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新范式

王遐见

社会是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生态，也适用于社会生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已获很大改善。然而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和风险挑战，特别是相对于新时代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抓住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特点，把握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以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为主线，推进社会结构优化调整，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化治理新范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引导。

一、当代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因地因类制宜，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准确定位，在不断输入正能量和新信息的同时，领导人民依据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生态化社会结构优化范式，进行制度设计、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不仅在明晰产权与社会主导方向基础上，正确辨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安全因子和生态不稳问题，而且通过设计有关预警体系，及时防范与纠偏社会生态系统的熵基因，增强社会抗逆能力，社会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之间已形成并将继续完善其互动运作的良化演进机制，从而在整体统一性与分层多样性的新一轮社会体制深化改革中，初步实现了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社会生态化改革是生态危机引发的必然走向。社会生态化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含义。狭义或本义上是指直接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生态性企业或部门，需要按照生态平衡规律和经济发展发展规律加以生态系统设计、规划和变革。广义或转义上是指所有企业或部门都要按照生态平衡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进生态性建设、生态化变革，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既包括有关单位硬物质环境及主体对直接从事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负生态效应承担必要的责任和生态化建设使命，也包括某个领域软文化环境及主体对处理非生态问题、推进正生态效应和良性循环的制度设计或价值取向(本文主要从广义上探讨)。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渗透进社会各领域，十九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美丽中国。推进社会各领域的生态文明化建设意味着，美丽中国是贯穿社会各领域的共同价值取向，它跟新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相对应，跟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等各领域五位一体建设的现代文明总体布局相对应，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题中应有之义，包含着追求美好和谐、风清气正、扫黄打黑、排污惩恶、反腐倡廉、平衡协调、安全健康、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文明绿色、有机环保等价值意蕴和生活旨趣。

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封闭、僵化的社会体制相比，以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为系统内在本质规定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在社会体制结构优化调整中已经并将继续凸显三大社会特征：

(一)坚持国家对社会生态系统公共事务处理的主导性原则，体现科学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我国社会生态基础仍很薄弱，也发生了一些大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克服了诸多复杂的困难和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坚守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例如，实事求是地明确我国历史方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制度安排上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变；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明确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性质不变。国家主导的原则也体现在国家对社会生态系统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推进。

(二)坚持政府和民间协同维护地方生态自治及基层主体多样性发展的原则，体现革命性。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个体自主自由地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化与民主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各种社会生态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显著增强。同时，在同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思想的批判斗争中，社会生态系统不断由内在矛盾的优化调整和生物多样性发展而更加地勃发生机和活力，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必将在生态化革新中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三)坚持生态公共治理成效的验证与主体价值实现的验证，体现实效性。一个生态系统的运行是属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可以通过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效果，即生态客体价值和生物种群主体价值的体现程度进行综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基于开放的生态性社会实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道路，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经济“三步走”战略的生态足迹，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突破各种艰难险阻，运用生态理性、宏观调控、市场调节、依法治理等负反馈调节手段，规范和约束非理性行为，抵制各种不良因子的负效应，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人民价值实现为最高宗旨，使中国正以举世瞩目的业绩初步展示并将更充分展示整个社会的生态恢复，社会机体内部环境已在保性稳态中持续进化。

这三个本质性特征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基本一致。判断各项工作是否符合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特点，就意味着必须检验其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首先，当社会生态主体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时，表明符合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标准。生产力标准是体现生态物质文明建设规律的科学的根本性历史标准，既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也是实现主体利益的物质来源和客体化价值准则。其次，当社会生态主体行为符合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多样性自主发展要求时，表明符合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人民生活水平标准是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性价值标准，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也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再次，当社会生态主体行为体现出实践验证与价值验证的统一时，表明符合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标准。综合国力标准是实效的多样性综合保障标准，既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又是实现民生多样性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依托。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的三个主要特点及其基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所表现出来的三条基本价值取向，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总特征。[注]参见王遐见：《社会生态化革命——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模式研探》，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152页。

二、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的形成根据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合目的性的主体自觉选择过程的统一。我国现阶段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也是在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历史地形成的。

(一)思想来源：现代生态学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原理

复合生态系统动力学告诉我们，由社会与自然两个维度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良好势头，必须在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中科学规划和设计，规范主体行为，明确主导性治理目标，并通过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支配作用，维持和谐的生态秩序，实现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增长；同时，由于生物主体的独立存在和本能自发作用、以及生态位的合理性，各种群又势必呈现多样性发展，竞相迸发出勃勃生机。人类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资源环境为依托、以社会体制为经络、以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为命脉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当遵循生态系统的各种运行规律。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页。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进入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应当在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取向下，运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及方法，重构社会各领域的人工生态系统，推进社会生态化变革。

(二)文化依托：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注]为保持社会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循序渐进，当代社会机体势必以和平与发展为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折射出主导性、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创新性、整合性等特征。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相结合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和社会生态化规律。(参见王遐见：《论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构成的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在本体论上体现我国现阶段文化生态系统的一元主导性特征。同时，由于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多元文化的博弈和碰撞，使社会生态主体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多向度拓展。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现代建构主义倡导的自主探究式教育模式，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盛行与辐射，激起教育体制现代化变革，引发社会生态中的个体思想解放和自主创新，等等。这些都使现有价值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将为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提供重要的价值观支撑。此外，随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化改革，必将在认识论上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时代化认同及大众化传播，可持续地发挥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生态环境中牵引导向、价值指认、个性塑造、灵魂凝聚与动力鼓舞的功能。

(三)哲学依据：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统一的哲学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基本框架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系统运行的最终决定力量，规定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历史标准。社会生态系统的历史进化，一方面，是由自身内在矛盾遵循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发展，从而形成社会形态客观的辩证的自然演化过程，由此规定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和一元化主导方向；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生态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作为生产主体要素的劳动者和管理者通过利用、改造自然，生态劳动的社会化实践，创造出生态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并作为社会革命和生态化变革的主力军自觉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实现生态社会历史“剧作者”与“剧中人”的多样性创新价值，由此规定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就是我国人民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前提下，自觉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学理论、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取向，自主多样性地创造社会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过程，是合规律性的历史标准与合目的性的最高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过程，是世界物质统一性与发展多样性融合的唯物辩证法规律，是当代中国生态社会演化中的真实写照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对立面的转化、统一需要一定的中介条件，只有找到矛盾对立面双方联结、沟通的关键或关节点、矛盾斗争的焦点与阈值，分清事物的变化是否突破度的边界，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善于研究和把握领导力量与主体力量、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联结点，或找到化解矛盾的突破口，抓住工作重点或中心环节，充分引导和激发各种生态元素潜能，有效防范和消除不良风险变量，及时促进社会生态系统内外部矛盾向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转化。

三、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化治理新范式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张旗鼓地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按照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保等体制结构性调整，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但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存在诸多局限，“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推进社会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新判断新使命新目标，更加自觉地从社会生态化变革和结构调整的战略视角出发，运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创新社会生态化治理体制，积极完善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和治理结构，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生机活力，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协商相契合的政治生态化法治体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治生态系统，欲保持其良好的运行态势，必须在政治体系的“内生态”方面，以历史的文化传统性、力量的核心主导性、目的的人民主体性、体系的开放有序性和运行的监督制衡性为主体运行准则；同时，在政治体系的“外生态”方面，应以社会为中介，使政治、社会与自然三者之间形成协调和谐的动态平衡关系，既要优化政治生态系统内主体力量公共治理关系结构，又要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的程序，规范治理主体对待环境治理的态度、决策及成效评估。在基本方略上，“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和完善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结构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实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权组织的架构中，既强调拥护和加强共产党对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挥党政干部对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的主导性功能，又强调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力量，发挥人民对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奋斗目标的主体性功能；既强调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强化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建设、政德法治建设，又尊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着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既强调共产党人的“三个代表”作用，强化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又强调尽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发挥价值主体评价功能；既强调国家治理的政治文明建设，又重视生态治理的政治保障，强化环保法律法规建设，将环保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巩固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性与安全性，努力打造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生态稳定型政治局面。在社会转型期，尽管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些地方政府和单位仍存在制度漏洞，职能交叉重迭，人为干政，执法不严，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不严厉；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寻租行为”和“搭便车”现象已由以往的直接显性转为间接隐性，特别是在基层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仍很盛行，引起民众极大反感。笔者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症结是领导干部的权力滥用，根本原因是党政机构及其领导人职权边界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注]参见王遐见：《权力边界论》，《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2期，第135页。。解决当前党政干部的领导作用与人民民主多样性诉求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完善领导机构及干部职权边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因此，应当遵守社会生态位和物种耐性限度的原则，制定规范健全的制度，构建干部治理素质常态化培育机制，强化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和生态政治意识，让领导机构及干部认清公共权力的根本来源并把握好权力边界，坚持职业操守和环境负责制，依法照章办事，严格奉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位一体机制。同时，政府应有效利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推进协商民主，积极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

第二，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相贯通的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关于社会治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现代系统学的结构决定功能原理告诉我们，分布式优于集中式和环式。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政府治理方式，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初，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的重要历史关口，党和政府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不仅注重坚持生态趋同适应性原则，倡导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治理目标的主导价值观，有效发挥政府公共政策引导、公共关系协调、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行政行为监管等公共管理功能，根本保障民众利益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生态序整体性“和谐统一”；同时坚持生态趋异适应性原则，倡导“民本共治、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观及诚信为本的公民价值观，联合有关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公共服务，努力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规范要求，妥善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生态多样性“和而不同”。当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社会建设仍明显滞后，公共资源的公共性生态性弱化；低收入弱势群体和待岗人员的生存、生计、生命安全、生活问题尚缺乏足够的基本保障；政府对民众垂直管控的多，横向民主的少，许多机构职能重叠，行政干部过多且职责不明，行政事务繁杂，办公浮躁成效差；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借新一轮机构调整和干部轮岗神之机，考察不严格，轮岗随意调配，突击提干，增设不合规定的副职和新岗位，将一些资质差、缺乏领导才能的员工或“亲信”匆忙提到重要领导岗位，导致干部总量大幅提升，与简政放权的改革意图大相径庭；部分社会自组织能力发育不健全，“社区行政化”这一社会运行机制又日益显露出不足,不但行政成本高,而且效率低下。这些非生态性的不和谐、不公正、不公平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积极性和自治的成效。新时代解决制约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从而建立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鉴于我国现阶段公共治理制度不健全、治理主体素质不高、社会自治能力较差等局限，应当继续坚持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与维护公共利益三位一体的原则，切实践行“领导就是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的执政理念，建设“管理-服务型”的善治政府和过渡模式；而不能将中央确立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战略目标误解为现时只讲服务不讲管理，只匆忙放权“抛彩球”，而不顾“接球对象”的承受能力、“游戏规则”的完善程度及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致诱发市场失灵扭曲和良莠挤压失控的非生态状态。与此相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应“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页。。为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政府应根据社会生态子系统相对独立性特点，逐渐放权给民间非政府组织，实行“分布式”生态治理，按单元或子系统的特性、功能、成效和办事程序进行合理分工，依靠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各种社会组织行为，充分显示其组织性、协调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公益性等特征及其公共服务职能；应运用矩阵理论，在纵向分权之间建立密切的横向分工协作关系，纵横结合，主次分明，立体治理，形成政府内部纵向分层治理与外部社会组织横向多样性开放治理相交融的动态发展的耗散结构，有效激发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吸纳新能量与协作创新“分力”功能，以及对母系统整体“合力”集成的功效，从而在优化配置系统内外部资源基础上，最佳地发挥政府主导与社会主体多样性协同治理的互补效应、协同效应和整合效应[注]参见向忠德、匡远配：《耗散结构、协同效应与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66—67页。。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各种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以及对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积极搭建协商民主与公共治理的发展平台，以公正守信为本，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及民本共治权益保障机制，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生态协调治理能力，在大力推进社会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制度化建设的基础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政府与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的成效，根本取决于民生改善与保障的程度。民生是民众生存之本，是生态社会的最基本问题。政府应当遵循生命共同体生存平等和相互依存的原则，培育与践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中国民生观[注]当代中国民生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所形成的关于看待民生问题的思想和方法的总和。改善与保障民生，不仅是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参见王遐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中国民生观》，《哲学研究》2013年第12期，第119页。)，并以此为准则，以改善与保障民生为工作重点，完善2013年新劳动法推进机制及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将社会治理的强国目标与利民富民的治理方式相统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紧推进以全民共富为战略取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适时提升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的战略内涵。

第三，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的环境生态化综合治理范式。近些年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然而，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生存发展。我国现在仍有一半左右的企业采用“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面对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或者危机意识不强，或者行为短视，或者措施不力。新时代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环保生态化治理能力，关键在于推动所有企业尽快实行生态化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应当以体现生态性、文明性、服务性、透明性、善治性为基本价值诉求，以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为基本职责，以尽快落实生态化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工作，以生态化范式为革新主线，从理念、规则与操作三个层面系统构建“生态型政府”，切实履行好生态管理、生态服务与生态发展的责任[注]参见余超文：《论生态型政府的价值与范式》，《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1期，第32页。；应进一步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有关环保技术合作攻关的投入，对企业生态环保型技术改造提升补助力度，引导企业以质量与效益为中心，在生态工程建设中实行劳动、资金、能源、技术密集相交叉的集约经营模式，实现企业系统运行的高产出与协调发展；应基于环保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向，督促企业遵守“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加强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和绿色建设；应推动企业积极培育生态伦理意识，强化生态环保战略认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构建生态化价值观管理模式；应扶持和激励公众参与生态公益活动、维护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从而有效形成和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1页。；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切实为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优美的中国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第四，创建先进性与一般性相耦合的文化生态化联动治理范式。十九大报告很重视文化体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努力打造并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一个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必须通过对外开放，不断传递能量和信息，使系统内部和外部要素之间保持密切而广泛的交流和联系，并通过这些活动彰显先导性前进力量的优势，带动一般要素的连锁反应，维系系统运行的良性循环与进化态势。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文化生态系统已呈现出先进性与一般性相耦合的特质和发展态势。文化领域的先进意识形态，文化产业的公益产品，企业生态性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文化建设，各单位的生态文明环境建设等，均渗透着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基本符合生态文化主导性发展规律。然而，受制于传统平均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的惯性思维，近期中国文化领域仍存在许多有失偏颇的扭曲现象，如工作上重经验、轻理论，科研上重应用、轻基础，学科建设上重理工、轻人文，待遇上重一般、轻突出，用人上重老好人、轻能人，文化产品上重通俗畅销的大众易读物、轻科学珍贵的专业精华品。受实用主义、嫉贤妒才、拉选票等心理所支配，知识产权模糊，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用人及科研经费投入与使用，存在明显的分配不公问题，使科学文化创新严重贬值，挫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新时代解决文化领域先进主导性与一般广泛性矛盾的关键，应是构建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主导的生态性公共文化市场体系，完善奖勤罚懒的公共文化激励约束机制。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应把握文化系统生态化治理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充分激发先进文化成果和先进工作者的导向、凝聚、示范、鼓舞等功能，夯实文化软实力现代化基础，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努力培育“四有”公民，充分释放文化产业生态文明的正能量；应求真务实地奉行“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方针，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性，注意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应遵循生态系统有机性规律，统领文化业态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和贯彻有关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有效投入和对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力度，着力推进科研攻关和协同创新，充分激发先进文化和能人的示范效应；应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保护国家文物和人文景观，积极提供绿色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网络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投入，加强科学知识的大众化普及教育，维护一般群众公共文化权益和多样性发展需求，对阻碍生态文化元素发育、导致生态滞留的非生态污染成分严加约束，从严监管文化产品交易行为，从重依法惩处学术腐败和假冒伪劣文化产品，坚决“扫黄打非”，抵制西方不良思潮侵袭，促进文化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提升人文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和修复能力，构建传帮带的人文生态梯队联动机制，造就落后学习先进、先进辐射一般的连锁反应链。

第五，提升高新技术引导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产业生态化集群效应。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同时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相对传统产业而言，现代产业发展更依赖以高新技术为“发动机”的内涵式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均显示出技术含量和文化附加值，现时社会因素对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组织和环境的有效治理也产生日趋重要的影响。一个完善的产业生态化治理体系，必定是以高新技术为内存牵引力，充分利用大型企业技术优势及各相关企业分工协作的自组织力量，并同政府政策、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环境条件等外在社会因素密切配合，形成生态化产业治理的整体全力和集群效应。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日益突出。政府逐步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环保及创业创新能力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强产业政策和经济技术环境信息的引导，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引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努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呈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政府有必要倡导不同水平和规模的经济单位根据生产社会化趋向、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积极采用多样性的经营方式和资产组织形式，优化配置资源。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当前，在我国许多地区，政府对企业组织协调不够，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及环保产业的集群优势还不明显，对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以及地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功能未得到充分释放，高新技术特别是环保技术的人才紧缺，产学研协作创新不强，亟需政府对社会组织和企业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发展园区经济，完善产业配套环境，以拥有高新技术的大型企业为龙头，推进有关中小型企业和机构的分工协作，构建产学研政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能结构的优化调整，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充分激发现代产业的生态多样性发展和生态化治理集群效应[注]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他通过对10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效应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的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化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立体治理的经济组织形式。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昆山，在政府推动下，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生态化集群效应明显，对拉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构建区域协作创新系统、提升区域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先进经验已经成熟，应提炼为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加以推广。(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第六，营造国企主导性与非国企多样性发展的经济生态化共同治理结构。十九大报告强调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所有制结构，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页。。这表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应当依据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梳理和协调好国企与非国企的经济关系，应致力于两大重点工作：

首先，完善国企主导地位与非国企共同发展的生态性所有制结构。一方面，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决定社会根本性质之所在，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本，我们决不能动摇此根基。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共处、平等竞争、和平发展，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其符合增强综合国力、巩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满足民生多样性消费需求、安排就业等生态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功能。新时代解决国有制主导地位与多种所有制发展之间矛盾，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遵循生态系统主导性与生物个体的自主性、多样性发展规律，一方面，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资源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加大对公益性国企投入，调控能源原材料及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确保市场物价的合理性与稳定性，维护公民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性权益,奠定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应在引导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反省和纠正错位、缺位和越位问题，切实推进政企分开，在界定公共资源产权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对公共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项目多采取面向市场的招投标方式，逐渐减少政府对项目行政审批的特权；同时进一步增加政府对集贸市场基础设施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投入，增强经济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管理制度建设，加强法律法规对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规范约束，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促进公平竞争、正当竞争和有效竞争，导引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流动，加快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生态化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程。

其次，完善共同富裕的主导价值取向与按要素综合价值分配相整合的生态性分配体制。十九大报告强调，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在促进生产发展基础上，“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页。。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时代，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决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求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竞争，势必造成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及苦乐不均的利益格局，由此折射出来的贫富“马太效应”及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平正义原则相悖的，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国有制主导地位弱化问题以及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强化旨在维护和提高中低档群体收入的政府宏观调控。解决新时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应在生态化分配体制改革中，依据生态系统协调与平衡的原理，遵守社会生态系统主体利益共有共享、收入分配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价值判断与经济判断相统一的尺度，综合评价生产要素贡献与社会要素贡献的价值。一方面，依据对企业生态主体行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合理的综合经济价值标准，构建企业按生产要素综合价值分配机制；另一方面，依据对社会生态主体行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综合评估，确定合理的综合社会价值标准，构建政府按社会要素综合价值分配机制。通过统分结合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财产收入差距和民生改善的宏观调控力度，合理运用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调节等经济杠杆及有关法律法规手段，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所得，有效抑制过高收入，提升和保障中低档收入，有力促进社会资源的正态分布和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整体推进社会生活生态化公平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