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苏区：“半红半白”苏区的初创
——从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讲话谈起

作为渭北苏区*渭北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省委领导下，由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具体领导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的交界处，以三原县的心字区、武字区为中心区域，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高李、康家洞、宋家河、石桥、觅子等地，西南接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西邻淳化县的夕阳、固贤、方里、石桥等地，南到三原的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楼村、东牛、让牛村、小坵等地，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750平方公里，鼎盛时期有人口4万多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习仲勋高度关注渭北苏区，注意总结其孕育、开辟、探索与曲折前进的历史经验。早在延安时期，习仲勋就充分认识到并反复强调渭北苏区“隐蔽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是个‘半红半白’的环境”。*习仲勋：《关于渭北苏区》(1945年7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编：《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直到1986年4月7日，习仲勋在与习仲凯、白玉洁谈话时，仍一再强调：“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习仲勋与习仲凯、白玉洁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显然，这是历史当事人努力想留给中国革命继承者和研究者的珍贵启示。更应看到的是，“在全国大范围内，统治阶级暂时稳定之时，此时期要造成割据，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这样一个北方地区革命“步履维艰”的时期，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能画出“白色大幕”之下“红色的一角”：在毗邻国民党牢固控制关中地带的渭北地区造就了“半白半红”的革命割据，实属不易和至关重要。渭北苏区孕育、建设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自然值得深入研究。

稍显遗憾的是，与习仲勋这样的历史亲历者高屋建瓴式的论断相比，与渭北苏区的创建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相比，渭北苏区仍属于研究“洼地”。现有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多集中在关于渭北苏区的重要地位、历史贡献等价值判断层面，并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偏重于总结其对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贡献，如干部贡献、兵员贡献等方面。相应研究对于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阶段性，并没有过多着墨。比如，将渭北苏区创建等同于一般性的“红色割据”。*陕西党史学者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的主力，但是关注和研究渭北苏区的并不多，导致现有对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研究较薄弱、现存文献资料的利用、解读工作也相对薄弱。以渭北苏区为主题的研究仅有寥寥数篇，王新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90-91页)，卢聪辉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基础——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意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集》，2013年，第136-145页)，孙景宏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学习时报》2016年8月18日，第3版)，徐建刚的《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陕西日报》2016年9月1日，第3版)，对渭北地区武装斗争史梳理较详细，对渭北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关注较多，但罕有注意到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策略及其背后革命动员的独特性等问题。这类研究，显然没有准确认识到习仲勋为什么着重强调渭北苏区“半白半红”的特点，以及造成这种“半白半红”状态背后复杂而深刻的历史逻辑。

受习仲勋对历史问题动中窽要的论断启示，文章围绕渭北苏区的孕育和初创期间的历史，尝试研究渭北地区革命准备、动员群众、确立领导秩序进而创建苏区的革命路径和革命特点，希望以此来掀开1927年之后中国革命复杂性的历史大幕一角，并引发同仁对相关问题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组织的保存与发展是渭北苏区孕育的基础

1927年，在奉系军阀的绞杀和前盟友的屠杀之下，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四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遭遇到全局性挫折。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以武装反抗屠杀，开启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征程，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南方地区，大屠杀幸存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主要以武装暴动的形式轰轰烈烈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进而创建革命根据地。与之在形式上不同的是，在1927年，以渭北地区、尤其是三原为核心的地区，中共加速进行组织建设、群众动员，开始了新的革命准备与动员工作。

(一)渭北地区党组织在大革命后期的建设，是孕育渭北苏区的组织前提

由于远离广东等南方革命中心，渭北地区党团系统和群众组织建设的时间并不算早。1925年12月，三原特别支部成立，隶属于豫陕区委领导(西安地委成立后，三原特支一度划归西安地委领导)，张仲实等先后任书记，下辖岐山小组、云阳小组和高陵支部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页。大革命时期，渭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在陕西一枝独秀，有较好的群众基础。1926年11月，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毕业回陕西的中共党员乔国桢到三原武字区开展农运，建立农协，发展农民武装，让三原地区成为陕西农民运动最发达的7个县之一。1927年1月，渭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三原大寨党支部建立，这是中共的基层组织开始深入渭北地区乡村的开始。1927年1月，乔国桢等中共党员成立了渭北农民运动办事处，统一指导三原、泾阳、高陵、蒲城、耀县等地的农运工作。1927年3月，中共三原特支改为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三原地委)，仍由陕甘区委直接领导，下辖5个特支、3个支部，地委机关设立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

(二)渭北地区革命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发展，是孕育渭北苏区的组织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三原的党和革命组织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陷于完全瘫痪，反而出现了相对“平稳发展”乃至“逆势上扬”的情况。

就党组织的保存而言，由于陕甘地区并不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控制下，因此，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两湖等地区革命遭遇顿挫的时候，1927年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7月11日三原地方执委会改为三原县委，泾阳、富平、淳化、高陵、旬邑等地的党组织随之改为区委，仍属三原县委，整个组织体系和领导机构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因此，三原地区党组织的保存和工作出现了一个局部的“逆势上扬”，并且随着黄子文等重要干部到来，三原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农运工作得到了新的加强。

就农民组织而言，大革命失败前后，渭北地区、尤其是三原地区农民组织保存较好。其中，1927年4月2日三原县农协会成立，下辖6个区、154个村的农民协会，并领导有农民自卫团。其中，泾阳县设有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4个区、50个村农协会，富平县的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下辖3个区、284个村的农协会，耀县的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领导9个区、65个村的农协会。在黄子文等人的领导下，三原地区的农民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保存下来，并成为其后多次“交农”斗争的组织保障。

在1928年初“交农”斗争的基础上，武字区委继续领导三原地区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1928年7月，三原武字区区委成立，孙平章任书记，下辖7个支部，三原武字区委成立，又加强了党对三原武字区群众运动的指导。期间虽然仍不断遭遇破坏，比如1928年9月下旬，因反动统治势力通缉，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被迫离开三原，导致三原县委工作一度停顿，但武字区的组织基础、党员基础和群众基础没有遭到根本性破坏。

(三)渭北地区兵运工作成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得以部分保存，是孕育渭北苏区的隐形后盾

大革命期间，陕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掌握武装力量的路子，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中，先后驻防临潼关山镇、泾阳县云阳镇及三原、高陵等县的许权中部、张汉民部，都是大革命成果的保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更加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研究者很容易从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发掘出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许部、张部，都是渭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的隐形后盾。*吕卓超：《论许旅的出路与许权中武装革命斗争的方向及军事主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69页。

再如，三原地区敌我之间的重要较量暨“乔、唐被捕”事件。1927年7月4日，三原驻军田玉洁不愿坐视三原地区农运高涨，派王少猷率军将武字区农民协会捣毁，逮捕农运领袖(同时是党的领导骨干)乔国桢、唐亦民等人，其后把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押送到三原地区田玉洁部军法处关押长达120余天。乔国桢是三原地区党组织的灵魂人物，因此，乔国桢被捕是对三原地区革命组织和革命事业很大的威胁。不过，乔、唐被捕的问题之所以没有急剧恶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原地区党组织得到许权中暗中援手帮助。*唐亦民、郭立三：《渭北革命斗争的回忆》，《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7页。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反动势力最终不得不释放乔、唐二人。敌我双方“交手”的较量，证明了党在大革命时期积蓄和保存的革命力量以及彼此之间的互相配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原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保障和隐形后盾。

二、“交农”围城与筹粮筹赈是渭北苏区创建的关键性两步

反革命的屠杀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抗，中共领导革命运动从此被打上了“暴力”的钤记。但正如1927年3月毛泽东把湖南农民运动划分第二期为“革命时期”的语境描述，革命并没有武装暴动的要求，而特指湖南农民“已有了广大的组织”，“开始行动起来”的自觉状态，以及在四个月内造成“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政治优势。

同样，在渭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渭北农民采取了集体性生存抗争，以高度组织化的行动，造成了渭北地区中共高度的政治优势，造就了一个“半红半白”区域。

(一)四月“交农”围城运动与渭北地区农民斗争的动能积蓄

渭北地区集体性抗争关键性的第一步，是四月“交农”围城运动，它造就了渭北地区农民斗争训练和政治动员的基础。根据中央的精神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考虑到渭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1927年10月，陕西省委决议“动员很能做农运的同志及可能做农运的同志前往乡村中去，在最短期间要恢复农协或成立各种名称的农民组织，富平农运当积极去做”。*《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三原县委的指示信》(1929年10月、12月)，《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4页。陕西省委的决议得到下级党组织的切实执行。黄子文由上海回到三原后，立即以武字区副团总的身份和团总唐亦民一道，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与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在三原武字区和富平淡村一带进一步组织农民，发动打击豪绅、捕杀粮役的斗争。泾阳、云阳的农民还在秘密党员的配合下，开展过夺枪斗争。*崔贯一：《忆云阳农协收缴敌军武器》，《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1页。这些初步的斗争成为渭北群众增强斗争经验的重要锻炼，同时也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陕西省委在1928年提出“武装农民，组织农民革命军”的任务，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完成乡村的割据局面”。为贯彻和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三原党组织和黄子文等人在各区、尤其是武字区，切实发展并加强农民协会的力量，并制裁了实力比较大的王厚安。王厚安曾经伪装进步，但一旦革命触及到他们原来把持的统治秩序，便立刻撕下伪装，不仅对参加革命的农民骨干威逼利诱，而且直接出卖了乔国桢。因此，黄子文对于试图与中共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王厚安，断然采取措施。

1928年2月23日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和《陕西工作决议案》(3月18日)，要求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党组织抓住1927年冬三原地区旱象严重的情况开展斗争。根据省委要求，在1928年农历三月，黄子文大胆利用掌握武字区民团实际权力的有利条件，串联动员了马额、陵前、西阳等地约七八千人，开展了四月“交农”围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围城行动公开提出“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铲除豪绅，实行共产”的口号。*唐亦民、郭立三：《渭北革命斗争的回忆》，《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7页。挣扎在生存绝境和死亡边缘的三原农民发起了围城运动，公然挑战和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权威和秩序，并且提出了带有明显倾向的政治口号。

尽管“交农”围城的农民公开打出了“共产”的口号，面对围困三原县城四日之久的饥饿的农民*张宝田：《三原“交农”片段》，《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3页。，迫于无奈的县政府也只有采取让步措施，贴出减缓征粮的布告。在撤回途经楼底时，黄子文当众宣布，如果政府不按布告执行，就采取直接行动，杀催粮委员和粮差。据多位当事人回忆，不仅三原县政府最终减征粮款，而且群众直接剪除了胆敢下乡继续催粮的粮役17人，*唐亦民、郭立三：《渭北革命斗争的回忆》，《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7页。三原地区1928年四月的“交农”围城斗争取胜。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在四月“交农”围城的较量中胜出了，不仅在实际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进一步锻炼了黄子文等干部，而且锤炼了三原地区的农民参与斗争的政治情绪，群众愈发信赖黄子文等中共党员。

(二)筹粮斗争与中共政治优势的确立

三原地区农民集体性抗争的关键性的第二步，是三原武字区党组织抓住筹赈筹粮机遇而开展的对于地方统治势力的政治进攻。它以集体生存诉求为形式，确立了三原地区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确立了三原地区的隐性割据形势。

1929年的天灾人祸，逼出武字区等地方的群众集体性的生存诉求型斗争。关中地区持续遭遇空前蝗灾旱灾，渭北的灾情尤为严重，秋、夏无收，赤地千里，满目疮痍。天灾又遭遇人祸，人祸更亟，国民党地方统治势力摊牌敲诈，捐税名目繁杂，三原军用借款迫使三原商户集体罢市反抗，豪绅地主高利贷盘剥极为苛刻，三原、富平等地的农民被迫贱卖土地，“群众生活已到极端的赤贫化，广大的农民菜根稀糠都不能到口”。

天灾人祸把群众逼到革命的路上，群众期盼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渭北党过去在三原北区一带很有历史，而且影响亦很大，所以群众对同志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敢，我们就到土匪里面混去’”。*《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1930年9月13日)，《渭北革命根据地》，第31页。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倒逼革命领导人采取行动的节点。

面对在空前的大饥馑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群众，1929年5月，黄子文、唐亦民等领导骨干以筹粮筹赈为直接目的，以解决本地灾民生存问题为号召，成立公开的“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组织了武装保卫队，公开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中共咸阳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三原县委党史办公室：《渭北革命根据地综述》，《渭北革命根据地》，第5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筹粮筹赈行动，较之1928年4月三原围城行动，成立“武装保卫队”和“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作为领导架构和强力组织，组织性更强、政治性更强，事实上也在运转过程中取代了原有的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仅就筹粮而言，“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将武字区余粮户划分为5等，强制性筹集小麦80余石，按照成年人每人三升、小孩每人二升的标准救济全区最为缺粮的3700余灾民。*王新生、贾巨川等人都注意到渭北地区中共基层组织的成绩，可惜只是注意到直接的筹粮行动，而完全忽视了中共基层组织在政治上惊人的跳跃，因此，更谈不上关注这种政治探索背后的悠远意义。参见《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让武字区数千群众渡过了最为困难的10天，接上了早秋绿豆。这件大规模的行动赢得了全区人民的称颂，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威信。

(三)“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与“冬防委员会”：政治领导权的确立

中共武字区委的行动，直接回应了武字区农民最迫切也是最基本的求生存期许，而受益于筹粮筹赈斗争的群众，一旦发现并确信革命斗争与改善自己生存息息相关，革命就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了。革命已经成为三原等渭北地区的农民的情绪与认同——群众通过实践理解革命，革命直接通过实践掌握群众，这种政治性的“良性循环”短时期内就让“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壮大的革命力量拉抬了革命的声威，“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习仲勋传》上，第104页。

在三原地区，群众通过实践斗争完成了政治上的组织，“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这样的政治性的组织成果获得组织起来群众的认同，“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就成为维系革命实践、领导革命实践的核心力量。

得益于群众的支持，1929年秋武字区又组织了“冬防委员会”。名义上护秋自卫，实际上是暗地秘密串联，宣传党的政策，壮大革命组织，同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作斗争。*王瑞琪：《武字区革命斗争追忆》，《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83页。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形同虚设，连区长薛荫堂都得听黄子文的。三原县要催缴粮草，也只能到区上，就不再往下派了。三原县也不敢轻易到三原武字区催收粮草。在三原地区，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的权威性和权力的正当性。*薛宏道：《三原的武装围城》，《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81页。国民党基层政权已经被“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取代，曾经权势熏天的团总王厚安、王伯哲，甚至武字区伪区长李致泰都被革命力量制裁，国民党基层政权被革命声势所震慑，以至于相当长一个时间内不敢出城收缴税款。税收权与行政权是统治权的核心，这两个权力名存实亡的政治实质是，三原县国民党政权已经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与乡村的控制。

与此同时，经过1928年的锻炼与准备，加上1929年的筹赈与救济，三原武字区群众确立了对中共的政治信心。中共确立了以农会为主导社会新秩序，确立了中共党组织的政治主导权，武字区区委事实上控制了领导权，渭北地区、尤其是武字区等中心区域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隐性革命割据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说，1929年武字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通过筹粮筹赈实现政治动员的尝试，确实堪称中共西北地方党组织在政治斗争进程中“千里跃进”式的惊人一跳。

1929年至1931年间，中共确立在渭北地区、尤其是三原武字区的政治优势之后，尽管从陕西全局来看敌强我弱之间的态势并没有根本逆转，因此仍然会有重要领导干部诸如黄子文、马先民、侯守愚等人的被捕等挫折，但是在渭北地区、尤其是三原武字区这样的核心区域，党组织所领导反日会等组织一直保有号召群众和召集群众的政治能力，三原武字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一直存在，正式的组织政权只是一个时机和时间的问题而已。

三、渭北苏区开启隐性割据的原因缕析

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等根据地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时，把“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作为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大忌。*南方各省革命抗争的实践似乎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诸如海陆丰等革命根据地先后都以失败告终。参见《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原武字区的地理条件确实是最不适宜于开展革命斗争、更遑论建立“公开的”革命根据地：包括三原武字区、心字区的渭北地区，从空间位置上看，距离国民党拥有绝对优势的关中核心区仅有50公里，并不是建立公开的革命根据地的适宜选择。

那么，1929年中共三原武字区委几乎是用最小的成本完成革命动员，主导革命秩序，形成隐性的“半白半红”革命割据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本文研究认为，三原武字区确立隐性的割据形势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条件。

其一，领导同志在政策上的成熟是确立隐性割据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经验总结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的领导者少犯错误乃至不犯错误，是革命斗争成功的关键所在。在领导三原地区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黄子文等人比较的——和陕西省委等上层领导机关和部分同志相比——注意革命斗争的策略。正是因为渭北地区毗邻关中国民党统治核心区，敌人武力朝夕可至，因此，敌我之间鸡犬相闻的距离对渭北地区革命党和革命领导者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一旦政策与策略上发生失误，革命形势就会顿时逆转，而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与回转的余地。比如，1928年农历三月间的三原“围城”，不仅能够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敢，而且还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细与精密。三原“围城”斗争中黄子文比较注意隐蔽可能遭到敌人报复的力量。李培文等人所在的村庄因为太靠近三原城，组织者特别叮嘱：“你村离城太近，容易暴露，不要动。”这部分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力量主要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给队伍送水送饭”。*李培文：《三元武装围城斗争见闻》，《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5页。三原“围城”注意联合统战武装。黄子文等人不仅注意发动群众，而且注意统战联合工作，黄子文知道驻扎在富平庄里镇的胡景通等地方武装，因同样受冯玉祥部的压迫，对冯玉祥部多有不满，因此，积极争取胡景通所部一道围困三原，农民有了统战武装的“撑腰”声势因之大盛。“围城”的斗争有了较为周密的安排，再加上秘密党员的暗中掩护，所以反动派政府一时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进行反攻报复。

其二，保存相对完好的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是确立隐性割据的重要基础。黄子文等人在大革命时期筚路蓝缕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集聚了从事革命斗争的进步力量。大革命时期，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就鼓舞张秉仁(张性初)等人不去西安等城市，到三原开展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乔国桢、黄子文等人做农运、屈养正做学运、庞诚斋做宣传，崔贯一、吴成襄、白文范、袁宏化等一批干部成长起来了。中共大革命以来数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在三原等核心区域锻造了相当扎实的组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总结的井冈山式道路的精神和原则之一，即作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要紧的条件”之一，“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在渭北地区是存在的。*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笼统地归为一点，在逻辑上是否周详，则是可以根据实事求是精神加以思考和研究的。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这是得益于民主革命的影响的，西北地区三原武字区的工作成绩也证明了毛泽东对于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洗礼与红色政权发生的密切关系的分析是科学的。*当然，僻处井冈山的毛泽东当然不甚清楚渭北地区的情况。即便是按照毛泽东基于南方、尤其是井冈山的论述，西北也有过民主革命的洗礼和革命力量的耕耘，同样也有条件可以收获红色政权的“硕果”，因此，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不会在北方各省首先发生的论断，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自然，这是历史造成的局限性，对于北方各省的悲观论断。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其三，国民党地方武装中隐蔽革命力量的支持是确立隐性割据的外部支持。大革命时期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军队的努力和耕耘，在渭北地区革命斗争中集中收获。在1927年至1928年间，三原地区驻扎的张汉民部、高陵地区驻扎的许权中部，实际上都是由秘密党员发挥相当大影响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三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如前所述，许权中营救过乔国桢、唐亦民等三原党的骨干。再比如，李培文就曾经从张汉民部得到了当时至为宝贵的一批枪械，这批枪支连夜被转送到东里堡东边的原下，交给黄子文领导下的武字区组织手里。*李培文：《三原武装围城斗争见闻》，《渭北革命根据地》，第264-265页。众所周知，南方各支红军有着或直接、或者间接的4军独立团的“血缘”。*毛泽东主要基于南方红军的实际经验，认为“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可以分化出红军力量，这种认识是科学的，同样被北方经验所证明。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这些部队成为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主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保卫公开的革命根据地的主力。与南方不同，1928年的渭北地区并没有正规军队改编而成的红军——微妙的是，当时的渭北地区，也许并不需要公开的红军进行公开捍卫。*其后的历史也证明，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弱小的公开的红军也未必能够完成战胜强大对手进而捍卫渭北地区的任务。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掌握武装力量的努力，还是成为支撑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无形力量和隐形后盾。

其四，党组织在乡村中建立和领导的外围组织是确立隐性割据不可或缺的群众优势。中共在大革命时期把乡村工作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大革命后期的革命者也在西北地区推动乡村工作。比如，大革命时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乔国桢，就在学成之后在三原武字区开展农运工作——南方的经验开始灌溉北方的乡村，而乔国桢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意宣传鼓动，还十分重视区、村农民协会，并组织了农民自卫队武装。这种农民武装固然无法抵御强大的国民党正规军，但是在静悄悄的革命下，利用农民自卫武装形成对乡绅阶层的威慑，却也足够了。

有了这四个条件，以黄子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原武字区的革命斗争中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没有武装暴动却确立了革命秩序，没有红色政府却确立了革命威权。“三原北区(即武字区)直到二八(1928)年，政府政治势力不能达到。苛捐杂税，一概抗交”，渭北红色割据、“半红”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

对经历了大革命屠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短时期内恢复和建设起领导优势、组织优势、武力优势、群众优势，并依靠这些优势推动革命斗争、确立革命优势进而创建革命根据地实属不易。西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并积累了相当的组织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仅有一项条件，是不足以把群众的筹粮抗税需求转化为持久的抗争性行动的，1928年、1929年陕西各地发生大面积严重的饥馑，陕甘、陕北等地，比如横山县响水堡、绥德义合群众抗烟亩税等抗争性行动，由于没有更好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武力优势，群众大规模集会行动是难以向更有政治色彩的方向转化的。又在这些基础性条件支撑之下，在正确策略的指引下，通过契合农民求生存的生存斗争和经济斗争，短时间内在靠近反革命力量统治核心区域的地方，恢复和建设起领导优势、组织优势、武力优势和群众优势，造成中共在三原武字区的比较优势，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革命处于整体性低潮的情况下，最终在1929年到1931年间，创建了一个不打红旗的却被中共控制的“半红半白”的渭北苏区，创造了西北地区革命新形态。

三原实现隐性割据之后，其斗争的“溢出效应”迅速展现，革命者以赈灾为手段开启革命斗争并迅速在渭北地区确立起新的秩序。毗邻三原的富平中共基层组织与积极分子，也很快发现了三原武字区斗争路子的效果：富平淡村周围也先后筹粮4次，筹粮百石左右共3万余斤，习仲勋多次往返富平与三原之间，积极向黄子文等人联系，三原的路子被用心学习与借用。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习仲勋后来有一个分析：“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习仲勋传》上，第61-62页。习仲勋所说的“一些活动”，指的主要就是筹粮赈灾的“社会活动”，只不过连很多历史当事人都未必能够认识到，1932年之前的他们创造性开展的那些活动，从形式上、从路径上实际上是不同于1932年之后的另一种革命可能性方案。*渭北地区群众短时期内就被动员起来，革命秩序的建立、革命氛围的高涨，陕西省委在听取黄子文、陈云樵等人当面汇报后，就将其转化为“分配地主豪绅粮食”、“反抗捐款”等。《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1930年9月13日)》，《渭北革命根据地》，第30页。

综上，在南方地区大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半红半白”渭北苏区得以初创，在黄土高原上树立起革命的威权。对中共这样一个以夺取政权来实现革命目标的政党来说，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苏区，它的孕育、它的创建、它的探索，意味着井冈山道路在西北地区新的创造：只要群众的内生反抗诉求仍然存在，只要党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未遭受根本性破坏，只要党的组织系统不遭受毁灭性破坏，只要党员骨干队伍不遭受销解性破坏，党组织引领群众斗争的功能恢复乃至党领导体系的恢复都是可能的且会渐次实现的。更进一步，一个曾遭受创伤但迅速恢复功能的中共地方组织，在取得正确领导的条件下，凭借着己方握有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使用地方筹赈委员会这种组织化的形式，采取赈灾救济这种生存性、低烈度的组织化行动，赢得了寻求政治、寻求组织、寻求斗争的群众的高度政治认同，最终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最终汇聚成强大的革命威权，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总之，这种新的革命孕育、动员和展开的模式，充分体现了在渭北地区从事实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根据独特地区的独特情况、采取独特的办法来解决独特的问题的实践，这正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自觉的表现。这种实践，意味着西北有着实事求是思想自觉的革命者已经开始探索一条符合井冈山道路原则且充满新鲜经验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