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纪梦之作探析

王秀妍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白居易的咏梦诗是审美人生与现实伦理的结合，体现了诗与梦的共同特点——“空幻”，并使人在“空幻”的心灵世界中，进入一种灵动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梦是实现欲望的伪装形式，更隐蔽地表现人真实的心理活动。在某些方面，文学艺术作品与梦幻相似，也是愿望的一种间接表达，两者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表达形式。白居易的咏梦诗包含诗人行为中所蕴含的无意识，依据其纪梦之作可探析诗人都不自觉的真实情感，同时触及诗人心理冲动的最深层面，展现诗人对人生的自我审视，进一步追寻梦境的根源。

依内容而言，白居易的咏梦诗可分为怀人、仕途际遇和人生体悟三大类，分别表达诗人对亲朋好友的情深义重、对仕途艰辛的释怀和对丰富人生历程的感悟，许多的不可言说、不能言说及不得言说都借助“梦”的形式充分释放出来。

一、“昨夜三回梦见君”之怀人梦

白居易一生交友甚多，好友以刘敦质、元稹和刘禹锡为主要代表。诗人曾为友人们写过多首纪梦之作，如“昨夜三回梦见君”*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99页；第4901页。，描写他一夜之间反复梦见好友，表达了对远在他乡的友人最真挚的思念之情。

刘敦质，字太白，卒于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为其作诗《哭刘敦质》：“愚者多贵寿，贤者独贱迍。”*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页。诗人为“贤者”刘敦质的早逝悲痛惋惜不已。十多年后白居易贬谪江州，无依无靠，夜晚在梦中与敦质再次相遇，与好友同游彰敬寺。“昨夜梦中彰敬寺，死生魂魄暂同游”*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99页；第4901页。，诗人在自己最落魄之时做了一个与已故好友同游彰敬寺的美梦，聊以慰藉。在梦中，人能够自由唤起清醒时所无法触及的记忆，或喜悦或悲伤。好友早逝，看似已被诗人遗忘，但在诗人的梦中依旧活灵活现，仿佛还在世上，从而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重温两人之间的美好回忆。

白居易与元稹是生死不渝的挚友，《秋雨中赠元九》一诗所作的时间证实两人定交于贞元十八年秋。两人志同道合，素有“元白”之称，为后人留下诸多情真意切的唱和诗，曾互相以梦诗表达对彼此的思念。如白居易在被贬江州司马任途中，作“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酬乐天频梦微之》)[注]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99页；第52234页；第4775页。，用做梦这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对友人元稹的忆念。诗人梦中的表层含义是“不知遇到什么事情了？友人这样思念我，不然怎么会三次做梦，频频遇见他”，而梦的深层含义是诗人思念友人，因思成梦，一夜三次在梦中与友人相遇，足见彼此感情之深。元稹这样回复白居易的思念：“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梦的表层含义是“我因病缠身，魂魄颠倒，唯独梦见别人却梦不见你”，而诗人深层的内心活动是“想要梦见你却又梦不见你”。“谓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至吾人所欲得者，常于梦中实现之”，白居易写频梦微之，元稹写不梦居易，两首梦诗虽然表面上阐释不同的意蕴，实际上都是诗人们在无意识状态下对彼此真情的流露。

白居易与刘禹锡既是文友也是诗敌[注]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旧传》云：“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注]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12页。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卒时，白居易作诗哭之：“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刘、白两人交往许久，相会频繁，关系密切，但分分合合。自宝历二年(826)至会昌二年，两人在辗转仕途的过程中，相聚时游玩唱和，别离时作诗表思念之情。由于两人身处相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对彼此的思想有认同感，且可以感知彼此的快乐和忧愁。阔别四年之后，白居易再次身处故人家乡洛阳时，不禁怀念梦得：“昨夜梦梦得，初觉思踟蹰。”(《梦刘二十八因诗问之》)在梦中，诗人“忽忘来汝郡，犹疑在吴都”，梦醒之后才意识到禹锡早已离开吴都，移汝州刺史。“吴都三千里，汝郡二百余”，洛阳与吴都相距三千里，与汝州相距二百余里，迢迢数千里的距离令两人无法相见，因此诗人分外珍惜与友人相聚的梦。梦醒之后诗人反复思量，长期的分离使梦中短暂的相聚显得尤为珍贵，看似简单的梦境道出了现实的艰辛和悲凉。

白居易对兄弟行简则表达了血浓于水的亲情。白居易两个弟弟早夭，在世的只剩下白行简，诗人与行简的感情甚好。两人为了功名和生计奔波于天涯各处，但那种“本是同根生”的牵挂丝毫未减。白居易时常写诗表达对弟弟的思念，也时常在梦中与身在远方任职的弟弟团聚。“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寄行简》)[注]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7页；第1856页。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乐天被贬至江州已经一年多，东川是行简任职的地方，江州与东川相距迢迢数千里，兄弟两人难以相见，乐天只能将这相思之苦寄予梦境中，一闭上眼就抵达东川，现实中的缺憾在梦境中得到暂时的补偿。“天气妍和水色鲜，闲吟独步小桥边。池塘草绿无佳句，虚卧春窗梦阿怜。”(《梦行简》)“阿怜”是行简的小字，在日常闲适的生活状态下无事闲吟，诗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阿怜，可见思念之刻骨铭心。“梦到东川”与“卧窗梦阿怜”形式不同，梦境表达的内涵却相同。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每逢春日到来，天气妍和，水色鲜丽，在小桥独步之时，诗人都会将思念弟弟的浓郁之情带入睡梦之中，在无意识的梦境中享受与兄弟团聚的温馨和欢乐。

“醒后忆梦，情愈迫而景愈难堪矣。”(《诗筏》)[注]郭绍虞编，富寿荪校：《清诗话续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梦中欢聚原是一场空欢喜。白居易的咏梦诗超越时空，从梦中写人，以梦境记人，借梦象怀人，将梦事喻人，解读其怀人之梦，可以了解诗人真实的心理以及诗人重亲情、友情的情感特质。

二、“梦去心不随”之仕途梦

白居易的仕途充满颠沛流离和艰辛困苦，但他在立身处世方面始终中立不倚。自踏上仕途之始，至辗转于被贬之路，诗人做过噩梦亦有过美梦。以江州之贬为界，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其仕途之梦是诗人潜意识活动的积淀，诗人的无奈情绪及悲凉心态借梦境得以调节和开解。“块然抱愁者，长夜独先知。悠悠乡关路，梦去心不随。”(《思归》)刚踏上仕途的诗人背井离乡，心怀满满的愁苦，漫长黑夜，独自度过。梦中诗人迈过乡关路，回到家乡，梦醒之后，心灵仍不愿离开家乡。在诗人的梦中，梦代替真实行动，乐天终于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乡。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中进士[注]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此后二十余年，诗人一直辗转于被贬的仕途上。诗人在忠州、杭州和苏州都曾入梦，有噩梦亦有美梦，可见喧嚣吵嚷的仕途给诗人的潜意识造成巨大影响。长庆元年(821)，结束五年的谪迁生活之后，诗人梦回忠州：“阁下灯前梦，巴南城里游。觅花来渡口，寻寺到山头。江色分明绿，猿声依旧愁。禁钟惊睡觉，唯不上东楼。”(《中书夜直梦忠州》)[注]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33页；第5036页；第4655页。梦中诗人故地重游，听到猿声，“猿声”和“依旧愁”诠释了诗人在忠州的日子是艰苦难熬的，因而此夜梦回忠州是个噩梦。梦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情感，即诗人对忠州的厌恶和抵触。据历史资料记载，忠州地理环境恶劣，是个“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征秋税毕题郡南楼》)[注]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第230页。的蛮荒之地。多年之后诗人仍久久不能忘却忠州，梦中重游忠州，可见它对诗人造成的心理阴影之大。还有《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也描述了诗人所做的噩梦：“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莫忘全吴馆中梦，岭南泥雨步行时。”此处描绘诗人梦见自己被流放至岭南、在雨中艰难跋涉的场景，反映了诗人遭贬谪之后心有余悸，希望能早日退出官场。

以上两个噩梦都说明官场生活给白居易留下了太多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失望，诗人不得不设法缓解自己的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和幸福，“这种追求有正反两个目标，一方面它旨在消除一切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另一方面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注]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3页。诗人通过作诗反映自己苦闷的梦境，尝试分散、转移自己的痛苦，这虽不能使诗人完全抵御现实的苦难，也不能使压抑的无意识退却，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诗人当下心灵的苦痛。

噩梦之外还有美梦。诗人被贬途中，最爱的地方是苏州。诗人作《梦苏州水阁寄冯侍御》：“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觉后不知冯侍御，此中昨夜共谁游？”对于频繁辗转在贬谪之路上的白居易来说，在苏州的幸福时光短暂、易逝，但是这种短暂的幸福给白居易的漫长官路带来微弱的满足感。早已离开苏州的诗人通过做梦又回到良辰美景之中，梦醒后回忆起与好友冯侍御一起游玩于江南的美好时光，可见他对惬意的苏州生活难以忘怀。由此可知，诗人已掌握开解内心困苦的办法，以豁达的心态看待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同时，以才能和天赋为先决条件，诗人将美好的梦境以诗歌的形式塑造出来，使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微妙。

“思归”之梦描述诗人刚迈入仕途时内心陷入思乡和忠君的两难境地。忠州、岭南之梦描述诗人在被贬之地艰辛和感伤的生活，但诗人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对世事的认识更为深入。在现实中，他胸怀“兼济天下”的抱负；在潜意识中，他重新思考官场生活和人生意义，选择“从容中道”的路线。苏州之梦描述诗人在江南与友人冯侍御一起游玩的快乐时光，这段政治生活短暂、惬意，但诗人的内心没有因此被脱离樊笼的喜悦占满，而是在潜意识中形成“乐天知命”的世界观。

三、“一梦误一生”之人生感悟梦

纵观白居易一生的行迹，从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然后经历颠沛流离和艰辛困苦的政治生涯，丰富的人生经历给诗人带来很多感悟，梦中有悟时尤甚。从诗人的咏梦诗中可以发现，其思想转变存在一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存哲学。

“人有梦仙者，梦身升上清。”“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梦仙》)诗中梦的显义是诗人在梦中看到一个祈求修炼成仙的人，耗费一生的精力，最终也未能成仙。诗人在梦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相信并承认神仙的存在，但是凡夫俗子不可强求成仙，于是对梦仙者“一梦误一生”表达了同情和感伤。梦境之外，现实中的诗人已在长安永崇里华阳观寓居，他所处的生存环境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思维，道家思想不断刺激和导入诗人的思维，将梦境与现实结合，此梦仙者的梦恰恰是诗人目睹的感官世界中的素材。诗人对梦的思考是梦的隐义，是一种自我认知，通过此梦，诗人将老庄思想中的虚幻人生观与佛教“苦空”的人生观结合起来，讽刺现实生活中执着于求仙的人，对道教的核心信仰即神仙信仰持怀疑贬抑的态度，这也是对世人荡尽妄念、与世无执的警醒。

“拙定于身稳，慵应趁伴难。渐销名利想，无梦到长安。”(《无梦》)[注]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94页。诗人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之后，梦中再未出现过“长安”，梦是心境最真实的反映，可见白居易在官场生活的压抑情绪终于得到彻底地释放。又如《安稳眠》“眼逢闹处合，心向闲时用。既得安稳眠，亦无颠倒梦。”[注]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95页；第527页；第5221页；第5221页。“颠倒”一词体现在诗人的心灵深处，仍然会在“独善其身”的中隐观念与“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之间挣扎，但诗人时刻说服自己坚持“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反映在他的梦境中便是“再无颠倒梦”，此时诗人内心的政治波澜已渐趋平静，自在安闲，心无挂碍。再如《闲居》“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是非爱恶消停尽，唯守空身在世间。”放弃“兼济天下”梦想的诗人，只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看书把酒，心境平和闲适，“梦中闲”就是诗人现实生活状态的写照。

晚年的白居易病魔缠身，《梦上山》就作于这个时期。“独携藜杖出”是白居易的真实状态，已患上足疾的他行动不便，“梦中足不病，健似少年日”描述的却是梦中的他健朗如少年一般。梦醒后白居易思考“形”(身体)与“神”(精神抑或思想)的关系，“既悟神返初，依然旧形质。始知形神内，形病神无疾。形神两是幻，梦寐俱非实。”诗人从梦中畅游到醒来时依旧患有足疾，感悟到身体虽染上疾病，精神却可以保持健康。再如另一首咏梦诗《春眠》“枕低被暖身安稳，日照房门帐未开。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年老色衰的香山居士在梦中摇身一变，尽显昔日少年活泼强健之态。此时诗人虽患上严重的足疾，但他的精神是健康、乐观的，正如禅宗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诸世相是短暂虚幻的，乐天晚年因为受到佛教禅理的影响，看待事情更加豁达，在“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

若将人的心理结构描绘成一座矗立在大海中的巨大冰山，那么人在梦境中的无意识就是沉没在海水里的那部分冰山，看似影响微乎甚微，却具有支撑着海水以上冰山的力量。白居易的儒者形象就是海水以上的冰山，后来受到佛道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沉没于海水下的冰山。综观白居易一生的梦，他首先是作为一个合乎儒家传统规范的知识分子，余英时说：“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此时的白居易严格按照儒家倡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立身行事，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但是，随着家庭变故、仕途变迁和朋友的离开，白居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道思想的感染，由胸怀“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向“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转型。白居易的人生感悟之梦，是他对现实中人生经历的反观，亦是他对人生经验的思考。

解读白居易的咏梦诗，按梦的内容划分，每一类梦都是诗人对各阶段自我生存境遇的审视，亦是诗人积极适应所处现实生活的体现。探寻白居易的怀人之梦，他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对亲人和朋友情真意切；反观白居易的仕途之梦，他是个经历丰富的人，对待仕途从容中道而乐天知命；思索白居易的人生感悟之梦，他是个思想丰富的人，漫步于儒释道的文化丛林中。在解读白居易咏梦诗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他无意识状态下“乐天知命”“执中用常”“无过无不及”“无可无不可”及“中和圆融”的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