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性展示初探
——以汉魏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李文艳

（洛阳市汉魏故城遗址管理处，河南 洛阳 471000）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模式，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践，这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展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融合了考古、遗址保护、周边环境、民生等众多功能为一体的专题公园。遗址与公园的融合发展需要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强调遗址活化，保护性展示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的进度和程度。

1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分析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公园的理念最初源自美国，基于对印第安文明的保护，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产生于美国的关于国家公园的思想和体系，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已经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1]。日本是国家遗址公园的最初发源地，因其强调文化的可观赏性，因而以公园的概念对遗址进行了专题保护展示建设。

考古与公园的融合充分体现了文物发挥公益性价值的理念内涵。每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典范，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公园作为人人都可以去散心、休闲的场所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喜爱。这二者的结合能够满足文物考古的公益普及作用，起到宣传文物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作用。我国自21世纪初提出遗址公园的概念之后，大批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专业性研究。张忠培先生指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的是解决大遗址保护和城市发展的矛盾，并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合理利用；杜金鹏教授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通过积极实践而探索出来的新思路，是新时期文物保护的新模式，建设中要遵循“规划先行、科学论证、保护第一、适当展示、稳步推进、持续发展、解放思想、严格管理”的原则；朱晓渭博士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以展示传统文化为核心，“传统文化是考古遗址的灵魂，决定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定位”[2]。

随着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公园的公布，截至目前，已有36处公园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67处公园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考古遗址公园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发展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定期举办的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及联盟会议等专业性的学术论坛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初见成效，面对每一个独一无二的遗址，怎么样从遗址特色出发建成行业典范成为重要课题。

2 汉魏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性展示实证分析

2.1 历史价值

汉魏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地上、地下的遗址、遗物非常丰富。鉴于汉魏洛阳故城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洛阳故城开展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弄清了汉魏洛阳故城的结构和布局。

2.2 保护现状

汉魏故城属于田野类遗址公园，采用了区别于城市类遗址公园的保护方式，注重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基于考古成果，秉持着保持遗址原真性原则，保护展示主要采用了地面模拟展示、原址露明、原址修整、原址复建等方式进行。主要展示的遗址遗迹点为阊阖门、二号城门、三号城门、铜驼大街、东北城墙、内城西垣、城墙断面、马道等遗址点。

2.2.1 地面模拟展示（阊阖门、二号城门、三号城门及铜驼大街）

地面模拟展示是在遗址上铺设一层细沙做隔离层，在这之上复土到平面，原址用三合土进行遗址现象展示。阊阖门、二号城门、三号城门是汉魏洛阳故城宫城轴线上依次递进的3座城门，建筑形制比较相似。根据考古证实，闾阖门是汉魏洛阳城的宫城正门，是目前所知宫城正门的最早实例，门前的左右双阙是迄今发掘最早的宫城门阙。二号门是阊阖门正北的第二道宫门，为一门三道的殿堂门址，除不设双阙外，形制和阊阖门相似。三号门北面正对着主殿太极殿，北魏残存部分采用和阊阖门和二号门同样的展示手法，北周损害部分采用有别于三七灰土的劈离砖进行复原展示。

铜驼大街是宫城正南门阊阖门前的御道，一主两辅三道并行，宽约42 m，残长1 650 m。原址已回填保护，采用植被标识路宽、路面铺设卵石的方式展示了大街北段，展示长度为430 m，宽40 m。主体采用覆土保护、模拟展示的方式，但是为了清晰地展示历史风貌，采用不同部分区分对待的方式，对考古发掘的铺地石采用了原址露明的方式展示。

2.2.2 原址露明展示（东北城墙及断面展示）

(1)东北城墙展示工程。东北城墙是指汉魏故城内城的一段连接建春门和广莫门的城墙遗址，残长1 200 m，残高6～12 m，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城墙遗址。对其中950 m城墙进行了展示，清除了城墙表面的杂草和灌木，土质疏松部位铺设土工格栅加固，顶部裂缝灌浆加固，城墙根部的凹陷采用夯筑灰土护坡加固，并在城墙周边设立绿化隔离带和参观道路。

(2)内城东城墙断面展示工程。考古人员在东城墙处发现一处缺口，清理后能够清晰地显现出东周、汉晋、北魏时期的夯土基址，从底面一直延伸到城墙顶部，该断面保存的最大宽度为16.6 m。断面展厅采用钢结构搭建，充分考虑了采光、通风、防水、防虫的功能。在展厅内，观众可以直观地从视觉上感受到不同时期的夯土遗存。

2.2.3 原址修整展示（内城西垣）

汉魏故城内城西垣南段，全长1 550 m，主要是采用现状修整的保护方式，清理周边违规建筑物，清除城墙杂草，对受损严重部分实施加固，在基本保持原状的前提下进行了展示。与之相连的西阳门的大街，进行了道路示意性展示，保持了其自然、古朴的历史环境。

2.2.4 模拟复建展示（东北城墙马道）

马道是城墙内侧地面通向城墙顶端的漫坡道，用于守城兵骑马上下使用。汉魏故城东城墙中段进行了模拟马道展示，这是东北城墙保护的附属项目。通过木结构仿造历史上的马道来展示其格局和形制。这种展示方式更为直观的让游客感受历史，通过登高望远还可以欣赏到整个内城的风貌，可以增强游客观赏的体验感。

3 展示中存在的问题

(1)遗址未实现整体性展示。现阶段，汉魏故城还处于点线展示阶段，由于遗址面积大，地处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公园的展示还未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整体框架，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加之考古工作的进行，现阶段还未对外开放，采取预约方式接受公众参观。

(2)遗址观赏性欠佳。原址模拟展示比较直观地展示了遗址的真实格局，也有利于遗址本体保护，但还存在对遗址的建筑形制展示不到位、保护的夯土层日久脱落的问题，观赏性有待提升。原址露明展示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遗址的本来面貌，但遗址仍旧裸露在外，易受雨水、风化的影响。

4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性展示路径分析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理念形成到实践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有36家，今后还会更多，在公园建设和发展方面将会汇集更多的智慧，也将会打造更多更具特色、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典型代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动声色而又无可辩驳地显露一个城市的历史根基和文明底蕴”[3]。笔者认为在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性展示上要坚持以保护为主的原则，突出规划的指导地位，弱化建筑外形，协调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关系，通过建立遗址博物馆、优化展示功能分区、合理规划游线设计等方面做好遗址展示，讲好遗址故事。

4.1 坚持规划先行

规划要突出考古和遗址的概念，倾向于遗址保护，展示要符合遗址特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目的是在保护遗址的基础上，发挥遗址的公众教育和文化传承作用。遗址具有唯一性、珍贵性、不可逆性的特点，任何对遗址的毁损都是永久性的、不可恢复的。因而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上要尽量减少对遗址本体的干扰，发挥好考古遗址公园在考古研究和文物展示上的优势。坚持规划先行，在总体规划指导下进行单体详规编制，文物的展示利用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规划展示设计上，坚持原真性和可逆性的原则，关注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周边环境的维护，尽量淡化建筑外观，采用规模控制、措施可逆的手段。

4.2 探索遗址博物馆的保护展示方式

通过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在保护遗址本体的基础上更为科学的进行展示。遗址博物馆能够实现就地取材、就地展示、就地管理，使参观者能够通过博物馆整体有序的系列讲解从整体上把握遗址的文化内涵，并且能够欣赏到遗址的本体格局和出土文物，从而加深对遗址的认识。遗址博物馆是打造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方式。特别是对于汉魏故城这种面积较大、遗迹众多的田野性遗址公园可以发挥梳理和集中展示文物遗迹的功能，对于点状分布的遗址起到珍珠穿线的系统连接作用。

4.3 遗址附属设施设计尽量采用有机形态

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最初倾向于采用原址复原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展示遗址的原真性，提供了重现遗址真实场所、文化内涵、建筑形制的可能。但随着自然协调融合理念的发展，更多地遗址公园在设计上采用遗址本体尽量与历史靠拢，但在游客服务中心、游览配套设施等附属设施上更倾向于采用有机的自然形态，“自然的有机形态更容易与遗址周边的自然氛围取得形式上的和谐”[4]。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地处城乡结合部、乡村等郊外的考古遗址公园，有机生态设计更加符合周边环境的自然特征，也更吸引游客。

5 结束语

国家考古公园科学化、规范化的保护性展示，能够使文物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有机结合，通过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遗址服务城市建设的作用，从而更全面、更深入地做好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