纳税人对政府宏观情况的认知

以纳税人个体特征分析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时，以其法定代表人为其个体代表，法定代表人年龄对储蓄的总体上是呈现“U”型分布的，一般法定代表人年龄较小时，基本上都是成立企业时间不长，一方面被稽查的几率较小，一方面企业初期运行时期偷税漏税的基础条件较差，因此遵从水平是较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经验与经营经验等提升，企业存续期较长，滋生了一定的偷税漏税的漏洞，遵从水平降低。随着法定代表人年龄继续增长，企业规模及经营状况也日益壮大，一方面，企业会计制度更加健全，会计核算更加专业，一方面，年龄大的人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纳税遵从水平较高。当法定代表人为女性时，首先女性更加细致认真，使得企业被动偷税漏税概率较低，其次，女性主观偷税漏税意愿较低，因此，相比较而言，女性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税收遵从水平更高。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认为是正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对税收意义、重要性及税法等都较为了解，所谓知法而畏法，从而对税收遵从的水平就越高。对风险的态度分为风险厌恶型、风险中立型及风险偏好型，对风险越厌恶则对税收的遵从水平越高。

以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分析税收遵从水平时:纳税人收入状况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呈现“U”型，税收遵从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继续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水平逐步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随着其资产规模的增加先降低后增加。

以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感受特征分析税收遵从水平时:对税率的反应与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是负相关，即税率越高，纳税人遵从的成本就会越大，其偷税漏税的可能性就会越高，税收遵从水平就会降低。税收遵从水平随着税务机关稽查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当税务稽查频率较高时，纳税人税收违法现象发现率就会越高，因而纳税人会选择依法纳税，从而提高税收遵从水平。罚款率对于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也是正相关，罚款率越高，说明税收违法的成本就越高，对纳税人的警示作用就越强，从而税收遵从水平越高。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越高，纳税人遵从意愿会增强。

以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分析税收遵从水平时，认为纳税人对税制的复杂程度的反应程度会影响其税收遵从水平，当纳税人对税制的复杂程度反应较敏感时，随着我国税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税制更加完善合理，他们的税收遵从水平会相应提高;反之，当纳税人对税制的复杂程度反应不敏感时，他们的税收遵从水平不会提高，相比较而言，其遵从水平较低。纳税人对财政支出透明度的反应越敏感，其税收遵从水平越高，财政大多数都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纳税人，当纳税人更加清楚“自己的钱”都花到哪去，其税收遵从意愿会增强，从而税收遵从水平越高。纳税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反映特征也会影响其税收遵从水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也越高，当纳税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反映较敏感时，他们对政府的信息就越足，对社会的责任感就越强，从而税收遵从水平越高。表2是H区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二元Logistic模型变量说明及定义。

2．模型的选择

当回归分析中的因变量二分类型变量的时候，一般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它是一个离散型选择模型，可以对定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将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影响因素的因变量设置为“近五年是否有过被稽查处罚记录”，0表示有处罚记录，即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较低，1表示没有处罚记录，即税收遵从水平较高。其中二元Logistic模型的函数的表现形式是:

表2 变量的赋值与假设

图6是Logistic函数的曲线图，当εi取值为α+βxi时的累计分布函数，其中 εi= α + βxi，xi是自变量，α和β分别是回归截距和回归系数，将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标注为P(yi=1)=Pi，则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Pi是第i个发生事件的概率，是一个由解释变量xi构成的非线性函数。

图6 Logistic函数的曲线图

3．模型估计

本文在通过对H区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调研数据进行有效识别与处理上，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相关调研样本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运用默认的强行进入策略，—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是91．328，Cox＆SnellR2为 0．656，NagelkerkeR2是 0．786，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为理想。当模型各项xi的p值小于0．1时，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显著，能够较好地解释因变量，具体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回归结果

4．模型结果分析

从模型回归结果表3中看出，在选取的13个指标中有8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在10%的统计水平下，法定代表人年龄、性别和纳税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认知这三个指标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纳税人收入、纳税人对罚款率的主观感受和对税制的认知指标是在5%水平下显著的，在1%的统计水平下，法定代表人风险偏好、纳税人对稽查率和纳税服务水平的主观评价对税收遵从水平是显著的。

在纳税人个体特征中，法定代表人年龄、性别和对风险态度对税收遵从水平有显著影响，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影响不显著。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法定代表人年龄的回归系数是0．622，是正的，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法定代表人年龄越大，其税收遵从水平越高。法定代表人年龄也是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回归系数是－0．919，说明法定代表人性别对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有负向影响作用，即法定代表人为男性的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水平不如法定代表人是女性的纳税人。从客观条件看，女性比男性要求更细致，工作更认真，因此法定代表人为女性的纳税人在公司经营、会计核算等方面会相对更合理，违背纳税的客观故意率相对较低;从主观条件看，女性主动违反税务行为的意愿比男性要低。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不确定，虽然在调研过程中，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较高的纳税人表示更愿意遵从税法，但在实际中，他们避税的想法可能较多，也可能因为法定代表人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大专及以下，未能达到大城市中更高文化程度更愿意遵守税法及其他规定。法定代表人风险态度是影响纳税人遵从水平的显著性因素，其回归系数是－1．008，表明对风险越偏好，其违反纳税行为的可能性越高，税收遵从水平也就越低。

从纳税人经营状况特征指标看，收入状况的回归系数是0．762，是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这表明纳税人收入越高，经营状况越好，纳税人纳税行为会更规范，纳税人经营状况越好，其生产规模会相应扩大，公司管理也会更加规范合理，会计制度也更加健全，税收遵从水平会更高。另一方面，公司收入越高，表明公司处于上升期，此时，公司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进一步增加业务量，扩大公司业务范围，为了公司的良好经营运行，其税收遵从水平也会更高。从回归结果看，纳税人的资产规模对税收遵从水平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企业之前为扩大企业规模等原因购进固定资产、扩大厂房投资等，在扩大生产后，经济不景气，市场力度下滑，企业的经营业务下滑，而市场业务拓展不开，此时企业产生偷税漏税等行为的可能性增加，因此资产规模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不确定，主要还是公司经营状况大大影响了税收遵从水平。

从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执法的主观评价特征指标来看，对稽查率和纳税服务水平的主观评价特征是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对罚款率的主观评价特征是通过5%显著水平的检验，即这三个指标是对税收遵从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三者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即稽查率越高，罚款率越高，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越好，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就越高。当纳税人感受到稽查率较高时，若自己有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就会较高，被处罚的概率就会高，违法成本就会上升，因而纳税人税收遵从的意愿会更强，遵从水平也会更高。反之，当纳税人认为稽查率较低时，若有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较小，机会成本会较低，从而纳税人选择税收不遵从的可能性会上升，税收遵从水平会较低。纳税人对罚款率的主观评价特征的回归系数是0．713，与本文的假设一致，表明认为罚款率较高，其纳税不遵从的成本相应会较高，纳税人会考虑其税收不遵从的平均收益为负，则会提升自身税收遵从的程度，从而其税收遵从水平也会较高。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水平的主管感受指标对税收遵从水平有显著影响，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且回归系数是0．090，与原假设一致，说明当税务机关的税收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纳税人主观感受到办理业务、税收政策等服务更加优质时，其税收遵从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纳税人对税率的主管感受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税率也设计得更加合理，政府和税务总局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与鼓励，使得在税率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纳税人对税率的主管感受规律性不强，从而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从纳税人对政府宏观环境的认知特征指标来看，对税制的认知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回归系数是2．124，表明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满意程度对税收遵从水平是正向作用，说明在当前经济水平下，税收制度不断优化，征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于提高税收遵从有正向促进的作用。纳税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认知特征的回归系数为正，与原假设一致，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纳税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满意程度对税收遵从水平是正向关系。政府拥有和控制着大量的信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纳税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参与体，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欲望逐步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越高，纳税人的主体参与感受越深，对政府的威信度和公众力的评价越高，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会越强，则纳税人税收遵从意愿和水平也会逐步提高。纳税人对财政支出透明度的认知指标对税收遵从水平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财政支出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措施，是应与国家经济发展、政治方向、民生改善等方面相匹配的，目前总体来说，我国的社会发展状态较好，中央的党风党纪要求较严，行政机关、政府单位的财政支出也更加规范，因此，纳税人对财政支出透明度的要求对税收遵从水平并未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实证检验可得出，纳税人法定代表人年龄、性别、风险态度、纳税人收入、纳税人资产规模，纳税人对稽查率、罚款率和纳税服务水平的主观评价、纳税人对税制设计程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的认知情况对税收遵从水平有显著影响，除了法定代表人年龄对遵从水平的反应与最初的假设不相符外，其他变量都和理论假设一致。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税收有聚财和调控两大功能，税收不遵从的直接后果是减少财政收入，削弱税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作用，使“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影响税收宏观调控的效果。另一方面，税收不遵从对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及社会稳定性都会有不好的影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税收征管改革也日益加深，保持较高的税收遵从水平对于社会稳定、经济长效健康、民生改善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地位。根据上文的实证检验和分析，通过四个特征方面对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假设验证，理清了影响H区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根据二元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可看出，H区纳税人税收遵从水平较低，税收不遵从现象普遍存在，在281个样本中有176户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水平是较低的，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税收遵从意愿和能力，大力提高税收遵从水平任道而重远。

(二 )相关政策建议

1．推进纳税人税法宣传及培训机制，提升纳税人素质。税收管理的直接对象是纳税人。纳税人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及纳税人价值取向和风险偏好等不同，其税收遵从水平也不尽相同。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往往受到其各种文化的综合性约束，税收行为也是如此。当前，税收文化的普及未能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虽然税收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但税收文化的一些方面未能及时跟上相应的变化发展。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进行税法宣传，增强纳税人税收文化观念和文化环境，建立健全纳税人培训机制，全面提升纳税人素质，我们要通过教育把税收意识牢牢地树立在纳税人的成长过程中，增强纳税人的税收责任感，让纳税人真正参与到税收管理中，参与到国家进步的进程中，从个人、文化、社会声誉等方面全面增强其规范纳税的行为。

2．健全税收稽查机制和处罚机制，提高不遵从成本。税务稽查是保证税收收入的最后一道安全门，税务稽查效能在税收管理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进一步提高税务稽查效力，建立健全高效的税收稽查机制，建立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稽查机制，依靠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手段，利用大数据信息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对偷逃税行为的发现概率，加大违法处罚力度，提高稽查效能，促进认知性遵从，降低纳税人的主观性不遵从，提高其不遵从的成本，让稽查真正实现其“威慑作用”。

3．提高纳税服务水平，降低税收遵从成本。随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纳税人的视野更加开阔，需求更加多样性，对纳税服务的质量和层次要求越来越高，税务机关应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切实做到税收服务手段多样化、纳税服务形式多样化、服务科技含量多样化、征管队伍建设优质化等，多方面提升服务质量与管理质量，不断强化纳税遵从意识，降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最终实现较高的税收遵从水平。

4．构建监督政府职能制度，培养税收遵从的宏观环境。为了保证纳税人能够真正实现国家“主人翁”角色，切实感受实现纳税责任的必要性，必须建立健全纳税人对政府相关职能或信息的民主监督制度，让他们参与到国家发展中来，在纳税人、政府决策者和税收执行者之间建立顺畅的信息交流渠道，增强“阳光下权利”运行的透明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环境对社会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纳税行为也不例外，因此，要大力培养积极向上的税收环境，形成不利于税收不遵从行为的社会舆论与机制，在社会全方面唱响税收遵从的号角。

［1］Allingham M G，A Sandmo．Income Tax Eva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2，1:323 －338．

［2］Arrow K J．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M］．Amsterdam:North － Holland，1970．

［3］伍云峰．税收遵从度的衡量与我国税收遵从度的提高［J］．科技广场，2008(11):8～11．

［4］金晓扬．税收遵从研究——基于公司纳税人委托－代理的视角［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F810．42

A

1008－4614－(2017)06－0012－08

2017－11－2

宋丽颖(1965—)，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