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丽江藏传佛教及寺院管理探讨（外一篇）

许存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代表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纳西族以“小民族大文化”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向人类奉献了三个“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迹文献），这是纳西族创造的一个文化传奇。

宗教文化是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纳西族不但创立了以“祖先崇拜，万物有灵”为内核的东巴教，确立了本民族博大精深的信仰，而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有容乃大的雅量，形成了“兼容并蓄”“信而不笃”的宗教文化观，从而使纳西族聚居地成为多种宗教的交汇之地，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藏传佛教。

由于地理及历史等诸多原因，再加上都是古羌人的后裔，纳西文化和藏文化关系密切。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留下纳、藏、白是三兄弟的记载，纳藏关系源远流长，纳藏友好千秋万代。从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在滇西北先后修建了噶玛噶举派寺庙十三座，因都在当时“丽江府”的行政区域，且十三大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内在联系，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被称为“丽江十三大寺”。

由于纳西文化具有很多“普世价值”和“世界意义”，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纳西文化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纳西学”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但对纳西族地区藏传佛教的系统研究却显得不足。藏传佛教是云南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大分支是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它源于印度，成于西藏，传入纳西族聚居地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充实，成为一种独具纳西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其内涵丰富多彩，其影响不言而喻。目前，虽然十三大寺大多已修复，但是，我们修复的仅仅只是它的“躯体”。而它的“血脉”和“灵魂”才是最有价值的，因此，如果对其内涵不及时加以保护、挖掘、抢救、整理和进行研究，将会出现变异、流失甚至会消亡，成为历史的遗憾！因此，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

佛教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乔达摩 ·悉达多，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为探索人生的解脱之道而出家，其为众生说法传法，最终佛教在古印度形成。然后向周边地区传播，约在公元前2世纪沿着古丝绸之路从新疆传到中原，不断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佛教深入到民间。8世纪后，佛教开始在西藏地区传播，形成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历史（即喇嘛吃肉）发展成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传入丽江的时间，据文史资料载文：噶玛噶举派二世活佛喀央旺波（1350—1405）其再传弟子支梅巴受邀担任阿德法师，证实了藏传佛教传入丽江的时间约为十四世纪。

一、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影响和特色

明代，木氏土司依靠明王朝恩宠称雄于滇西北藏东南、康西南一带，木氏土司分封地盘置其子女于各大小官邸庄园管理，木氏土司为了以教固政，以教安民，随俗施政，随俗施化以其教治其民，使民心归顺而于清康熙年间在丽域广建十三大喇嘛寺院，乾隆鼎盛时期僧侣多达两千人，成为丽江信奉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群体。

在近300年的时间中，丽江的喇嘛寺院在当地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的和当地重大历史（如土司木懿在藏区强制不准信奉黄教）事件有关；有的和历史上著名人物（如几大法王云集丽江，木氏与法王历史渊源）相联系。这些寺院就是历史文物，也可以说是文物宝库，它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宗教文物遗存，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功能。同时也反映了近300年来丽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状况，为后人了解研究丽江形成与发展提供历史轨迹，展示丽江三大遗产精华集萃中的一大亮点。从丽江喇嘛教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透视宗教文化，了解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过程，也就成了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纳西族喇嘛高僧

丽江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大活佛的风水宝地。三宝法王夹叉，生于丽江阀阅世家的郭氏家庭。北京图书馆馆藏《丽江兴化寺督噶呼图克图历史应化事略》载，“生于康熙末年，父郭公，湖北人，知丽江县事，遂家亦田宅丰富，信佛法，好布施，捐助寺庙田产甚多，生五子，长者生时即有神异，常于室中太阳射入之光线上或骑或坐或以衣巾悬挂之，亦不坠落，合家异之，长者即三宝法王夹叉仁波，及六岁时为大宝法王接至其寺修学……”北京图书馆的西藏手抄本《西藏喇嘛事例》的噶玛噶举派（白教）楚布寺曹杰活佛（三宝法王）世系中记载，“八辈（第八世）曲摆桑波在云南丽江出世，至55岁圆寂。”

清王菘著《道光云南志抄边裔志下西藏载记》曰，丽江贡生郭维炯之叔父生元，郭之逢之子，言三宝法王转世，此皆乾隆时事。光绪《丽江府志·人物志下》346页载，“三宝喇嘛夹叉，丽江郭氏子，选拔维炯之叔父，年十二，其徒来迟，亦能前知，又传幼时嬉戏，能骑日影。”载文中的曹杰曲摆桑波、夹叉，所指实为同一人。三宝法王夹叉对噶玛噶举派发展因有巨大贡献而载入史册。他随大宝法王回到丽江，也先后到丽江及周边各大寺传经布道，在广大藏区藏传佛教中有崇高威望和影响。1516年，八世三宝法王夹叉在拉萨楚布寺协热殿圆寂，世寿55岁，木氏土司为怀念、感谢他在绛域弘扬佛法无量功德，当七七四十九天超度法会结束，送与会上千僧侣每位黄金一钱，送大寺铜30驮、黄金500两、茶叶10驮作为塑三宝法王佛像、灵塔之用。

巨甸兴化寺第四世纳西族活佛楚吉扎巴是三宝法王的胞弟，曾担任过尼泊尔国王、不丹国王的老师。

郭大喇嘛也是位传奇人物，据88岁的罗品喇嘛讲：“我随侍郭大喇嘛16年，郭受蒋中正召见时我在场。1949年，重庆严重干旱，禾苗干枯，受军界要员引荐，蒋令郭大喇嘛施展法力求雨，经郭施展法力，大雨倾盆而下，旱象解除，而受到蒋中正委员长召见，赐以‘督噶呼图克图上师’封号，并赐黄铜印章一枚。”

木大喇嘛生于同治十年（1871），6岁经十四世大宝法王登却多吉认定为指云寺十四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光绪十年（1884）参加十五世大宝法王喀昌多杰坐床典礼。因其佛学经典和汉文修养好，深受大宝法王器重，选为大宝法王经师，协助处理僧俗事务9年。因当时八邦寺转世灵童尚幼，大宝法王特派第十五世东宝·仲巴前往代理四宝法王职务，任掌教5年。时至今日，八邦寺仍留有东宝·仲巴活佛第二位法座。民国元年，藏东南、康区领主头人进行武装暴乱，国民政府指令云南都督府总参谋长殷承献为西征司令，率部经丽江入藏清剿。时任全国佛协名誉主席的虚云和尚不忍征讨殃及无辜，说服殷司令屯兵大理，虚云亲往丽江恳请在滇、川、藏享有崇高威望的木大喇嘛为“宣慰大法师”随军进藏宣慰。在木大喇嘛的德行感召下，藏东南一带及康区领主头人向风归顺，臣服中央政府，藏区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木大喇嘛因此被国民政府授予五星文虎章，并委任为丽、维、中、永及藏边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两教“宣慰大法师”，云南都督唐继尧赠“热忱爱国”匾额。被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云南丽、维分部副会长。1914年木大喇嘛56寿辰，第十五世噶玛巴大宝法王喀恰多杰赐予“东宝南卡甲初”寿幛，意为宇宙与大海无量光明。

普济寺的圣露活佛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四日出生于白马里金龙村书香世家。7岁经大宝法王认定为活佛，迎请至普济寺行坐床典礼，16岁赴青海从师于果度法师，习修6年，旋助四宝法王第十一世旺丘登波登位。22岁到楚布寺大宝法王处，蒙大灌顶，赴拉萨大会，两年后晋升“格西”，旋晋为“呼图克图”。时值大宝法王第十五世喀哈多杰求法于果度法师，圣露与法王同受无上密法3年，德行皆优，深得大宝法王器重，被挽留在寺长达20年，其间还结识了九世班禅。1930年任十三大寺佛协会长，1933年协同西康党委特派员、边防总司令格桑泽仁赴康区宣慰平叛，1935年受省政府及佛协特邀到昆明主持水陆道场，宣讲救国经、爱国经，深受政府、僧俗各界的敬重。1937年，国民政府电邀九世班禅到南京共商国事，班禅有病特电南京由圣露活佛为全权代表。1941年任蒙、回、藏慰问团副首席代表。圣露1941年在重庆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召见，授予“普善法师·呼图克图”名号，并铸印颁给，还由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令和册文，林森还亲笔写“灵宇慈云”4个大字相赠，高悬于普济寺。

第十六世张大喇嘛，1930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丽江古城名门望族张大老爷家，经大宝、四宝二位法王认定为第十五世木大喇嘛的转世灵童，法名东宝·南考甲初罗珠饶生，7岁出家，由兴化寺郭大喇嘛为之举行剃度礼、沙弥戒，示已入佛门。拜名师若崩及高僧圣露为师，经12年佛学习修，具备了入藏八邦寺受比丘戒条件。1948年夏末，由随侍喇嘛、家父、胞弟陪同到八邦寺受比丘戒，依四宝法王习修，获得密乘六续部的灌顶传承，以及《那若六法》《大手印》等无上瑜迦部的灌顶教授。时逢政权更替，1950年1月14日，甘孜县旧政权宣布起义，获得解放。因社会动乱，张大喇嘛在八邦寺失去了静修环境，于1952年历尽艰辛回到丽江指云寺，于1962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圆寂。

（二）纳西喇嘛教的特色

（1）护国爱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分裂；

（2）教不参政，宗教活动在当地官府（政府）指导下开展；

（3）遵守法规，无任何特权，一切诉讼纠纷案件通过当地政府调处；

（4）纳西喇嘛高僧多，如雍正、乾隆年间及清初、民国年间高僧云集丽江；

（5）得到当地土司和流官支持，每当寺院建成，都留下了历任知府撰写的匾额、楹联；

（6）寺院成为当地文化名人的交流中心，成为历任官员、文化名人研习汉文化和交往聚会的重要场所；

（7）与其他宗教兼容并蓄，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8）喇嘛僧侣参加生产劳动。有灵照寺靠僧侣劳作，基本能自给自足的佐证；

（9）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胆进行宗教制度改革；

（10）纳西喇嘛在藏传佛教噶举派中有崇高威望，即出家入寺准戴都巴帽；

（11）寺院对外开放，僧侣户可接待外人食宿，成为休闲、读书的好去处；

（12）寺院纯属民间宗教团体组织，除活佛外，寺院之间无隶属关系，佛事活动各有自己特色；

（13）寺院建筑独具纳西民族特色；

（14）寺院之间长期和谐相处，从未出现过寺与寺之间或寺院与俗家械斗；

（15）身兼两职，第十五世木大喇嘛和第七世督噶趣金尼玛活佛，既是噶玛噶举派（白教）活佛，又担任格鲁派（黄教）活佛；

（16）丽江郭氏一门4活佛，普济村一门3代人出3活佛，30来户的普济村，先后出9位活佛，这在全民信教的藏区也无先例。

（17）作为一个公民，一旦国家需要，能挺身而出；

（18）注重汉藏文化交流。2007年东宝·仲巴活佛到深圳接法于禅宗泰斗本焕长老，正式成为汉传佛教禅门临济宗的传人；

（19）虽然历史上只有南僧北朝一说，但在2004年，西藏自治区曾组织行政领导和高僧也到指云寺朝拜，并且盛况空前，也说明了丽江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二、藏传佛教的可持续发展观

喇嘛寺院的这种文明有其颇深的生命力和魅力，特别是其悠久的历史，惊心动魄的人物传记，别具风格的道场胜迹，神秘的修炼传承方式，灿烂的艺术，珍贵的文物典籍，令人心驰神往，吸引着无数寻秘探胜者的目光。但不只是广建寺院、佛像，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作用，彰显其内涵。为此，笔者认为，为保持丽江藏传佛教的可持续性发展，特提出如下粗浅建议：

一要大力倡导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反对分裂，服从服务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把寺院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引导和促进丽江喇嘛教坚定不移地走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道路，成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对外交流的基地。

二要树立法制理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把法制精神融入到信仰，信仰实践和宗教生活中去，提高宗教工作法制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行为，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党的政策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法制观念。宗教的一切规矩必须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应在法制轨道上推进佛教事业。

三要高度重视道风建设。坚持正知正见，正信正行，树立佛教清净庄严的良好形象。

四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阐发佛教中应时益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涵养，为维护公序良俗，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助力。学佛学什么？就是要学佛的大爱和无私。

五要加强爱国爱教人才培养。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中的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宗教界爱国力量，注重佛教历史文化研究和发掘，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民主，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分派到各寺院担任寺管会主任，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

六是执行宗教政策要准确。能入其微，成为心钥，方可行远而获实效，且以制弘其长、以制戒其弊、以制扬其利、以制除其害。

七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和拓展佛教对外交流的内涵。

八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都要依法打击，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三、结束语

目前，在丽江有些具有纳西民族特色的喇嘛教和寺院建筑正在消失（如指云寺寺院建筑），有的寺庙建筑则处于恢复改变过程之中，但有些不够规范，对寺院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因此，促进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引导佛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这也就是要延续纳西族宗教文化的文明记忆，牢牢地守住纳西族藏传佛教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的民族责任，同时也是弘扬传承本土文化的需要。

师徒同心不忘初心——喜饶朗达与第十七世东宝活佛小记

一、喜饶朗达其人

纳西老人李渭贤，法名喜饶朗达（1916-2009），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办事处束河居委会松园村人。因家境贫寒，其父只能携妻带儿背井离乡到金沙江边上桥头金庄村租种田地，重操旧业做皮革加工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不幸祸从天降，年仅42岁的父亲急病去世，靠母亲一人抚养三个小孩难以为生，恰逢带点远亲的文峰寺东宗喇嘛到塔城招徒返回途经金庄，得知喜饶朗达父亲病故，生活拮据而收留了年仅10岁的他，领回文峰寺，让他拜独巴乐都为师，赐法名喜饶朗达。并请普济寺高僧圣露活佛执举沙弥戒剃度礼仪。在寺习修藏文、佛经，不久，送到文峰、普济、玉峰三寺喇嘛小学攻读汉文至县立小学僧众班毕业，考取第二名。1936年朗达21岁，乐都师父送他到噶举派母寺德格八邦寺受比丘戒，以取格陇学位。只因家境贫寒，无力自筹旅费，由丽江高官习自诚（县长）、习自强（中将），富商李达三等给予资助，曾于1936年至1938年三进甘孜德格八拜寺。第一次在梅里雪山被匪徒抢光而赤身裸衣回寺；第二次在德钦县阿东纳坤山被匪徒袭击，活佛等八人毙命，朗达被一抢几乎致命；第三次到八拜寺，第十一世四宝法王奔玛堆育旺秋被这位千里迢迢受戒的纳西喇嘛虔诚弟子所感动，而指示管家给大洋100元及衣物，大洋又被管家折半，处心苛刻轻视，不让朗达进佛殿半步，寺内苦差都派他去做，直到近40日受比丘戒无望，而自动离寺沿途乞讨，借债返回到文峰寺。没有取得格陇学位。

1941年春，普济寺圣露活佛在重庆圆寂，这一消息在《中央日报》登出，林森主席指示为圣露厚葬。恰逢西康省富商格桑泽仁在普济寺疗养，并参加了葬礼，同时又有地方官员习自诚、杨石如，富商李达三、赖敬庵等也参加葬礼。后在一起闲聊，格桑泽仁说：“圣露圆寂，震动了中央大员，可他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今后的丽江会成为信善人常来的地方，而今天丽江喇嘛，说喇嘛不像喇嘛，说和尚不像和尚，素质低下，若这般延续下去，我们对不住他的弟子，我想在五大寺喇嘛中挑选一批优秀喇嘛到巴塘寺培养深造，5年不行读到10年，最后达到能写、会讲、会解释经文，这批喇嘛费用由我支付。”李达三接着说：“这批喇嘛培养费用由我负责支付。”在场的习自诚县长高兴地说：“感谢达三先生的支持，指派年青喇嘛学经事宜由我负责通知各大寺办理。”在文峰寺选送的两个喇嘛中，朗达为其中之一。朗达在巴塘习经，实修显密宗8年，得到松露大师的关爱宠信，智慧指点，到最后松露大师向众僧宣布纳西喇嘛喜饶朗达能勤学苦练，佛学造诣高，修持有较高悟境，大家应称为喇嘛了。从此，朗达取得格陇学位。1941年普日寺兆觉活佛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要召见圣露，须一翻译，特聘朗达当翻译，随圣露到重庆受到林森接见，并随圣露在重庆弘法。

二、喜饶朗达再续丽江佛缘

1948年，谣传丽江已被共军占领家园被毁，喜饶朗达思乡心切而返回丽江文峰寺才知这是谣言。回到丽江后，他发现原高小同学有的加入了地下党，有的还当了领导，经同学教育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穷苦百姓，于是申请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丽江成立民主喇嘛联合会，喜饶朗达担任丽江五大寺总会副主席，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分会主席。1951年由丽江专区保送到省民族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后调县民政科。1954年调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任翻译后，留京在民族出版社工作至离休。

1994年喜饶朗达上师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几经周折，历尽艰险，取得释迦牟尼佛生前足印复制品及十世班禅大师、十六世大宝法王、十二世四宝法王白玛顿约等赠赐灵物数十件，托请民族出版社杨时铎及我转送文峰寺供奉。12月20日行宗教法会见喇嘛僧念经，连必备的锣、钵均无，对此我托请友人从杭州市购回，与杨时铎携我孙子许慎敬奉。看到朗达在百废待兴期间，一心从事佛教弘法利生事业深受感动，但只知其人不见其面而深感遗憾。自从有幸在老友家见到我仰慕已久的朗达上师，相见恨晚，我俩成为忘年之交。他向我讲述了一生经历、磨难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人生。他说话没有漂亮辞藻，没有一点大学者派头，平平实实。每次与他相处，待人诚恳，善解人意，是一位我心中爱戴和尊敬的前辈。

离休前他本着“利益众生”和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从未间断过修持佛法，他心性的修行已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面对苦乐，他总是心平静气，无限欢喜。他的心境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当下的净土”。他超凡脱俗的心量总给身边的人以喜悦。原士满寺犹存八世四宝法王趣金迥，乃乾隆年间赠赐“至宝乐园”梵文匾额，我以匾额“至宝乐园”为题在《丽江日报周末版》刊登,引起他老人家重视，进而有时投宿到士满寺，有幸与他朝夕相处，聆听教诲，探讨有关丽江藏传佛教课题。同时有缘迎请到第十七世东宝·仲巴活佛到我山庄留宿，共同探讨丽江藏传佛教课题。朗达还为我书写士满寺藏、汉文简介，并为该寺命名，提出对外宣传设想，并嘱咐我说：丽江藏传佛教是纳西族珍贵文史资料，要作文字记载下传，否则会失传、遗忘。写文叙事要如实、准确，希望我通过文字将这些珍贵本土历史文化留传给后人。上师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与其相谈总是会得到教益。而在食宿生活上他从不挑拣，有什么吃什么。喜饶郎达本来可在北京安享晚年，当他得知已寻访到十六世东宝·仲巴活佛转世灵童这一喜讯，不顾年过八旬，毅然回到丽江为政府认证，为迎请第十七世东宝·仲巴活佛回丽江四处呼吁，极力促进成十七世活佛回到丽江主持教务。

由于喜饶朗达10岁出家到文峰寺攻读藏文佛经、汉文至21岁，又到康区习修佛经8年，而1954年后又长期在北京工作40余年到离休，其经历丰富，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文化名人，于是我和知名作家木丽春到士满庄园与朗达一道专门整理过朗达生平及经历，并在《丽江日报》和《玉龙文史》上发表后也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关注。

三、第十七东宝·仲巴活佛获认证

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拜波寺有一位喇嘛高僧，法名八图，得知第十六世东宝·仲巴活佛圆寂，为东宝活佛祈祷，祈请他早日转世，度化众生，并请求十六世大宝法王，在正视中观察十六世东宝·仲巴何时转世，转世到何地。1970年的一天，大宝法王召见八图喇嘛说：“第十六世东宝·仲巴活佛已转世到康区南部崇山峻岭中的一处两条河交汇的地方，他家住房后面是高山，屋前有一株柏树。地名前有一个藏文呷字。”八图喇嘛得知十六世东宝·仲巴已转世，只因当时处于“文革”浩劫时期，转世活佛寻访只得搁置。1991年德格八拜寺，红帽系第十一世四宝法王大司徒白玛顿约回国住寺百日期间，司徒接见了泽里旺杰，并把他认定为东宝·仲巴十六世活佛转世，赐法名“仲巴噶玛·赤列·衮乔第十三世”。三宝法王嘉曹泰锡度在印度接见泽里旺杰后，他也认证泽里旺杰是第十六世东宝·仲巴转世。三位法王按噶举派活佛转世的教规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并正式确认白玛塔清为第十七世东宝·仲巴活佛。三位法王颁发认证书，还加盖印章。1995年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乌金赤列多杰应丽江宗教部门、僧俗信善人等请求，经再次严格审查，下文确定泽里旺杰为第十六世东宝·仲宝活佛罗珠饶生转世，赐法名噶玛德列出登宁杰白桑布，并颁发认证书。

1999年，四川省甘孜州民宗局正式批准仲巴活佛为稻城县拜波、卓杰二寺第一序位活佛，为两寺住持。经迪庆州、甘孜州政协、统战、民宗等部门的共同努力，同年6月在甘孜州稻城县的拜波，卓杰两寺正式为东宝·仲巴活佛举行了隆重的座床仪式。卓杰寺和拜波寺在“文革”时被毁，在原址重建寺。东宝·仲巴活佛驻锡卓杰拜波寺期间，筹措资金数百万元进行了修复，并完善了寺院的修法传统和管理措施，并任命格里喇嘛为住持。在卓杰寺除供奉藏传佛教神祗外，还供奉很具纳藏民族和谐特色的木天王塑像，修造一座十六世东宝·仲巴活佛金银造舍利塔：高3.3米，重两吨多、塔外表用400公斤白银包裹，镶嵌黄金两公斤，数百多粒珊瑚、绿松石等珍宝。在卓杰寺旁建五明佛学院，聘高僧授课，招收各喇嘛寺不分教派学员在院习修。

四、迎接第十七世东宝 ·仲巴活佛到丽江主持教务

喜饶朗达不辞辛劳在北京、昆明等地经过积极努力和四处呼吁，也受到丽江党政领导和文化名人的重视与支持，终于在2002年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丽江地、县委统战部与政府宗教部门迎接第十七世东宝·仲宝活佛到丽主持教务，朗达上师多年难以释怀的心愿得以实现。

2002年8月在丽江县拉市乡指云寺举行迎请庆典，当地百姓穿着节日盛装，自备午餐，人潮如海，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迎请大会。当天还有来自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的僧俗信众数百人也提前赶到搭好帐篷，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丽江近百位已还俗和数十位出家喇嘛及甘孜、迪庆法王、活佛及数百位喇嘛仪仗队长长地排开，站立于道路两旁。应喜饶朗达特邀，我的20多位老友也加入了队列，会场周围各色风马旗迎风招展，将场面装点得绚丽多彩，香烟缭绕，沁人心脾，鼓号齐鸣。当十七世东宝·仲巴活佛伴随金黄宝伞出现在翘首期待多时的人群面前时，威武雄壮的法乐顿时响彻云霄，信善人等都亲眼目睹了活佛的慈祥面容。会上，丽江县民宗局领导致词，接着喜饶朗达上师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此事标志着历经数十年衰败之后濒临绝境的丽江藏传佛文化得到复苏，使我们丽江有了一个顺天应时不改，名正言顺传播藏传佛教文化的真谛使者，也标志着经口耳相传，密法奥义为特征的噶举派法脉持有者，几经周折终于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园满地继承了濒临失传的噶玛噶举派在丽江殊胜传承。这一盛事实况，全系党委、政府有勇有谋，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是不懈努力的结果。随后，21位信女手捧法衣法器等依次向活佛敬献。

僧侣们列队将仲巴活佛迎接到指云寺大殿，献上身口意曼达，还有如云的供养、来自友邻地区的活佛、僧侣向仲宝活佛祝福，祈祷佛法常住，国泰民安。一路上喇嘛僧侣、信善人等“噶玛巴启诺”诵经声不绝于耳。

最后，东宝·仲巴活佛带领数百位僧侣在指云寺大殿念诵《大藏经》祈祷世界和平、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庄严恢宏的诵经声，让听众深受感动。

当天中午，有幸在活佛院应朗达上师之邀与仲巴活佛交谈。活佛说，佛门弟子首先要爱国爱教，只有国家富强，佛教才能繁荣昌盛，入寺僧侣必须戒律清净、精静修行；俗家弟子在家应该是好儿女，好夫妻、好父母；国家干部应恪尽职守为国为民，才是一位好干部，然后才能做好一个佛教徒。我在丽江各个寺院要加强培养一批爱国爱教的藏传佛教人才，不断巩固和发展宗教爱国力量，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对于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宝·仲巴活佛也这样做了，短短几年，他就培养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洛桑、格里、恭桑、阿丘、银巴五位金刚上师到各寺院担任住持。

当我问活佛关于丽江寺院今后的计划，他说，今天我能回到我的母寺，十分喜悦，我要感谢当地党委政府，信善人等和各族群众给了我这一机会，同时也深感自己身负重任，我作为活佛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我不迷信，更不信鬼神，是一个有形有声，有爱有善的人，只不过内心世界放入了“普渡众生”理念而已，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要使自己崇高。我应该为激发信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把他们同不信教群众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下，为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起积极作用。

东宝·仲巴活佛还说，要对寺院僧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依法对寺院进行管理。来到丽江之初，当他看到丽江八大寺只有五、六个纳西小喇嘛，连翁堆活佛也是从乡城县红教寺院聘邀来丽住持，有寺无僧。对此，他又特聘在丽江宗教界影响较大的文化名人、离休干部喜饶朗达出面召集还俗喇嘛，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解除思想顾虑。有几位愿二次出家，但为数很少，后来他从曾经主持的四川甘孜著杰、拜波二寺动员数十位喇嘛分别派到各大寺，然后再招收纳西小喇嘛24人分派到各寺，并培养出了一批纳西族喇嘛。从此，东宝·仲巴活佛对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噶玛噶举十三大寺及尼玛大寺进行了严格管理，还创建了都巴静修堂闭关中心。特别是东宝·仲巴活佛凭其高深的佛学造诣在丽江开创了“讲修”教法之先河，使得丽江独具纳西特色的藏传佛教有了复兴之势，开始步入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