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嘉宇
(621010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从“大众速腾断轴门”事件到“宜家抽屉柜”事件,都是生产厂商消极召回缺陷产品,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例子。长此以往,无疑将损害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产品召回制度作为为数不多的一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事前救济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制度优势,推动供给侧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产品召回启动的实体条件,区别于产品召回启动的程序条件,包括产品召回启动的主体、客体及启动标准等符合相关要求。
生产者作为产品的制造者或引进者,区别于消费者及其他主体,在产品生产-流通-消费链条中,居于开端位置。根据“就危险源之开启或使之持续者,须采取必要的可期待之保护他人措施”的原则,制造商通过生产获利,理应承担产品召回之义务;而基于地域管辖的限制,域外制造商通常不能直接由本国法律管辖,进口商根据其进口产品的行为,承继域外制造商产品召回之义务,作为国内法上召回的义务主体。无论是产品主动召回程序还是指令召回程序,都是直接由生产者进行的,政府机关、消费者等主体的介入只能起到推动或监督作用,生产者是产品召回的义务主体。
产品存在缺陷是确定产品责任的前提和核心要素,也是我国产品召回制度启动的必要实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