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守军 徐海霞
正如现代金融中介理论所提出的,流动性创造与转移风险成为当今商业银行的两个重要职能,近年来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策当局和理论研究的焦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致使许多国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状况出现了逆转从而爆发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到2010年巴塞尔协议ⅠⅠⅠ中关于宏观审慎理念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出台,再到2013年我国银行业内部资金周转恶化并发生流动性风险而引发的金融机构 “钱荒”事件,种种事实无一不对我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点亮了警灯。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进程的减缓,“分化”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旋律,新时代下中国货币政策必须注重结构调整的机遇,深化结构性改革能够激发出大量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调控作用,这一方面能够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此,Berger&Bouwman(2011)[1]指出,紧缩的 (宽松的) 货币政策能够减少 (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但是这种效应应当区分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Acharya&Naqvi(2012)[2]也认为,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创造不断膨胀,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彭兴韵 (2007)[3]也指出,我国的商业银行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但是21世纪以来央行对于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管理与调控已然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问题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