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昂山
——女儿为父亲所作的传记素描

[缅]昂山素季

前 言

父亲去世时，我还太小，对他没有什么记忆。本着想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愿望，我开始搜集并阅读关于他生平的资料，下面的叙述主要基于现有的出版物，只有两处关于个人生活的情况来自家族和他的旧识。写亲人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者往往被认为不够客观，而传记作者又常会受到资料的影响以及对一些事件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我已经尽力就我所看到的为父亲画一幅诚实的画像。

第一章 早期影响

第三次英缅战争终结了缅甸的封建王朝，缅甸全境沦为英国的殖民地。30年后，即1915年2月13日，昂山①昂山原名“腾林（HteinLin）”，系以缅甸传统习俗按生辰八字所取，后因要和二哥“昂丹（AungThan）”的名字押韵，遂改名昂山（本文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出生在上缅甸干燥区一个名为纳茂（Natmauk）的小镇。当地人有入朝侍奉缅王的传统，昂山母亲系的祖先中就曾有人在朝中做过高官。昂山的父亲吴帕（UPha）虽然学识出众，成为了一名律师，但终因出身农家，不谙世故，不善言辞，而事业平平，养家的重任大半落在了昂山的母亲杜素（DawSu）一人的肩上。杜素是个精力充沛、智识过人的女性，她的叔父吴敏仰（UMinYaung）曾领导过早期缅甸人的抗英武装，被捕后遭到处决。这位爱国人士不向“格拉（西方人）”②此处作者将“格拉”（kalah）一词解释为“西方人”，实际上缅甸人称呼印度人为“格拉”，称呼西方人为kalah phyu，即“白格拉”。屈服的精神不仅令家人也令纳茂镇的居民感到自豪和鼓舞。

昂山在6个兄弟姐妹中最小，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体弱多病、邋里邋遢、贪吃、不讨人喜欢。他很晚才学会说话以致家人担心这孩子是不是个哑巴。但据熟知他当时情况的人说，他小时候也有一些可爱之处，比如不装模作样、老实、同情穷人等。当地人都承认昂山家族在学识上有过人之处，他的3个哥哥都在小小年纪就开始上学，昂山却拒绝去学校，“除非母亲也去”，因为是小儿子，意志坚强的杜素也就宠着他，让他在家里开心地玩耍。直到他快8岁时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去读书了。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哥哥依照缅甸佛教传统出家，不知他是喜欢出家的孩子满身王子装束骑着白马绕城一圈的样子，还是羡慕沙弥的生活，反正看到哥哥出家后，马上也要求出家。机智的母亲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要出家必须先识字。

不久他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杰出的学生。他学习用功，遵守纪律，总是得第一。昂山的教育启蒙之地是被称为“世俗学校”的寺庙学校，这类学校区别于那些专门教授佛事知识，诵读佛教经典的寺庙学校。此时，纳茂地区的学校都不教英文，要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必须会英文，于是他便决定追随哥哥们的脚步去学英文，这需要前往仁安羌。但是母亲不希望这个小儿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不惜以绝食抗争，母亲最后遂了他的愿。他在13岁那年来到了仁安羌国民学校就读。当时他的大哥巴温（BaWin）在仁安羌国民学校任教员，因此昂山在学校的一切都很顺利。大哥宽严相济，不仅监督他的学业，也照顾他的生活。那时昂山在课业方面不断展示出自己的优秀。15岁那年，他在全缅包括寺庙学校和国民学校在内的高中预考中获得第一名，并获得一笔奖学金。

国民学校是 1920年学生罢课反对仰光大学法案的成果，该法案将高等教育限定为少数人的特权。国民学校成为坩埚，点燃缅甸青年学生对国家被殖民地位的认知和摆脱殖民统治的意愿。将缅甸从异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强烈意愿在他来仁安羌之前就深植于内心。他后来曾写道，从小时候起，他就经常在脑海里想像各种赶走英国人的方法，甚至还想过用巫术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在国民学校，他开始对政治人物的演讲感兴趣并参加辩论。虽然他的说话风格很平实，倒也非常严谨，再加上对任何辩题都准备充分，逐渐地以雄辩而出名。他还在学校的学生刊物担任编辑，除了这些课外活动，他不太善于交际，常常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因此同学都觉得他是个怪人。在 1932年的高考中，他因缅文和巴利文优秀，以优等成绩进入仰光大学。

他入大学那一年恰是塞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被英国殖民者镇压、领导人被处死后的第二年。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生活艰难，却被殖民者污蔑为一个迷信的妄想称王的人煽动农民的暴动。缅甸人非常同情起义者，即使没有见过塞耶山本人，也被起义者的爱国情怀和勇气所感染，对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感到痛心。

缅甸人从来没有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尽管在英国殖民统治早期，其安抚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殖民统治稳固之后，殖民者丝毫没有为缅甸人民的福祉考虑，看不起缅甸人，激起了缅甸人的不满。早期成立的民族主义组织主要维护缅甸文化和佛教，随着掌握新时代知识的青年成员的增多，其政治目标也日渐清晰起来。1906年成立的佛教青年会（YMBA）则把政治任务放在首位，成功地组织了 1920年的反大学法案罢课活动，民族主义运动士气高涨，1920年，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各团体总会（GCBA），缅甸各团体总会可被称为第一个全国性联盟。这其中旗帜鲜明地呼吁民族主义的人士是吴欧德玛——一名博学的僧人，他为了缅甸的独立四处演讲，鼓舞人们的爱国热情。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本团结一致争取独立运动的缅甸各团体总会走向分裂，1922年，“21人党”首先分裂出去，到20年代末期，分裂为3个组织。30年代初，在缅甸是否从英属印度分离出来成为单独殖民地问题上，政治家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人因替遭到英国人污蔑的塞耶山及起义者辩护而广为人知。在短暂的平静之后，不惮于拿起武器争取民族独立的新一代年轻人走上了舞台。

在以上层精英自居的大学生中，不修边幅、面色阴沉、年仅 18岁的昂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同龄人生活时尚，但无论同学如何取笑，他都觉得无所谓。在大学一年级时，学生会主办辩论赛，昂山的哥哥提出的僧人不应参与政治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因为辩论只能使用英语，在最后昂山站起来支持哥哥的观点，他并不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哥哥提出的才支持，而是因为他也秉持同样的观点。但是昂山发音怪异、磕磕巴巴的英语、蹩脚的手势，使听众不知所云，大家起哄嘲笑他的发言，让哥哥显得颇为尴尬。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依然坚持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整，当英语不够用时就用巴利语，完全无视下面让他改用缅甸语的要求。

后来，他依然遭受过类似的辱骂和抱怨，但他坚持用英语发言，这些做法加上他忧郁的个性，因此落了个“怪物”甚至“疯子”的绰号。但是昂山不是个害怕别人批评就不去做的人，他意识到英语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因此发奋学习英语。他阅读能找到的英文书，听别人怎么说，向一位曾在英文学校学习的朋友请教。他的英文进步很快，这对来自上缅甸而且出身寺庙学校的他来说是不同寻常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第一次辩论赛中所支持的僧人不应参与政治的议题，这是他一直秉持的信念，在距他去世不到一年时的一次演讲中，他依然这样讲到：“把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是违背宗教精神的，僧人应该净化佛教并向世界传播，从而使全人类都能听到佛法的教诲，这是僧人对国家和人民所能做的最大政治。”

虽然大家都把昂山看成了一个政治动物，但他对宗教依然有着深沉而持久的兴趣，他在仁安羌国民学校读书时，父亲过世，他悲伤不已甚至想出家为僧。刚上大学时，因为对一位在全世界传教的意大利僧人吴劳伽拿达（ULawkanada）产生敬意而向母亲提出追随该法师出家传教的请求。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但他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未曾停歇，全心投入学生政治运动之后，他在给一位最亲密朋友的信中还曾提到“追求真理和完美的朝圣之旅”，“自己在身业、口业、心业中诚实践行，努力用戒律约束自己，（我）担心如果青年人精神世界空虚就无法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脚跟，其精神支柱也随之坍塌。”

第二章 学生政治与德钦党人

昂山一直不疾不徐地参加学生政界的活动，1935年之后，他更加积极活跃起来。和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努（Nu）①即“吴努”，因缅甸人没有姓，为了尊重起见，根据情况在名字前加上不同的字，就男性而言，对小孩子或较年轻者名前加“貌”，对青年人名前加“哥”，对年长者或地位较高之人名前加“吴”，此外也可以加入地名、官职、军衔、党派名称等，下文出现的“德钦哥都迈”和“德钦昂山”都是将党派名称冠在名字前，“波”表示是军人。年轻女性名字前加“玛”，年长或地位高的女性名字前加“杜”。所以同一个缅甸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或不同的场合或地位，其名字是不一样的。本文中作者在大部分人名前没加任何冠词，仅在个别涉及家族成员的长辈时加了冠词，译者遵照原文直接译出。此处按缅甸习惯这些名字前应该加“哥”。、拉佩（即后来的波莱雅，HlaPe）、拉希德（Rashid）、登佩（TheinPe）、觉迎（KyawNyein）等合作。正是这些青年，在昂山的领导下，将学生团体转变成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担当起领导职责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首先要让这些人进入学联的领导层，起初这一努力成效不大（仅觉迎和登佩两人当选），但在大家强烈的爱国心和不懈努力下，不久就取得可喜成果，大学的氛围开始转变，校园里洋溢者民族主义热情。1935-1936学年，学联的主要领导位置上都是这些爱国青年，昂山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学联刊物《孔雀之声》的编辑。该刊登载的《逍遥法外的地狱之犬》一文被认为是 1936年大学罢课的直接导火索。该文强烈批评了学校的一位领导，学校当局要求编辑交出作者的名字，昂山以违反新闻伦理为由予以拒绝。学校当局发公告开除昂山，就在不久前他们开除了同样强烈批评校长的学生领袖努。现在学生们又听到昂山被开除的消息，愤怒之火燃起，遂决定罢课。当时正逢学校考试季，罢课的决定显得更加严重而轰动全国，报纸和全体民众也都站在学生一方，团结一心、纪律严明的学生团体引起了老一辈政治家的注意，他们忽然感受到了这些学生力量的强大。这次罢课迫使政府认真考虑学生的诉求，那位蛮横对待学生的校长被迫退休，将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学生们提出的仰光大学法案的修改意见，对其他一些请求也都予以满足。

1936年的罢课运动是爱国青年政治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昂山本人也一举成名，声誉日隆。他成为仰光大学学联的执行委员和在罢课后成立的全缅学联的执行委员，1938年，他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主席。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又开始修读法律学士学位，原因之一就是可以继续留在学校里。昂山的诚实、专注和工作能力赢得了尊重，虽然这些尊重中也包含些许不情愿，因为他有些难以接近，和那些彬彬有礼、殷勤周到的同事相比，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很多人批评他的情绪化、不修边幅、突如其来的沉默和突如其来的聒噪以及个性化行为。他自己也承认，他看不惯那些彬彬有礼、优雅从容的人，曾经向往过野蛮人的生活。但他对野蛮人生活的定义仅仅是：自由、纯洁、健康等浪漫的想法。

1938年，昂山离开了大学成为“我缅人协会”的一员。我缅人协会产生于1930年的印度人和缅人的冲突，带有充分的民族主义特征，年轻而有活力。它的领导层也和老一辈政治家不同，后者不够大胆，不够缅甸，不够激进，或许可以简言之不够年轻。这些新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愿意为爱国事业奉献自己。尽管如此，“我缅人协会”成员也并非广受欢迎，有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说他们是滥竽充数、专捅马蜂窝的毛头小孩，在自己名字前加上“德钦”这个前缀让人反感。“德钦”，即“主人”的意思，这是英国人使用的专有名词，大多数时候被他们的缅甸下属这样称呼。但是这些年轻人认为做缅甸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他们勇敢地亮出自己的民族主义情怀，在自己的名字前都加上“德钦”二字。

“我缅人协会”又一分为二，昂山选择了缅甸著名爱国人士兼作家德钦哥都迈领导的“我缅人协会”。努、拉佩、登佩、丹通和梭等人也都选择了这一派。①此后一段时间，他们的名字前都冠以“德钦”。丹通和梭虽然不是学生领袖，但在后来的缅甸政治中他们都是重要的领导人。昂山不久即当选为协会秘书长，负责起草协会的宣言。

在缅甸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1938-1939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将其总称为“1300年革命”，包括仁安羌石油工人的仰光远征、仰光农民要求农业改革的游行、仰光大学的学生游行，其中仰光大学生昂觉被骑警打死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罢工罢课。此后印度穆斯林和缅人的冲突、工人罢工、曼德勒市的示威（17人被警察镇压致死），最终导致了巴莫政府的垮台。在这些事件中，群众并没有事先准备，而是在不断汇聚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民族主义热情也被点燃。但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党派之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着缅甸政治，不仅各派别之间，个人之间也经常出现纷争和猜忌，大家都声称自己更重要、更有效、更爱国，从而互相指责，彼此仇恨。

在为数不多超脱于党派之争的人中间，昂山是其中之一。他有点左倾，于是在 1939年和少数几个领导又组成了一个小组，有人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也是最早的共产主义细胞。昂山虽曾担任该组织的总书记，但是不仅是共产主义，其他任何僵化的主义他都不轻信，吸引他的是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昂山寻找的是能为缅甸带来独立和统一的理念和策略。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昂山提出了“殖民主义危机就是独立的良机”的口号，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自由联盟”①作者此处用的是“Freedom Bloc”，全称是“All Burma Freedom Bloc”，即“全缅自由联盟”，也称“缅甸出路党”。，包括了巴莫博士的劳苦大众党、我缅人协会、学生和一些独立政治人士，巴莫博士被选为主席，昂山担任秘书长，这个联盟被努称之为“德钦昂山的独创”。英国当局要求缅甸参加二战，同盟透露出的信息是如果英方承诺战后给予缅甸独立，缅甸将帮忙，否则的话缅方将坚决反对参战。英国当局大规模地逮捕独立运动分子，1940年底，包括巴莫博士在内的大部分德钦领导被捕入狱，对昂山也发出了通缉令，他及时得到警告，得以逃脱。

第三章 与日本结盟

尽管昂山从小就想象过赶走英国人的各种方法，也想过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来达到目的，但他并不排除在宪法的框架内争取独立的可能性。大学时，他就钦佩印度那些知识渊博的爱国的大政治家，考虑过参加政府的文官考试，据说，在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之后，他还曾写信给仰光大学的英文教授，称自己是一个“和平的革命者”。但是缅甸所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在1940年曾经写道：

“我个人认为民族独立事业需要国际宣传和争取外国帮助，但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动员缅甸民众。我草拟了一个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计划，农民和工人在各自地区发动罢工，然后和国际局势及民族运动相结合。这些罢工都以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大罢工为目标。以人民的力量反抗当局的统治，以民众的罢工来宣传武装暴动，经济上拒绝英国商品、拒绝缴税，以游击队破坏英国的军事和文官统治，袭击警察局，破坏通讯线路，让英国统治停摆，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彻底夺取国家政权，特别是我当时估计非英国人的军队会到我们一方来，也看到日本入侵缅甸的可能性，但并没有看得很透彻。（这些事情在当时我们谁也无法肯定，现在当一切都发生了之后，有人站出来作秀，表示自己当年比谁都聪明，都有先见之明）。”

昂山也承认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庞大计划”，但对同事们却未必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敢想敢说，但到做决定的时候却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发动群众运动的持久性和困难”缺乏足够的耐心；另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也在谈论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斗争，但对其有效性缺乏足够信心”。但是昂山坚持认为，爱国者要参加游击战要努力得到必要的武器，最后决定派一个人到国外去寻求援助和武器。他写道“我是唯一一个地下运动的领导，因此被选中接受这个任务。”

1940年8月，昂山和另一位德钦党人拉绵（即后来的岩昂）乘坐海狸号轮船离开缅甸，到达厦门鼓浪屿，当时这里是租界。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尝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却未获成功，最后日本的一个特务找上他们并把他们请到了东京。在那里和铃木敬司大佐见面，铃木是一名日军军官，后以日本特务机构“南机关”的头目而出名，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缅甸独立并切断滇缅公路”。

实际上，日本和缅甸政治家们之间的接触并不是此时突然出现的，代替巴莫出任总理的梭因挪用日本援助的基金而致富，巴莫博士也曾试图为自由联盟而联系日本人，巴莫政府的资深政治家同时也担任部长的登貌博士曾访问日本，资助成立了缅日友好协会，1940年年中，日本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时也和铃木见过面。正是通过这种接触日方得知了两位德钦党人在厦门的消息。关于是否应该接受日本帮助，自由联盟内部存在分歧，缅共（包括梭、巴登、丹通、登佩等杰出人物）强烈反对和日本法西斯合作，昂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认为不管帮助来自何方，先接受了再静观其变。但是正如他之前所说，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他也不能清晰预见。在东京，昂山和铃木敬司达成了某种共识，但双方都有所保留，铃木对昂山的诚实和爱国精神表示敬重，但也看到了昂山“政治思想不成熟”，这一评价在当时对昂山也不算冤枉，因为昂山自己所写的一份材料也认为他和同事们将日本人请进缅甸“并不是支持日本法西斯，而是因为当时太过天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胆怯作祟”。在去日本途中他就有些不安，到了日本之后虽然心情上有所放松，但心中仍有疑虑，一方面敬佩日本人的爱国、整洁、克制，另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行径感到厌恶，他们对女性的态度也让他感到震惊。

1941年2月，昂山化装成中国水手回到缅甸。他还从日本带回一样东西，缅甸人理解这样东西就是缅甸反抗所需的武器和资金，这其中也包括秘密招募一批缅甸青年并送出国进行军事培训。昂山短期内就和拉佩及另外3人返回了日本，他们几位是后来著名的“三十志士”的先锋，“三十志士”后来成为缅甸军队的核心。在选拔的过程中，因为当时的民族运动领袖大部分都身陷囹圄，只能在现有的人员中选择，还要兼顾德钦党内部派系斗争，这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三十志士在海南岛参加了艰苦的军事训练，昂山、拉佩、通欧、昂丹（波赛伽）等人被选拨出来进行高级军事指挥和管理培训。属于德钦党一个分支的通欧被选为三十志士的政治领导。但无论是三十志士还是很快成立的缅甸独立军，实际上的领导人都是昂山。虽然他不是那么魁梧挺拔和精力充沛，但他显示出了作为一名优秀军人的勇气、能力和吃苦精神，尤其是当那些年轻的军人们因接受世界上最严苛的日本军事训练而身心俱疲之时，他站出来提振士气，对年轻人格外关心。当大家对军营生活和日本人产生强烈反感时，他劝告大家要保持克制。虽然缅甸士兵对日本教官怀有敬意，但日本教官对缅甸人的态度也让一些人不满。在1941年底入侵缅甸之前，日本人和缅甸人之间的摩擦已经初现。

1941年12月，缅甸独立军（BIA）在曼谷正式成立，除了三十志士外，还包括在泰国的缅侨和南机关成员，铃木以上将军衔任独立军的总司令，昂山以少将衔任参谋长。之后三十志士和日本军官歃血为盟。众人也都取了更加刚勇的缅文名字，铃木取名为波牟久（雷电），昂山改名为波忒扎（火焰），同样其他人也改名为波莱雅（左膀右臂之右臂）、波赛伽（宇宙）、波奈温（日光）、波岩昂（克敌）、波觉佐（声威大震）等。①此处名字的释义前两者为原作者所加，其余为译者所加。但是，“忒扎少将”这个名字并没有传开，还是回到作为闻名全国的学生领袖和德钦党领导人时的名字，而“昂山将军”这个名字更是偶像化为民族英雄。

缅甸独立军和日本军人一起进入缅甸对于缅甸人民来说是非常值得自豪和高兴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民族自尊终于得到维护。昂山和一些同志意识到后面会有麻烦，据记载他们还在曼谷时曾试图和国内的同志联系，抢在日本前面安排缅甸的民族独立日程，让日本人面对既成事实。未果后，又希望他们发动民众开展地下工作，以防止日本巩固根基。但缅甸形势混乱，大部分政治家尚在狱中，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缅甸全国遂落入日本手中。日本的占领使缅甸人幻想破灭，前景渺茫并陷入苦海，那些相信即将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独立的人发现自己又被亚洲同伴踩在脚下。曾经被他们当作“缅甸解放者”而热烈欢迎的日本军人比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还要坏。日本人的丑恶行径层出不穷，“坎培（意为‘日本宪兵’）”这个词成为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词汇，缅甸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面临日本宪兵的酷刑、奴役和莫名的失踪，此外，还有盟军和日本的轰炸、战时物资短缺、告密、不同文化和气质之间的冲突、因语言差异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会，等等。当然日本人中也有友善人士，对缅甸人秉持正义和人性原则，但是在众多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中，他们的善行善举显得微不足道。

南机关出于信誉想给缅甸承诺的独立，但形势的发展也似乎让他们非常灰心。实际上，在1942年3月日本攻占仰光后不久，铃木曾让通欧领导成立一个缅甸中央政府，但这个政府很短命，随着日本全面占领缅甸，日本军方接管了缅甸，越来越把缅甸看作是战利品，独立军的地位也模糊起来。独立军在战斗中队伍迅速壮大，需要对新士兵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才能让部队更加高效。但此时昂山没有军事指挥权，他只是铃木的高级部属。铃木敬司本人对于自己和缅甸独立军在未来缅甸的地位也和日本军方存在分歧。但不管怎样，昂山和同志们都逐步认识到独立军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缅甸人手中，于是他们和铃木进行了面对面协商——对此波莱雅有过记述——结果昂山成为独立军的司令，波莱雅任参谋长。

但是昂山对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境况不报任何幻想，意识到独立运动任重而道远，他集中精神进行军事训练，使其成为纪律严明、坚强有力的军队。尽管昂山尽量让独立军远离行政事务和党派政治，但他也明白独立军的领导层本身都是搞政治出身，现在再想远离政治为时已晚。1942年7月铃木离开缅甸后，独立军改组为缅甸国防军（BDA），昂山以上校军衔任国防军总司令，但是这支新军的每一级军官中都有日本军人担任顾问，因此缅甸军官的实际权力大打折扣。8月，驻缅日军司令饭田上将任命巴莫为首席执政官组建行政班子，从表面看行政权移交到缅甸人手中，但实际上日本的军事统治仍牢牢控制着缅甸。

第四章 抗日起义

独立军开进缅甸时，由于条件艰苦，征途劳累，很多染上了疟疾，不得不住院治疗，这其中就包括昂山和他的同事，在仰光总医院，医生和护士都尽力救治。昂山严肃的表情和不可捉摸的脾气，此外他作为民族英雄声誉日隆，使小护士们非常紧张，都不敢接近他，只好由高级护士玛钦芝负责照顾。玛钦芝是个很吸引人的年轻姑娘，对待工作全身心投入，受到同事和病人的尊敬和喜爱，她对昂山既严格又温柔，再加上好脾气，彻底俘获了这个令人敬畏的总司令的心。实际上昂山非常腼腆，肩负的巨大政治任务也让他与女人绝缘。他有多么刻板呢，在东京时，铃木曾经给他介绍过一个女子，这是日本人的待客之道，但当时的昂山却大为震惊，甚至以为这个老头子是想让他堕落。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明白而不去做，不符合昂山的性格，在短暂的追求之后，昂山和玛钦芝（即后来的杜钦芝）于1942年9月6日结婚。

曾有一种说法：“杜钦芝嫁给昂山，不仅仅是嫁给一个人，也是嫁给了命运。”昂山所娶的这位女性作为人生伴侣不仅给了他温暖和勇气，更在他去世后，以尊严和坚毅来维护他的形象。这是一桩成功的婚姻。士兵们听说他们敬爱的将军即将成家的消息开始还不太高兴，但很快就释然了。成家之后的昂山待人接物也温和了很多，他也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毫无疑问，在他艰苦而充满危险的生活中有一位人生伴侣来与他分担，也为他今后承担的重大使命增添了力量。

1942年3月，昂山荣升少将军衔，受邀前往日本接受勋章，代表团由巴莫博士领队，除昂山外，还有登貌和（德钦）妙随行。在这之前的1月份，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上将曾宣布不久将给予缅甸独立，缅甸代表团返程时，他们拿到了一份文件，用昂山简短的话说，就是：“日本将于1943年8月1日给予缅甸独立，双方将签约。”昂山并没有把日本人给予的独立太当回事。8月1日，日本宣布缅甸拥有独立的主权，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指派巴莫博士为国家元首兼总理，昂山为国防部长。日方以各种方式控制缅甸军队，将国防军改称为缅甸国民军（BNA），为了防止他们快速集结，将部队分散至全国各地驻扎，后来又派驻到少数几个营区，使国防部长和他的部队联系困难。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做，昂山都不动声色，对日方的建议他都点头称是，但他自己心中有数，制定着自己的计划。

他从东京回来后就召集几个部属包括莱雅、泽亚、奈温、觉佐等人商议起义的时机，大家都建议等条件成熟时再说。在和丹通讨论此事时，丹通也认为此事时机未到，昂山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其他共产党员，尤其是梭和登佩两人在盟军撤退之前将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就宣传抗日。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们俩转入地下活动。登佩和昂山及奈温在瑞波有过短暂会晤之后就前往印度，试图和英军取得联系。1943年11月，隐藏在山区试图组建一支非正规军的英军少校西格姆（Seagrim）向印度的英军报告称：“反抗日本的条件已经成熟，缅甸国防军一位叫昂山的人计划和日本开战。”此时，昂山尽管为了他的抗日大业尽量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但他已经开始勇敢地向民众宣传目前的独立只是徒有其表，还需为真正的独立而奋战。

1942年底，缅甸独立军中的一小部分不负责任的人和克伦族人起了冲突，造成流血冲突和民族对立，昂山知道在缅甸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一直致力于改善缅甸各民族之间的关系。1940年在为铃木制定的“缅甸蓝图”中曾着重指出“将架起桥梁，跨越在英国的统治机器下形成的缅族和山地民族以及若开、掸等族之间的壕沟，平等对待，实现全国统一”。而眼下的克伦-缅族之间的冲突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直到1943年下半年，昂山、丹通和莱雅等人一直在努力调解克伦族和缅族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努力有了回报，缅军领导人逐步取得了克伦人的信任，并将其一支部队并入缅甸军队。

另一个燃眉之急是缅甸革命党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缅共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缅共的领导人是梭（日占时期一直从事地下革命）、丹通（曾担任林业与农业部长）和巴亨，知名的革命党领导人是觉迎和巴萃。昂山费了很大力气使双方握手言和。昂山的极力促和也是形势的需要，政治上的分歧已经渗入军队，威胁到军队的稳定和反法西斯斗争大业。不仅如此，梭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还进行不利于缅甸国防军的宣传，引起了包括昂山在内的军队官员们的愤慨。经过双方几个月的交换意见，1944年8月，与梭、丹通、巴亨等人举行了几天的秘密会议，商讨昂山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提议，通过了同盟的章程草案和一致行动纲领。不久又召集缅共和缅甸人民革命党开会，会上昂山宣读了《赶走法西斯强盗》的宣言，反法西斯同盟（AFO）正式成立，任命梭为同盟的政治领导，丹通任秘书长并负责对外联络，昂山任军事领导。但是昂山的决策仅限于军队的少数高级领导和德钦党的少数领导，缅甸军队中的一些基层官员对昂山的做法不满，于是自行拟定了抗日计划，昂山得知后，将他们在同盟中单独安排了位置。

在统一了内部力量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和盟军谈条件，以完成抗日的最后准备工作，昂山和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们决定，无论是否争取到外部援助，他们都将起义。显然，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与其合作将会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当1945年3月27日，缅军在全国起义时，英国人的态度并不明朗。此前 10天，昂山和他的军队在仰光参加完一个阅兵仪式后，就纷纷从首都消失，去参加“演习”了。此时，英军史利姆的第 14师从曼德勒北面渡过了伊洛瓦底江。丹通也前往东吁，与盟军将领接洽。反法西斯斗争全面展开。5月15日，昂山在一位部属的陪同下前往史利姆的指挥所会面，昂山提出自己作为缅甸临时政府的代表，希望和盟军的相应级别的官员进行接洽，争取到英方最大程度的让步，同时他的务实、合作和坦诚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和喜爱。后来，史利姆曾这样写道，“我最看重昂山的一点就是他的诚实。虽然他一个人不能完全做决定和保证，但我认为一旦他同意做某事，必会遵守诺言。”

双方会晤后，缅甸军队和盟军一道，很快消灭了日本军队，6月15日，缅甸军队和盟军一起参加了在仰光举行的胜利阅兵仪式，反法西斯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缅甸民族主义者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摈弃个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度过了一段最美好时光。1945年8月，反法西斯同盟更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FPFL），扩展为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各政治团体和人民利益的包括各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同盟。

第五章 与英国谈判

盟军接受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日的请求是由于英军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勋爵的政治智慧。1942年英国人撤出缅甸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后，其占主导地位的文职政府的统治和权威曾经饱受缅甸爱国青年的反抗，此时他们强烈反对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合作共事。当英国人重返缅甸后，以军事统治替代原来的文职政府，这些官员意欲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为非法组织并欲以叛国罪逮捕昂山。看问题较为客观的蒙巴顿认为，要和平解决缅甸问题，和全国人民一致认可的拯救国家的昂山合作极为重要。但是，领导当时在缅（殖民军事）政府的总督对缅甸情况不甚了解，被一位职业军人胡贝尔·栾斯（Hubert Rance）少将代替。

昂山此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已经改称为“爱国缅甸军（PBF）”的未来，粮食、装备和武器供应非常紧迫。盟军胜利后，昂山曾经和蒙巴顿举行过一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如果爱国缅甸军愿意，可与英军内已有的缅甸军队合并，接受英军指挥，具体细节也经过仔细讨论并在1945年9月的坎迪会议上得以通过，昂山、莱雅、丹通等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前往康提时，代表团在加尔各答短暂停留，和登佩讨论了昂山未来的安排。一个观点认为缅甸未来的政治需要昂山，“只有他能够团结并领导各民族力量”，但除登佩外的缅共却认为昂山应该放弃政治而留在军队中，原因是他缺乏作为政治领袖的能力，不擅交往，不懂政治谋略。波莱雅相信在最后的斗争中，国家需要的能够团结各民族的政治领袖只能是昂山，他明白共产党人的“意图不过是把昂山赶出政治圈，在政治角逐场上他们自己玩儿，而在他们需要时，昂山必须间接予以支持”。昂山听取了两派意见之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离开军队，全力投入民族独立事业。

1945-1947年，人们看到的昂山是一位人民爱戴和信赖的民族领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以行动证明那些让他留在军中的看法是多么不正确。1945年5月，英国政府公布了关于缅甸未来的白皮书，英国总督将继续直接统治3年，并在适当的时间选举恢复议会和立法院，人数不多于 1935年缅甸法案规定的数量，下一步将由各政党制定宪法草案，作为缅甸行使主权的基础，但山区不在该计划中，除非这些地区人民特别表达与缅甸其他地区合并。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完全不同意白皮书条款。在英军事统治尚未结束时，昂山和丹通就向重返缅甸的多曼·史密斯爵士抗议，不能接受白皮书对缅甸的安排，并明确表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导应有权成立临时政府以代替英方的军事统治。多曼·史密斯爵士虽然对缅甸抱有诚意，但他如同围绕在其身边的那些文职官员一样，无法应对战后缅甸多变和复杂的政局。虽然他也明白昂山是缅甸最重要的人物，但却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他也发现那些在战时忠心追随英殖民政府的缅甸政治人物在新时期的缅甸政治中已经没有位置，或者说他有意为这些老一辈的政治人物安排位置，却力不从心。虽然英国首相丘吉尔拒绝“清算大英帝国”对缅甸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利，其继任者艾德礼尽管也“难以评判缅甸各种政治观点”，但在他任上，逐渐出现了一项清晰而果断的政策。

1945年10月，多曼·史密斯返回仰光，重组文人政府，宣布缅甸的民族独立运动结束。然而，昂山和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的领导层明白，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缅甸真正的独立，他们依然有武装抗争的可能。第一步的冲突因总督议事会的构成而发生，反法西斯自由同盟要求其应有议事会11个席位中的7个，同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要求，即把议事会转为他们开始就要求成立的临时政府。不出所料，英国政府予以拒绝，但是多曼·史密斯把他认为温和的人士安排进了议事会和立法院。这些人中有一些被缅甸人认为是拍马屁或者是自私自利的独立运动的叛徒。1946年1月，昂山被选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主席伊始，就辗转各地进行演讲，鼓动大家对抗英殖民当局。

尽管有康提协议，但是爱国缅甸军中仍有很多老兵没有编入（英军中的）缅甸军队，于是昂山将这些同志召集起来，组成“人民志愿组织”（PVO），穿制服，公开进行军事训练。法律上，这只是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参与社会重建，但是它作为自由同盟潜在军事力量的可能让英国人非常不安。昂山巧妙地应对了总督对此事的抱怨，他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是和政府、其他团体与人民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国家的法律与秩序”。

多曼·史密斯对此束手无策，既无法控制处理昂山和自由同盟，也不知如何对待这些缅甸领导人，一会儿质疑不断，一会儿又赞赏有加。昂山认为以武装斗争争取独立会使饱受战争创伤的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因此希望不以武力争取独立，但同时他也明确表示如果形势需要将不惜一战。无论在各种大型群众集会上，还是在为因警察镇压而牺牲的示威农民举行的追思会上，昂山都展示出了对人群的安抚和控制能力。他公开批评当局的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奋起争取民族独立。

对于和平解决缅甸问题需要和昂山合作这一点，多曼·史密斯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愿接受，甚至想成立其他政党来试探自由同盟的实力。正如一位英国人所写的那样：实际上，想试探自由同盟的还有其他的政治人物，这就是议事会成员。他们与自由同盟在独立政策上并没有多少差异，而是为了争夺权力。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嫉妒昂山被人民所爱戴，成为民族英雄，在多曼·史密斯设法找人取代自由同盟的位置时，他的顾问们嚷嚷着要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昂山，而议事会成员通欧则控告昂山谋杀。通欧说，在缅甸独立军行军过程中，一名村长因亲英并压榨村民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昂山执行处决。通欧称自己是目击者，如果以此起诉昂山，他将出庭作证。

但是对于是否立即逮捕昂山，当局却有不同的声音，一些英国文官支持逮捕昂山，“净化空气”，可以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叛乱引往别的方向，引起的麻烦不会太大，因为人们很快就会忘记昂山。但是警察总长反对逮捕昂山，他认为应考虑对战争时期的刑事案件进行赦免，逮捕自由同盟和人民志愿组织领导人将弊大于利。驻缅甸的英军司令也同意警察总长的意见，认为昂山“太敏感了”，逮捕昂山将会引发起义。对于煽动此事的通欧，大家都持保留态度，质疑他的动机。他曾在一本书中自夸，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在并非职责所迫的情况下的暴力行径。多曼·史密斯决定直接和昂山讨论通欧的指控，昂山承认此事他负全责，是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

总督又一次不知所措，一方面佩服昂山的诚实和“道德勇气”，一方面又考虑如果以谋杀罪挤走政敌自己所能获得的政治利益，遂把此事的处置权交给了位于白厅的（伦敦）政府。1946年4月，多曼·史密斯在访问新加坡时接到了逮捕昂山的电报，他立刻返回仰光执行指令，就在逮捕之前又接到了另一封电报取消之前的指令。

这段插曲使当局模棱两可的态度尽人皆知，政府机关中支持自由同盟的人多了起来，通过他们自由同盟知道了当局的一举一动。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即使英国当局想除掉昂山，他们也不敢动。多曼·史密斯为了挽回局面遂通知伦敦政府白皮书政策难以奏效，建议出台自由同盟能够接受的新方案，但为时已晚。6月，艾德礼首相决定将受痢疾困扰的总督召回伦敦，代替他的是栾斯少将。这是个令人高兴的选择，栾斯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熟知缅甸情况，与昂山和自由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关系良好。

第六章 获得独立

虽然更换了总督，但是自由同盟的政策没有变，英国的新方案中倒是有一个新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新阶段。1946年9月解散了原总督的议事会，在新成立的执行理事会中，昂山被指定为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新理事会的 11个席位中，自由同盟获得 5个，因为它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名义上只是总督的顾问），实际上其执行理事会已经相当于之前要求的临时政府，对于这一新发展昂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在一次抗议白皮书集会上告诫民众：白皮书尚未取消，独立运动仍未结束。自己接受目前的职务安排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已经解决，前面还有很多任务，大家需要继续支持他本人和自由同盟，他又以赢得民众喜爱的坦诚和单纯进行了自我批评。

“我现在受到大家的爱戴，但我既不是神，也不是巫师或魔术师，只是一个人，也只具有凡人的能力。我还很年轻，但是现在我担负的职责却是站在前面扛起整个国家。我认为自己的能力尚不足以担此重任，大家都知道我脾气很急，这是我的本性，如果我忙着的时候来打扰我，我就容易发脾气。我将尽力改正，也请大家耐心。如果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必将能为独立事业和我们所需要的公共福利做得更多，所以请诸位更加坚定地支持我们吧！”

人民坚定地站在昂山身后，但是依然有反对的人，不仅有其他政党，来自自由同盟内部的人更多。虽然有极个别人背叛，在自由同盟里的缅甸共产党还是团结的，但是尽管都想让缅共强大，因个人问题和主义之争缅共还是在1946年3月分裂为红旗共产党和白旗共产党，红旗共产党由梭领导，白旗共产党由丹通和登佩领导。7月，《非法社团法案》通过，崇尚军事的红旗共产党成为非法组织。丹通继续担任自由同盟的秘书长，登佩则成为同盟的执行理事会成员。此时，总督栾斯尚未到任，昂山作为总督理事会副主席正着手处理一次大罢工，丹通和登佩却对此事加以阻挠。

虽然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此时一些挑战昂山和自由同盟权威的势力依然存在，如果放任不管恐怕更加不利。10月，社会党人觉迎取代了丹通成为自由同盟的秘书长，缅共被赶出了自由同盟。在次月举行的自由同盟大会上，昂山就此事件向大会做了说明，批评缅共将本党派事务置于独立事业之上，盲目追随印度共产党的指示，而不考虑其做法是否符合缅甸的情况。被从总督理事会成员中除名的登佩进行了反击，他指责昂山及其同事们已经不再是革命者，而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向英国投降，卑躬屈膝地和总督做交易，听不得批评”。

尽管自由同盟和缅共分道扬镳，但昂山还是希望团结左翼人士，还和缅共一些成员保持着个人友谊，也依然相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曾试着调停红旗共产党和白旗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在登佩和丹通被逐出自由同盟后，昂山还曾考虑过将爱国志愿组织、社会党人和缅共整合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后来即使新成立的总督执行理事会收回了对红旗共产党的严厉惩罚，红旗共产党人因顽固地坚持武装斗争路线于1947年1月再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无论是红旗共产党人还是白旗共产党人，尤其是其中的爱国老兵都对昂山非常敬重，昂山直至去世也一直没有放弃使各党派和解的可能性。但是他不允许意识形态高过缅甸的独立和统一。

1946年12月，英国政府邀请自由同盟领导前往英国讨论缅甸完全独立事宜。1947年新年伊始，昂山率领包括政治家、总督理事会成员和文职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出发，途经德里时，昂山在记者招待会上接受采访时说他们要的是“完全的独立”，不要成为自治领。如果要求无法满足，将“采取暴力的手段或非暴力的手段或者两者兼用”。他总结说自己会争取最好的结果，当然也做好最坏的打算。昂山在记者招待会上表达的意思与他离开仰光前发表的新年讲话并无二致。他公开表示自己倾向于相信英国政府也希望和平解决，他本人也喜欢和平解决远胜于动用武力。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已经号召人民做好准备用法律之外的手段争取。实际上，昂山和自由同盟的领导已经让人民志愿组织进入战备状态，并安排好了武器来源，以防谈判破裂。这次谈判的成果是签订《昂山-艾德礼协定》。

关于昂山参与谈判的细节，以个人身份随行的代表团成员吴丁突这样记述：

“他寻求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制定宪法，组建政府，努力实现权力从英属缅甸政府向缅甸人政府进行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立即移交。尽管法律上的权力移交未能获得，但事实上移交成功，尽管还得通过协议来进行。这很容易被他的政敌攻击为代表团失职。虽然他明白自己的坚定诉求有引起武装起义的可能，但他完全没有放弃自己的底线。他颇有政治家风度地接受了缅甸人民的诉求，那就是一条通往独立的清晰的捷径，建立一个缅甸人自己的政府并马上运转。在和英国政府妥协后，他回国一方面向人民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给人民指引出路。他许诺，如果勇敢地跟在他的身后，将在1年内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为此他赌上了自己的生活、声誉和政治前途，也以此来证明他的领导才能。”

缅甸代表团两位成员素①即吴素。（前总理）和巴盛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巴盛和通欧在1938年“我缅人协会”分裂后成为德钦党一个少数派的领导。回到缅甸后，素和巴盛联合巴莫（另一位前总理）、宝通等组成了全国反对阵线，指责昂山贪图官位和导向帝国主义一方。

这些政治对手的指控没有对昂山造成太大困扰，他正致力于和少数民族领袖们的协商。根据与英国人达成的协议，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只能由当地人自己来决定，为此计划2月份在彬龙举行一个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大会，也就是在代表团从英国返回后几天。掸、克钦、钦等民族领袖“如果能和缅甸过渡政府合作一起争取民族独立，缅甸的民族独立事业将会快速完成”。将缅甸的多元民族统一是昂山使命中的最高追求，早在战时德钦党人就致力于民族和谐了。再次引用丁突的记述，“昂山能取得协商的成功，是因为他的坦诚、正直和公道，他取得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山区少数民族和其他各族对昂山的无条件信任。”

彬龙会议一结束，昂山又为了即将到来的4月份的大选而在全国各地为自由同盟拉选票。缅甸民众和他们的 32岁的年轻领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他所到之处人们都不顾炎热和尘土聚集而来看他、听他，展现与“我们的将军”在一起的意愿。“将军”一词原指他的军衔，后来为了表达对昂山的敬意就用这个词专指昂山了。昂山并不擅长演讲，他的演讲有时单调，缺乏技巧，有时又冗长而没有重点，但是群众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听他说，他们的心随着他的话语而起伏，有直白的训话，也有难得出现的笑话。但无论何时，这些集会都平和有序。

昂山一直在寻求解决缅甸独立和统一问题的策略和办法，民众也一起参与，需要时他也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向民众公开解释自己的观点和动机，请求民众的支持。他不会对民众轻许诺言或不切实际的理想国，他会强调自己为了缅甸的独立和统一诚实而为，并力争做到最好，如果民众齐心协力支持他和自由同盟，将会实现这两个目标。作为回应，在大选中，民众坚定地投票支持自由同盟的候选人，缅共和个体参选者仅获得极少数议席。（吴）素-（巴）盛-（巴）莫集团知道自己败局已定，因此罢选，对自由同盟进行无端指控，但选举委员会经过调查认定选举结果是民众选择的反映。

在昂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面临着建国大业的挑战，他的政治能力和内心都更加成熟，就连昔日的政敌英国殖民官员也对他敬重有加，其中一位这样写道：

“随着事件的发生，昂山也越来越有政治家风范，在他生命的最后 10个月里，他是实质上的总理，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土之辽阔、民族之多元和问题之复杂。工作的繁重也反应在他的健康上，有时候他自己感到不堪重负时就如实承认，此举赢得了和他日常接触的英国官员的敬重。他的遇刺使缅甸损失了一位在未来没有法律的日子里能够维持住群众纪律的人。”

6月初，在仰光的索伦他别墅（Sorrenta Villa）昂山连续主持召开多个会议商讨制定国家重建计划。在开幕词中，昂山重点谈到了国家优先要做的事情，强调计划既要实用又要有弹性，避免步子迈得过大。他还警告说：现在政权已经回到人民手中，因此没有必要白花时间和力气去批评、抱怨之前帝国主义带来的损失和伤害。他充分意识到进攻帝国主义的武器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维持和发展的合适工具。他也前瞻了缅甸的未来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真正的民族主义终须成为“国际主义的必要补充”。

不管痛苦与否，昂山从不犹豫说出真相。1947年7月13日，他在生命中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特别指出，缅甸人应该改变一些方式，培养纪律和人性，要勇于自我牺牲，如果要充分享受独立的滋味，还需要多年的努力。作为一个诚实而谨慎的人，他也深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比如作为学生运动领袖时的一些做法大家能接受，但似乎不见容于当国家领导人时期；一些棱角需要磨平；要改掉自己的急脾气；无论多么无聊也要遵守社交礼仪等。

权力移交的事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5月举行的自由同盟大会上已经制定了独立政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即将诞生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缅甸联邦”制定宪法。在历经艰辛距离目标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昂山显得轻松而成熟。没有了作为一名青年指挥官领导自己队伍抗日时的严肃，给人以安心和宁静的感觉。但是也有深深的厌倦，他曾说国家获得独立后，他将离开政坛回归家庭，专心写作。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实现，7月19日，在执行理事会开会时，穿着制服手持机枪的武装分子闯进了没有设防的会议室，杀害了昂山和其他6名理事会成员，还有昂山的大哥巴温、一名市政服务的高级成员和一名年轻的警卫，凶手当场逃脱，但很快被追踪到素的家里活捉。前总理素是个野心家，他对昂山成为民族英雄心怀妒忌，他经常叫昂山“冈雷”①原文用的是mere boy，按意思还原成缅文应该是“冈雷”，意为“小子”，年长者对年轻男性比较随便的称呼，有不尊重的意思。。在素加入缅甸代表团赴伦敦之前不久，他曾遭到穿卡其色制服的人持枪袭击，眼睛受伤。有人认为素觉得这是昂山的人民志愿组织的人干的，所以他要报复昂山。审判揭示素指示杀害全部理事会成员，他似乎相信，清除掉昂山和同事们，他就可以成为国家总理了。但未能如愿，他因罪行昭昭而被判死刑。

昂山虽然去世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独立终于到来，依然在世的自由同盟职位最高的努结束了最后的协商，1948年1月4日，独立的缅甸联邦诞生。

结 论

这里引用美国的缅甸现代史学者弗兰克·崔格（Frank N.Trager）的评价或许比较恰当：

“仅展示伟大人物事迹的历史是扭曲的历史，某种程度这些纸页隐喻了这些扭曲。但是把缅甸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纵观从德钦党人获得政治权力开始到1948年1月迎来独立的曙光，这12年的记录，可以说是以昂山为中心。”

倒过来说上述评价也是正确的，他的一生是以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为大背景的，尽管这忽视了他的个人生活。他不到 20岁就进入学生政界，他的存在和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他的个人形象和公众形象差别不大，这个形象就是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有才能有抱负以坚强内心领导整个国家走向独立的人。他的一些政治对手指责他态度粗暴、野心勃勃、不可理喻、表里不一等，也有人批评他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是背叛，这要对比他的这些行为带来多少好处来评判。如果有比他更能干的人，他也愿意追随左右。当时的情况日渐明晰，他就是那个能够带领国家统一并带来独立的人，从而形成了核心地位。从学生时代起就和他共事的觉迎曾说过：“不是把领导的位置给了昂山，而是昂山的能力赢得了这个位置。”昂山会情绪化，但从不让个人的感情和倾向影响独立政策和大家的决定，在争取独立的每个阶段，他都和自己的政治伙伴商量进行决策，接受合理的批评，把工作分给合适的人去做，他不能容忍自私自利的人、不负责任的行为或任何危害到独立事业的渎职行为。他相信正义和民主的原则，有时尽管他认为自己的决定更好，但他也会顺从同事的意愿。作为执行理事会的领导，他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决定都是经过自由充分的讨论达成，他也知道自己不会一贯正确，因此注意让自己不要停止进步，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昂山的领导对于激进的人士来说或许是不够的，但是对普通民众有足够的吸引力，毕竟民众中的大多数是希望在一个他们信任和尊敬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这个领导人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前；相比他的位高权重，他保持着清廉；他接受领导人的责任却又不追求特权；他有政治远见和领导能力却又表现得非常谦虚，对于缅甸民众来说，昂山是在重拾民族尊严时出现的人。对缅甸人来说，昂山是精神源泉，缅怀昂山就是守护他们的政治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