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派文言教育观探源

赵宗梅

几千年来，文言与白话一直各司其职、和睦相处，但民国初年“五四”文学革命的勃兴，平民主义教育的推行，使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文学遗产进行了新的考量。1917年1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绝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并在该文中提出“八不主义”，历数文言的种种“过失”。同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以“文学革命军”自居，正式标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矛头直指文言。在1917年5月1日答胡适信中，陈氏反对文言的态度更是异常坚定：“彼意容纳异义，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摒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尤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时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可见，这些论述都是针对文言而来，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文言的排斥态度简直到了连根拔起的地步。此一态度很快便映射到教育上。于是就有了文言应不应该教、应从什么阶段开始教以及应该教什么的问题。

一、文言应不应该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