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延边大学法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0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复仇者,而不是行为内在恶意的复仇者。”我们之所以对犯罪人施以刑罚,是为了使这个罪犯以后不再给公众带来危害,并且以此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这就是刑罚的目的与作用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假释制度的构建应以预防为主要目的。
刑法第81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几类人不得假释。《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还将此禁止情形扩大到罪犯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生效涉财性判决情形。扩大这一禁止情形明显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现代刑罚的理念。如果认为这些犯罪分子都是不可改造之人,判处生刑无论是出于惩罚目的还是预防目的都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出于改造好了也不能假释的原因,说明我们早就对这类犯罪分子的改造工作彻底放弃,违背了现代刑罚的理念。这项规定违背了刑罚预防的目的。因此,无论是累犯或是暴力犯罪罪犯,都应适用假释,只是在适用条件上,需要严加把关。
假释适用条件中有一条“没有再犯危险”对“没有再犯危险”的认定,主要是对将来罪犯情况的预测,由于对于未来情况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犯罪人的难以捉摸性,有很大可能对于再犯的预测是错误的,在当今假释的撤销率关系执行机关的执行业效的现状下,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都倾向于适用减刑,只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才会适用假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