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
——由日本藏《大明一统志》引发的思考

周天爽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大明一统志》在日本的重视度

明末至清咸丰期间，明清两朝纂修的方志大量地输出到了日本，其规模和数量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这也使得日本成为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中国方志的大量输入也不断影响着日本方志的纂修，其中明英宗时期纂修的《大明一统志》就对日本地方史志的体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艺备国郡志·凡例》中记载：“其条目不用本朝风土记之例，而仿《大明一统志》之标题者也。”①王卫平.日本地方史志的源流［J］.中国地方志，2001（3）：145.

根据《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日本藏有五种版本的《大明一统志》。一是明天顺年间（1457—1464）经厂刊本，收藏机构是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福井市立图书馆、京都大学中央图书馆、福宫文库藏本。二是明正德三年（1508）刊本，收藏机构是酒田市立光丘文库藏本、原本间光弥等旧藏。三是明嘉靖间（1522—1566）刊本，收藏单位是静嘉堂文库、阳明文库藏本。四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杨氏归人斋重刊本，收藏单位是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蓬左文库、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义堂文库、滋贺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五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万寿堂刊本，收藏单位是内阁文库、蓬左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大垣市立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中心、阳明文库藏本。

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国内现存的版本，日本都有所收藏，而同日本收藏的其他方志比较，《大明一统志》的版本之全和数量之丰也是很明显的，可见日本对《大明一统志》的重视程度。那我们自己又该如何看待《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二、《大明一统志》对明代方志的影响

《大明一统志》90卷，是明英宗时期纂修的一部全国性总志。此志修成之后，遂颁行天下，而全国性总志的编纂在历经洪武、永乐、景泰时期的不断纂修后，至此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都已完备。这对之后明代地方志的纂修有很大影响，明代许多地方志的纂修以《大明一统志》为参考，同时也借鉴了明代修总志过程中优秀的方面，这些都使得明代地方志的纂修在不断完善，以下就《大明一统志》对明代地方志的影响进行几点思考。

（一）《大明一统志》对地方志凡例的影响

《大明一统志》对明代地方志中凡例的制定起到了推动作用。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序》载：“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唐代刘知畿在《史通·序例》中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②［唐］刘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64.凡例即发凡起例之意。修史时有自己的原则体例，就如同国家的运行有法律制约一样。如果国家没有法律的制约，那么上下就会一片混乱；修史时没有原则体例等规范，那么是非就没有了评定的准则了。当年孔子修经的时候，就开始这种做法了。具体来说“凡例”指的就是说明著书思想、著书体例和著书内容的文字。

地方志书开始有凡例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宋代的地方志中已经有凡例了，仓修良在其著作中说：“宋元所修方志今天所能看到的很少设有凡例，唯《淳祐玉峰志》有凡例五则，并且很简单，仅在所写范围上立了几项原则，至于著书宗旨则丝毫没有涉及。”③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8.然而，宋代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修志凡例的问题了。韩章训在其《凡例综论》一文中列举了几个例子：陈耆卿在《嘉定赤诚志·序》中说：“事实之凡，卷授之引。”④韩章训.凡例综论［J］.中国地方志，2006（3）：23.王象祖也称赞该志说：“凡例严辨，去取精当。”⑤韩章训.凡例综论［J］.中国地方志，2006（3）：23.又如周应合受聘主纂《景定建康志》时曾“条上四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定凡例”。⑥韩章训.凡例综论［J］.中国地方志，2006（3）：23.宋代没有全国统一的凡例。元代修《大元一统志》时，在凡例问题上有所发展，制定了全国性的统一凡例即元《大一统志凡例》，由此凡例的制定由地方性向统一性转变。

明代永乐年间颁布了极为详细的《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作为对各地志书修撰的标准。景泰时撰修的《寰宇通志》中有凡例八条，单独列于目录之前。但由于《大明一统志》的撰修，《寰宇通志》并没有颁行天下。《大明一统志》中虽然没有单独的凡例，但是将凡例表放在了所进的“大明一统志表”之中，此凡例表语言虽然简洁，但是很清楚表明了著书的思想、体例和内容。《大明一统志》的体例和内容更是在参考了《大元一统志凡例》、永乐《纂修志书凡例》及《寰宇通志凡例》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修撰而成的。它本身就是凡例指导之下所撰修出来的志书，因此在《大明一统志》修成并颁行天下之后，各地方志的编纂便会参考《大明一统志》，再经过宋元及《大明一统志》之前志书中凡例的影响，明代地方志中采用凡例的便增多了。

根据天一阁所藏的明代方志，粗略考察地方志中有凡例的是：《成化新昌县志》《弘治抚州府志》《弘治徽州府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正德大名府志》《正德颍州志》《正德袁州府志》《嘉靖浦江志略》《嘉靖永丰县志》《嘉靖六合县志》《嘉靖太原县志》《嘉靖沛县志》《嘉靖高淳县志》《嘉靖宝应县志》《嘉靖江阴县志》《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嘉靖建平县志》《嘉靖安庆府志》《嘉靖建宁府志》《嘉庆铜陵县志》《嘉靖泾县志》《嘉靖铜陵县志》《嘉靖宁国府志》《嘉靖九江府》《嘉靖漳平县志》《嘉靖宁德县志》《嘉靖淳安县志》《嘉靖濮州志》《嘉靖建阳县志》《嘉靖罗田县志》《嘉靖青州府志》《嘉靖昆山县志》《万历江浦县志》《万历新昌县志》《隆庆仪真县志》《隆庆瑞昌县志》。由此观之，此数量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可以看出在嘉靖时期地方志撰写凡例已经很普遍。

凡例的内容有多有寡，多则十几条，少则几条。如《太原县志·凡例》仅有五条：“一、太原古称晋阳都会之地，其沿革人物在宋以前凡旧志可考者俱收载，自宋以后碑刻载籍俱在，旧平晋县内迁县之后湮废俱不可考，故不悉。二、官迹人物善者略加数语以见微意，恶者不书隐恶扬善之义。三、寺观在本县为多，然古刹名山胜迹所存亦不可遗也，故备录之。四、碑文多不能书载，故列碑目使后人有所考焉。五、各条事迹据事直书而意自见，不著论断者盖一邑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①嘉靖.太原县志·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这五条凡例对著书的指导思想，宗旨以及编写原则、材料取舍等方面均有论述。宗旨上此志书对宦迹人物的编写要善者多加数语而恶者不写，旨在隐恶扬善。材料取舍方面要做到俱不可考的方面不加以编修，遗迹应备录以考，碑目应列出以备后人考证，最重要的是各事迹要直书，即让读者自己去评判，不掺杂著者的私言，这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新昌县志·凡例》则有十九条：“一、旧志纂於成化年间，今所书事实自成化以前者多采用之，若事在志后及旧有缺略者，则蒐集传记、谱、铭、碑刻之类补而辑之，盖其文则省于旧，其事则增於前也。二、凡旧志所书的有考据者，俱照旧直书，间有可疑者则用俗传，未详姑存等字样以别之，盖不枉其实亦阙疑之意也。三、凡本等名目俱大书之，余有演解题记俱用注脚，盖别正旁以便观览之意也。四、凡建置、区域、山川、风俗、物产、民赋、祠庙之类皆据事直书，欲其明覆，不敢避俚俗之讥也。五、旧志杂载诗文，今惟择名人题咏或有关于兴废，有切於景物者录之，亦删繁就简之意也。六、凡书山川有一处而兼数景者则连络书之，余皆特书，且摘其名之类者附於本条，如某山有某岩、某洞，既连书矣，复於岩洞之条另书之，亦繁而不杀之意也。七、氏族、宅、墓，志多不载，即有之亦惟为名人设耳，今旧志既混载，且於各条内杂称科目官资，势不可去。今存坟墓第宅而冠姓氏於其首，亦因文互见之意也。八、凡志官师、选举，类编年横书之，今纵书之者因旧志漫无年表且多缺遗，今所采亦尚失实不敢去，亦不敢诬也。故有据则书年，未的则故阙，且於各条之后空白以俟，继书亦存忠厚留有余不尽之意也。九、书官师於元时，有蒙古色母人，来宦者俱削而不录，若有功德於民者则存之，盖虽内夏外夷而亦不没其善之意也。十、凡名宦政绩显著者立大传矣，其或有某善可称者，则於官师名下小注之，亦举大不遗细之意也。十一、官师之贤身殁者乃为立传，去任者为注事绩，否则不敢概施，盖避嫌疑，亦欲俟论定之意也。十二、传留绩寓贤，其人虽德业宏博不敢详述，惟择其有功於本邑者书之，盖随在致重之意也。十三、凡乡贤德业表表者，为立大传，次之者为立短传，若有一言一行可称者，惟於科目恩封名下小注之，如无本等名邑，则又立耆德遗英以收之，亦取善贵周之意也。十四、本邑乡贤色色皆备，故分类传之，其人兼有众善者则详见於传文，特举其大者以分类耳，盖欲揄扬盛美而亦统同辨异之意也。十五、乡贤女德惟身殁论定者录之，若见在有德行可述、节孝可称者俱不敢书，其或有功绩在邑，则惟於各事上散述之，使后人有所考也。十六、凡先达者皆直书其姓名，窃取於临文不讳之义也。十七、凡志人物必分别朝代，若数人同是一朝则惟冠某朝於一人之上，其余则否，若别是一朝则又另揭某朝书之如前。十八、凡所书事迹古有而今无者，仍旧存其名，使后人有所考见也。十九、凡记载事实品题人物俱据旧志及博采舆论，或得或失自有任其责者，若夫文义则间亦僭窃之矣。”①万历.新昌县志·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

此凡例叙述极为详细，并且在叙述之后，表明其意义宗旨。特别强调要“直书”，以坚持客观的编写原则。这十九条中有九条是规定人物的编写原则的，例如立传之大小要以德行、政绩为主，官员不论出身，只要有功于民即使是蒙古色目人也应记载，对健在者的立传问题，认为虽不能为其立传，但可以在有关事件中记载其功绩节孝之事，也能让后人予以考证。

《大明一统志》之后各地方志中凡例的编写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不只是介绍其类例条目的，着重在于阐述其著书的宗旨及其指导思想，材料取舍等相关问题，凡例的作用和编写在不断完善，为其后发展也奠定了基础。

（二）《大明一统志》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

《大明一统志》颁行之后，对地方志书的编纂影响较大。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凡例》载：“古今地理图经志书，体例不一，至宋祝穆作《方舆胜览》，纲举目张，事类颇悉，而为诸家之冠，然亦未尽善也，迨我《大明一统志》出，一扫群志之陋，而程式之美，足为万世志法。故此志之作兼准二书焉。”②［明］沈庠修，赵瓒.贵州图经新志·凡例［M］.成都：巴蜀书社，2006.这段话的意思为从古至今的地理图经志书，它们的体例不同，至宋代祝穆作《方舆胜览》，此书纲目类例详列清晰，但是还不足以成为地方志图经中最好的，直到《大明一统志》修成，弥补了各志的缺漏，而他完善的体例形式是可以作为志书编纂的标准的。所以《大明一统志》既是志书，又是参考之书。这段话表明了《大明一统志》修成之后对各地方志撰修的影响，即地方志的编撰可以将《大明一统志》作为标准而进行。

《高淳县志·凡例》中记载：“是志体制悉仿大明一统志，有赠而无损，其当续者各从类纂入。”③嘉靖.高淳县志·凡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高淳县志的体制是仿《大明一统志》的体制的，在其体制之上有增而无损，有续入的部分从类纂入。其类例分为建置、分野、县名、疆域、形胜、气候、风俗、山川、坊乡、物产、赋课、户口、城池、其防、畜牧、公署、学校、选举、秩官、人物、坛祠、卹典、古蹟、陵墓、艺文、外志、灾异。由于这是县志，所以在类例方面比《大明一统志》更为详细，增加了气候、坊乡、赋课、户口、畜牧、灾异。

（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地理之下的沿革中载：“吾郡唐虞以前史无所考，三代以后道有升降地亦随之，其所建置或沿其地而易其名，或袭其名而迁其地棼乎，靡常志郡邑者不先究其沿革，则因地以察民固瞀瞀焉，末知其所从矣。此大明一统志首述沿革良有以也，今谨遵其例，取经史历代之有徴者，表而识之以见沿革之大云。”④嘉靖.常德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

常德府在唐虞之前是没有历史可考的，三代之后，常德府所在的地域不断发生变化，他的建置或是根据所在地域而改变名称，或者是沿袭旧有的名字而迁到了其他地方，如果修志之人不考究常德府的建置沿革，那么因地而考察民情的时候就会错乱，不知其源来。如今《大明一统志》首先叙述沿革的方法很好，那么就遵循它的体例，取历代有记载的记录以考察常德府的沿革。这段话表明了《大明一统志》中地理沿革的记载方式为地方志撰修树立了榜样。

地方志的纂修虽然是遵循《大明一统志》的，但是也会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改变，并不是一味照搬。例如（弘治）《徽州府志·凡例》载：“国初……今之纂修虽祖旧制而易新安之名为徽州府，遵时制也。其事目亦遵大明一统志立例，但一统志乃天下之事不得不简，本志特一郡之事，不得不详。故於其已载而未备者增之，未载而可采者补之，事无可考者阙之，事有当纪者续之，旧志舛讹者兼考史传以正之。”①彭泽，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凡例［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

徽州府志的事目是遵循《大明一统志》所例，但是一统志是记载全国的，不可能万事具备，本志是专门记载一郡之事的，所以应该详细。因此要在《大明一统志》中记载不完备的方面有所增加，未记载的要增补进去，事无可考者应阙之，事有当纪者应续入，旧志中舛错之地应加以考证。《徽州府志》的类目分为地理、食货、封建、职制、公署、学校、祀典、卹政、选举、人物、宫室、寺观、祥异、词翰。地理之下建置沿革、郡名、分野、疆域、形胜、风俗、山川、城池、坊市、厢隅乡都、桥梁、古迹、丘墓。食货下分为田地、户名、水利、土产、土贡、财赋。职制下分为郡县官署、兵衙官署、名宦。祀典下有坛遗、祠庙。卹政下有仓局、蠲赋。选举之下分为科第、岁贡、荐辟、吏材。人物分为勳贤、儒硕、文苑、宦业、忠节、孝友、义勇、武功、封赠、隐逸、寓贤、列女、艺术、仙释。词翰下分为辞命、表疏、书、题跋、论、杂著、启、上梁文、祭文、铭箴、赞颂、辞赋、诗章、序、记、拾遗。由此可见其大体上是按照《大明一统志》类例所分，但是根据徽州府的特点，在其下又细致的进行划分，涉及全面，足以考一郡邑之迹。

三、对《大明一统志》的评价

（一）对《大明一统志》的批评

《大明一统志》成书以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大体来说明人对其评价要高于清人对其的评价。这是受到了明清两代的学术风气的影响。明代学者崇尚理学，善于空谈义理，而清代学者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注重考据。所以清人对他的评价集中在其资料的舛谬错讹方面。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大明一统志》：“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抵牾，疏谬尤甚。如以唐临洵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为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在永平境内。”②［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819.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并重新考证了八条材料来指正《大明一统志》的舛谬错讹。现举两条为例：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洵县地”。今考两《汉书》，并无临洵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洵县。贞观元年，省临洵。”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析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洵，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③［清］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43.

《一统志》中记载三河属于汉代临洵县。顾炎武考证于《汉书》，其中并无临洵县，再考《唐书·地理志》发现临洵和三河，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洵，后分为三河，皆从唐朝开始，并非为汉代。

《一统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西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乙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一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一下十帝於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后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方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曰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又蹟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①［清］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43.

顾炎武是在考证之下得出的结论，其难免受到考证的禁锢。余嘉锡先生对《大明一统志》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大明一统志》中的舛错，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论述到：

日知录卷三十一摘大明一统志之舛谬凡数条，其末一条云：王文公虔州学记云：‘虔州江南，地最广，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以广字绝为一句，谷字绝为一句，阻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广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於九丘之书，直可为千古笑端矣。凡顾氏之所指摘，大抵皆当，此条所言，亦未尝不深中其病。然考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二赣州风俗形胜条下引王安石虔州学记云：‘虔於江南，地最广大，山长谷荒，交广闽粤，道所出入。’於荒翳险阻句，截去下三字，是亦以‘山长谷荒’为一句矣。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赣州风俗条下亦摘‘山长谷荒’四字为标题，注曰：‘王介甫虔州学记，虔於江南地最广大云云，交广闽粤，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是则句读之误，始于王象之，而祝穆因之，明一统志又因之，惟失在不覆检原书耳。以此归罪纂修诸臣，彼有辞矣。夫王象之、祝穆皆非不通句读者，而不免有此失，盖撰者既富，卷帙繁多，检阅之偶疏，抄录之小误，事所恒有，后人读其书，觉其疏谬，从而纠正之足矣，不必深文曲诋也。②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346.

余嘉锡的意思是《大明一统志》的错误并不都出于纂修者的水平低下，而是抄录了前人的错误且没有进行纠正，对于《大明一统志》这样卷数多的书来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该过于苛责。

（二）对《大明一统志》的肯定

1.强调了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

《大明一统志》的编修是在国家统一之后进行的，一方面统治者希望通过编修全国性的总志这项活动来了解全国的情况，可以达到不出户就可以知天下，以便于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一统志的编修，作为一项全国性的重要学术活动，具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他推动了全国性地方志的编修，使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总之，《大明一统志》的撰修强调了天下统一的政治理念。正如《大明一统志图序》中记载：“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季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使司……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於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於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於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墓，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徴云。”③［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天顺五年版（1461）.该序文强调了明朝统治下的疆域幅员辽阔，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并将边陲、四夷之地也纳入其中，天下之广了然于心，如此盛世足以垂之万世。

2.补《元大一统志》

《大明一统志》里面还保存了许多《元大一统志》的内容。现今流传的两部《元大一统志》。一部是金毓黻辑残本十五卷，辑本四卷；一部是赵万里《元一统志》辑本十卷。这两位先生都从《大明一统志》中辑出了《大元一统志》的内容。《大元大一统志存文研究》一文中就说明了“金毓黻先生还从其他书籍，包括《大明一统志》《辽东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延安府志》中收集佚文，得辑本四卷”“赵万里先生辑本的来源比较全面，除了近年内阁大库所出的刻本残卷、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抄本……另外还从《永乐大典》《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书籍中辑出佚文，成十卷本”。①庞蔚.大元大一统志存文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6.由此可见，《大明一统志》为辑佚《大元一统志》提供了资料。

3.丰富的史料价值

《大明一统志》记录了明代的疆域建置沿革、风俗人物、物产资源，名山大川等等，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对于了解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大明一统志》对各府州粮食数量的记载可以考察明代的经济情况，对各府及其下属县编户的记载可以考察明代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公署的记载可以考察明代对疆域的治理以及对边患的防治情况。

同时《大明一统志》与《寰宇通志》比较，虽然二者在内容上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材料的取舍利用方面不尽相同，这也可以作为材料的互相补充之用。例如《寰宇通志·松江府》之下有二县，为华亭县和上海县。其中对华亭县的记载为：“附郭以地有华亭谷而名，余见府沿革。”②郑振铎.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0：5260.《大明一统志·松江府》下华亭县记载：“附郭，秦汉为娄县地，汉末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之名始见。唐为崑山、嘉兴、海盐三县地，天宝间割置华亭县。宋元仍旧。本朝因之，编户百二十里。”③［明］李贤.大明一统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天顺五年版（1461）.

由此可见，《大明一统志》对华亭县的记载较之《寰宇通志》详细，将历代沿革的情况叙述的清楚，弥补了《寰宇通志》的不足。《寰宇通志·松江府》对形胜的记载比《大明一统志·松江府》要详细，“负海枕江。小字注解‘宋魏了翁学记，其地负海枕江，平畴沃野，生民之资用饶衍’。府称泽国以九峰胜。小字注解‘旧志府称泽国，地无崇山峻岭而特以九峰胜’”。④郑振铎.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0：5260.《大明一统志·松江府》形胜下记载：“负海松江平畴沃野。小字注解‘宋魏了翁学记’。佩带江湖南濒大海。小字注解‘宋唐询华亭十咏诗序’。府称泽国以九峰胜。小字注解‘旧志’。濒海重地。小字注解‘元史沙全传’。⑤郑振铎.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0：5260.《大明一统志·松江府》对形胜的记载中虽然没有引用全句，但是补充了两条关于形胜的记载，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可以与《寰宇通志》互为补充。

4.地理视野的扩大

《大明一统志》外夷卷记载了“朝鲜国、女直、日本国、琉球国、西番、哈密、火州、别失八里、撒马儿罕、哈烈、于甸、沙州卫、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安南国、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真腊国、满刺加国、古麻刺国、拂林国、三佛斋国、字泥国、苏门答腊国、苏禄国、彭亨国、西洋古里国、顼里国、榜葛刺国、天方国、默德那国、古里班卒国、锡兰山国、白葛达国、百花国、娑罗国、吕宋国、合猫里国、碟里国、打回国、日罗夏治国、柯枝国、阿鲁国、甘巴里国、忽鲁谟斯国、忽鲁勿恩国、麻林国、沼纳扑儿国、加异勒国、祖法儿国、溜山国、阿哇国、鞑靼、兀良哈”⑥郑振铎.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0：5260.58个外夷国和少数民族。这反映了明初郑和下西洋之后，明人视野的扩大，人们的眼光不单局限于本土还能够放眼于世界。由于资料的限制，对有些国家的描述详细，有些国家的描述则简略。例如对占城国的描述有沿革、风俗、山川、土产，其中对沿革和风俗的叙述篇幅较大。而像苏门答腊、苏禄国、锡兰山等国沿革均无可考，其后或有风俗的记载，或有土产的记载，并且仅寥寥数语。但是不管是详细或简略的记载，都能使人们开阔视野，这份影响是巨大的。

四、结语

通过对《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的几点思考，我们进一步了解《大明一统志》的价值，它的纂修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一套完备的标准，使得地方志的修纂更加便捷，而它强调一统的编纂理念无不显示着明朝人对领土的无限热爱和自豪，其丰富的史料价值及其开阔的地理视野，也让我们了解到明人的“与时俱进”与“走向世界”的观念，这也恰恰说明了日本对《大明一统志》这部志书的收藏及重视的原因。因此，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更应该加以研究和利用，不要让其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