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批评史论

李梦琦

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日，苏轼与友人聚饮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超然台，醉中有感而发，遂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既表达了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又寄托了对胞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水调歌头》自问世以来，屡屡为人所称道，宋、元、明时期，文人多方面评论此词。清人亦多关注此词，评论数量、质量均较前人有所突破。当代学者如王水照《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词史地位的评定》、陈斌《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等文，皆对此词有简要论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联系古代词学批评史，全面、细致地梳理和分析清人对《水调歌头》的评价，以期深化并细化苏词研究以及清代词学批评史研究。

一

有清一代，词学昌盛。张宏生说：“一部清代词史，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部尊体的历史。”[1]清人多有意识地推尊词体，为提高词的地位，动辄将词比附《诗》《骚》。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琼楼玉宇，《天问》之遗也。”[2]（617）基本破除词为“诗余”之说，将苏轼《水调歌头》与屈原《天问》并论，谓其可与“古诗同义”，评价甚高。

苏轼《水调歌头》饱含“爱君”之意在南宋被鮦阳居士首次提出，这可称之为“元批评”，不论其解释是否合理，首先应充分肯定其“发明”之功。这一具体的“元批评”屡被后人援引、评论，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增值”，具有了“恒久价值”。清代论者进一步阐发“爱君”之说，以苏轼此词为典型词例，论证词亦能如诗、文般发挥政治教化作用。陆以谦《词林纪事序》云：

试取宋、金、元词考之，不尽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