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众包模式的档案编研工作构建分析

刘芮+张丽华

摘要：本文参考国内外众包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分析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的可行性，构建基于众包模式档案编研工作模型，以期更好地为档案编研工作服务。

关键词：众包模式档案编研专家组

信息网络化和资源共享化影响着传统档案的利用方式与管理模式，众包模式应运而生。经济领域出现“人人猎头”“美团众包”等众包平台，文化领域百度百科“一马当先”，截至2016年12月，6057205人参与，进行121568512次编辑，完成13953757个词条编辑；在图书馆领域，2000年9月，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与弗雷克社区合作，发布“图片澳大利亚”众包项目，截至2016年，图像数量已达到200万。众包模式在经济、图书馆等领域的应用为其引入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范例。

国外，部分国家已有众包模式引入编研工作的先例，如美国档案与文件署开展的“公民档案管理员”项目，依托档案局官网发布信息，利用公众力量完成历史文献转录等工作；荷兰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与Picturae公司合作的“保存肖像众人参与”，与外包公司合作完成档案数字化，利用公众力量对数字化档案进行著录、建立索引。国内，辽宁省档案馆虽与百度百科合作开展“社会档案人”项目，但效果不尽如人意。截至2017年7月6日，该栏目词条编辑量仅十条。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任重道远。笔者综合众包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分析其引入档案编研工作可行性，构建基于众包模式的档案编研工作模型，以期提高公众参与编研工作的积极性，丰富编研形式，降低成本，增强编研成果传播的影响力。

一、众包模式引入我国档案编研工作的可行性分析

2006年6月，Jeff Howe在美国《连线》杂志上提出众包概念——指将传统上由指定代理（通常是一个员工）负责的工作以一种开放的形式外包给不确定的一大群人的做法。[1]据此，笔者认为众包模式具有如下显著特征：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非特定性、以外包为基础实行、以网络为主要实现途径、参与者无报酬或报酬较少。

（一）国家政策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服务方式，多渠道开发档案资源，不断向社会推出精品力作和举办受公众欢迎的活动；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简化利用方式，推动辖区档案资源跨馆利用、跨馆出证工作。”

（二）网民规模的扩大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提供了“智库”与“后备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增长率为6.2%。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2]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为众包模式应用于编研工作提供可能性，数量激增的网民则为其工作开展提供了“智库”与“后备军”。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支撑

众包是“人群、外包、先进的网络技术”三个关键要素的十字路口，[3]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众包模式的实行提供平台支撑。目前我国档案部门建立的以政府信息资源网站为主，以微博、微信为辅的档案信息资源服务利用平台已初具规模。“安徽构建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开展网络档案利用服务。新疆启用“档案系统协同办公应用平台”。青岛完成微信公共服务平台和在线查档、全域共享平台建设。长春颁布电子档案远程利用管理办法。广州建成电子文件档案资源管理中心系统。武汉探索跨地区档案资源整合新路径。”[4]

（四）社会公众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创造社会客观可能性

网络环境下，公众的信息需求发生改变，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转变，由查询性向知识性转变，由模糊性向精确性转变。[5]公众期望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加强与档案馆的交流满足自我信息需求。将众包模式引入编研工作能将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为档案馆所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档案馆的负担。档案馆也可通过引入众包模式开发利用馆藏资源，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五）丰富的数字化资源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工作提供馆藏来源

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是众包模式应用于档案编研工作的基础。《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持续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积极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技术与档案工作深度融合。到2020年，全国地市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要全部建设成具有接收立档单位电子档案、覆盖馆藏重要档案数字复制件等功能完善的数字档案馆；全国50%的县建成数字档案馆或启动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全国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永久档案数字化的比例，分别达到30%～60%、40%～75%和25%～50%。”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内数字化档案信息资源将会极大程度地丰富起来。

二、探讨基于众包模式的档案编研工作模式的实现路径图

（一）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众包模式引入档案编研提供有效的组织保证

将众包模式引入编研工作，需解决公众参与编研工作合法化的问题。《档案法》应加快修订步伐，承认档案馆及相关人员在编研工作中居于主导地位，允许公众参与其中，即“各级各类档案馆应配备研究人员，鼓励公众参与档案编研工作，加强对档案研究整理，有计划组织编研出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只有确定其参与编研工作的合法地位，众包模式引入编研工作才有法可依，这也是推进其科學有序进行的保障。2014年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档案53470.30（万卷件），开放档案仅有9179.70（万卷件），占17.17%。[6]我国在实际工作中档案开放率较低，各级档案馆要依据《档案法》的规定完善规章制度。加快档案开放步伐以加深编研成果的广度与深度是档案编研工作的应有之义。endprint

（二）加强档案网站建设，充分发挥新型社交媒体的优势

加强档案网站资源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我国档案网站可借鉴国外档案网站建设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和档案工作的实践，利用网站发布众包项目，向用户介绍流程并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或视频讲解；其次，众包内容的选择应灵活多样，可设置具有特色人文风情的栏目，吸引公众参与。

但仅依靠档案网站、期刊杂志进行众包项目的发布和宣传，受众范围较窄，难以形成较广泛的社会效应。据《2017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微信及We？ Chat用户达到8.89亿；2016《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指出，截止2016年9月30日，微博月活跃人数已达到2.97亿。新型社交媒体的活跃，为其引入档编研工作提供多元化途径，可实现与用户及时交流与良好沟通。

（三）采用激励机制，提高公众参与档案编研工作积极性

众包模式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而政府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应是推行众包模式的“领头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可信度与公众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实现组织协调、统筹规划、有序管理。

参与者无报酬或少量报酬是众包模式的显著特征之一。公众参与的动机不完全是获得报酬，但对完成度较好、质量较高的人员进行奖励，可使公众持久参与并带动周围人群。奖励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档案馆可实行积分制，达到一定积分换取编研成果或文化产品。或者和京东、淘宝等合作，用积分换取购物券等。猪八戒威客网实施会员等级，等级越高在排序规则和客户选择上优势越明显。档案馆也可借鉴此方法，对编研成果质量较好、积极性较高的人员给予较高的等级，允许其参与人员管理工作。

（四）建立专家小组，提高编研成果质量

为了减轻众包模式应用于档案编研工作的负面影响，笔者建议成立专家组指导选材工作，对编研成果进行检验。专家组模型如图2。

专家组模型主要由人员构成、工作机制、工作平台3方面构成。专家组成员主要由档案馆领导、编研人员、档案编研内容领域的专家组成。编研人员与编研内容领域的专家科学选材，参与流程管理，并由其对成果的内容和质量进行验收。档案编研选材工作必须根据各级档案馆实际馆藏状况，由专家组成员选定符合大众信息需求、适应时代发展的编研题目再进行发布，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之际发布庆祝建党成立96周年专题编研栏目，或者公布开放档案由公众自由选择，例如词条编辑、文件汇编等。根据各地档案部门实际情况和档案工作实践，专家组的工作机制要灵活方便，如轮值制，合理安排排班表，注意成果验收的衔接性。

档案馆可利用社交媒体、期刊、报纸等发布公告，吸引志愿者，并对其进行登记。可设计档案知识竞答问卷等，考察志愿者的知识结构和素养，达到一定分数方可参加具体编研工作，并根据检验结果将志愿者分为不同的层次，面向不同层次的志愿者发布不同层次编研主题、规定编研时间等相关信息。专家组对提交上来的编研成果，按照一定标准如格式是否规范、是否有错别字等进行评价，检查无误后方能通过检验。专家组工作平台可依托于网络媒介，实现线上工作，针对不同内容的档案编研材料合理地分配任务。

我国档案编研工作与实现社会化“大编研”所要求的发行、应用范围应达到“服务于整个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需求”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7]在大数据时代和分享型经济的浪潮下，众包模式凭借着其优势，将在档案编研工作中占一席之地。如何合理运用众包模式促进档案编研工作发展，使其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Jeff Howe.众包：群体力量驱动商业未来[M].牛文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18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1-22].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 201701/t20170122_66437.html

[3]孙洋洋.基于众包模式的档案馆信息资源协同共建研究[J].浙江档案，2015（11）：17

[4]杨冬权.杨冬权在2014年底局馆长会议上的讲话[N].中国档案报.2014-12-29（2）

[5]陈新添，朱秀珍，田笑含.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需求趋势、障碍与对策[J].2007（6）：16

[6]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20161205

[7]段丽波.試析我国档案合作编研的现状和特点[J].档案学通讯，2004（5）：66.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