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勤 路 璐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苏轼晚年自题画像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卷四八,2641苏辙总结苏轼创作风格的演变时也指出:“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2]卷二二,1117黄州时期成了苏轼人生转变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其词亦然。
陈廷焯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3]卷七,3937暂且不论词是否为苏轼“生平第一绝诣”而胜于其诗文,苏词的确取得了杰出成就,在唐宋词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席位。其成就与地位如王灼所说,为词坛“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4]卷二,25,亦如当代论者通常所言,标志着“士大夫之词”的全面确立。吴熊和先生将苏词“新天下耳目”的具体表现总结为“提高词品”“扩大词境”“改变词风”与“推进词律”四个方面,并指出:就创作过程而言,苏轼词始于通判杭州期间,题材多为游宴酬赠;知密州期间,题材稍有拓展,创作特色初露端倪;贬居黄州期间,其“词风至此完全成熟”,为词坛“指出向上一路”的成就得到了全面展示[5]200-212。那么促使苏轼人生转变以及词风成熟的内在动力何在?诚然,“乌台诗案”诱发了苏轼内心“畏祸及身”的精神因子,启示他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重新思索,致使其精神状态、思想境界、人格形象均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