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历史形象建构的史实辨正

文 / 田瑞文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历史形象。这一历史形象在经过《汉书》的进一步建构后，遂成不刊之论。然而这一历史形象的建构中，对部分史料的使用却有不尽合史实之处。为了更好地理解司马迁的历史形象，尚须对之进行辨正。

一、司马迁历史形象的自我建构

司马迁有着自觉的建构自我历史形象的意识。司马迁的一生以宫刑为界，前期职位为太史令，后期职位为中书令。司马迁在写作《太史公自序》时，其身份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1]2725，但他在《自序》中对此职位却只字未提。与之不同的是，他详细地记述了父亲与自己任职太史令的情况。司马迁之所以区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的职位，是因为中书令虽“尊宠任职”，但却有违时人“君子不近刑人”的观念，而太史令则被马迁父子理解为是周之太史的汉代传承，强调了这一职位包含的“论著”职责，从而为太史令进行《史记》写作找到了历史依据[2]。司马迁对世俗层面中书令职位的有意回避，对文化层面太史令职位的刻意凸显，表明了司马迁想要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史官形象。

司马迁是以发愤著书为中心来建构自我历史形象的。他在《自序》中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3]4006。这就已点明宫刑与作史之关系，在《报任安书》中则进一步说明了宫刑之因是“沮贰师”：“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4]2730为了完成“草创未就”的《史记》，他最终做出了“就极刑而无愠色”的选择。这样，司马迁就通过《自序》和《报任安书》二文建构了一个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自我历史形象。为了建构“沮贰师”与宫刑之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叙述中，一方面凸显武帝与李广利的裙带关系，“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另一方面着力刻画李广利才能平庸的形象，集中书写李广利带兵“士不过什一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物故众”等不善带兵之事[5]3853-3857。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叙述，给人一种武帝因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的印象。这一叙事就建构了“沮贰师”说内在坚实的逻辑关系：武帝偏袒李广利而罪责司马迁，致其宫刑，从而使“沮贰师”说令人深信不疑，则其发愤著书的历史形象也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汉书》中，班固继续沿着“沮贰师—宫刑—发愤著书”的逻辑，进一步建构了司马迁充满悲剧意蕴的历史形象。

二、《汉书》对司马迁历史形象的进一步建构

《汉书》进一步加强了对“沮贰师”与宫刑之关系的论述。《汉书》通过章节的刻意安排，凸显了李广利与司马迁宫刑的关系。《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迁传》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上半部分是约《太史公自序》而来，下半部是迻录《报任安书》。显然将《李广利传》置于《迁传》前，就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报任安书》中的“沮贰师”说。《迁传》赞语中说：“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既陷极刑，幽而发愤”是班固对《报任安书》主要内容的概括，其中“幽而发愤”是对书信中所言“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一语更为精炼的描述。在解释司马迁宫刑之悲时，班固接着说：“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6]2738《毛诗序》曰：“《巷伯》……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7]896显然，班固引“《小雅》巷伯之伦”是有所比类的，即司马迁的宫刑也是谗人当道所致，而这个谗人是谁呢？从“书亦信矣”一语看，这个谗人无疑即是《报任安书》中所言的贰师李广利。而“书亦信矣”一语的肯定，则将当事人司马迁的自述视同为客观事实，从而将《报任安书》的性质从带有主观情感的私人书信转为客观叙述的历史材料。进一步增强了“沮贰师”为宫刑之因的真实可信性。

为了进一步坐实“沮贰师”与宫刑之关系，班固继续沿着司马迁的思路，塑造李广利平庸的形象，并加强对武帝与李夫人恩爱关系的叙事。

《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李广利传》都将叙事集中到伐宛四年事上，叙事的基调是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李广利传》主要讲述了李广利所率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到了第二年就“士不过一二”了，其欲回玉门关内，令武帝大怒，“使使遮玉门关”，伐宛后期，兵“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物故众”，即便如此，“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也封其为海西侯，这一叙事显然是要极力呈现李广利不善带兵的无能形象。至于伐宛后的事情，《史记·大宛列传》未曾涉及，而《汉书·李广利传》对此也只是一笔带过：“后十一岁……兵败，降匈奴，为军于所杀。”[8]2704如果说《史记》是受制于“大宛列传”传记主题的限制，没能写下去还情有可原，那么《汉书·李广利传》前详后略的叙事处理就分明是刻意而为，叙事目的显然是要凸显李广利在伐宛中平庸无能的表现，为武帝偏袒李广利而张本。

为了建构武帝偏袒李广利的逻辑链条，班固在《汉书》的叙事中着意书写了李广利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汉书·外戚传·李夫人传》从李夫人以色得幸展开叙事，尤其是“一见”的叙事，通过戏剧化的人物对话，详细地叙述了武帝如何试图与“病笃”中的李夫人做最后一见，以表达他对李夫人的深爱，但李夫人却誓死不见，甚至不惜顶撞天子。李夫人之所以坚持不见，是因为她认为“以色事人者，色变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她的目的显然是想让武帝别因自己的离去而恩绝于李氏。武帝也知道李夫人的这一心思，他甚至放下帝王的身段，央求李夫人：“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但李夫人终未允相见，这令武帝大为伤感，也愈加怀念，怀念的表现是：“及李夫人卒，上以后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为了突出武帝对李夫人的爱恋，《李夫人传》还接着写了武帝招魂李夫人并著录了武帝的《李夫人赋》。班固的这些叙述显然意在强调武帝对李夫人的深厚情感，而武帝越是对李夫人情感深厚，就越能说明李延年、李广利的升官或封侯是本于裙带关系的。《李夫人传》的叙述补齐了武帝因李夫人偏袒李广利从而责罪司马迁的逻辑链条。这一完足的叙述逻辑与司马迁“沮贰师”说正相呼应，《汉书》用“事实”证明了“沮贰师”说的可靠性、真实性，强化了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成《史记》的历史形象。

三、“沮贰师”说史实辨正

“沮贰师”说是司马迁发愤著书历史形象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马、班所叙，都属意于此，并征援史事以为证说。然详而考之，这些史事却与史实多有出入，不尽可信。

首先，作为武帝偏袒李广利之前提的武帝与李夫人之关系，并非如《汉书·李夫人传》所言那样情深意重。李夫人约卒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因李季与宫人乱，李氏即被夷族，武帝对李夫人之情分于此可见一斑；又，《李夫人传》用以表现武、李恩爱的记载多不可靠，其中“一见”、招魂、《李夫人赋》的真实性，颇受学者质疑。宇文所安认为，“一见”是在“班固对李夫人情不自禁地怀有极大的反感”的叙述态度中展开的，尤其是其中所叙李夫人与姊妹的私语更是史官控制文本意义的做法，其目的在于暴露李夫人有意通过控制皇帝的情感来达到她个人的目的。[9]《李夫人传》,载，武帝在央求李夫人做最后一见时说：“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武帝所言的“王及兄弟”指的是李夫人子，后被封为昌邑王的刘髆和她的兄弟李广利、李延年，而李夫人的回答以及与姊妹的对话中，却只言“深托兄弟”，不及其子。如果联系到王夫人临终前以其子刘闳深托武帝事，则李夫人只“托兄弟”就显得极其不合常理。事实上，这还极有可能惹来武帝的反感。对李夫人这种做法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从武帝的“托王及兄弟”到李夫人的“托兄弟”的变化是史官叙事的故意而为。招魂的故事在《史记》中被记载在王夫人身上，所以它的真实性也不是那么可信。康达维认为，《李夫人赋》“完全有可能是经过多位赋家的雕琢与润色”[10]，并非武帝本人亲为之作。对这些史实的考辨，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到，武帝深爱李夫人的历史叙事并不符合史实，而是史官的刻意而为。

其次，李广利被拜为贰师将军并不能说明武帝因爱李夫人而恩及李广利。因为当时正是西域“绝远，非人所乐”之时，故武帝“募吏民无问所从来”，对那些侥幸返回不愿再去者，武帝则故意罗织罪名，“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11]2695。在这种背景下，说武帝因李夫人而恩及李广利实难令人相信。进一步看，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武帝为贰师配置的人马是“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这种乌合之众的军事配置根本看不出武帝是想让李广利立功绝域，果不其然，次年就“士不过什一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李氏被夷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12]2401。由此看来，在武帝和李广利的关系中，李夫人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即便是李延年与武帝之关系，单凭李延年的音乐才华和“与上卧起”[13]3726的亲密关系，就足可获得武帝的赏识，不必再诉求于李夫人的裙带关系。这足以说明，武帝因深爱李夫人而偏袒李广利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再次，真实历史中的李广利并非一个庸将。第一，伐宛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如极弱的军力、对西域地况的不熟、对敌情所知甚少等，不能完全归结为李广利的将才平庸。第二，自伐宛以来十余年间，李广利一直是对宛、匈作战的统帅，天汉二年（公元前99）、天汉四年（公元前97）、征和三年（公元前90）等对匈作战中，李广利都是主帅。天汉四年（公元前97），贰师将六万骑、步兵七万，老将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韩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公孙敖将万骑、步兵三万出雁门[14]3777。从领军数量上可以看出，贰师是绝对主力。其中路博德、韩说、公孙敖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武帝在四人中，独以贰师为帅，显然也是对贰师领军作战能力的肯定。若李广利真是庸将，以武帝的精明和专制也不可能一直重用他。第三，从匈奴的迎战态度看，也是将李广利作为最厉害的对手来看待的。胡巫杀贰师的说辞是：“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15]3777-3781从胡巫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匈奴是把贰师作为汉军的代表来看待的。这足以说明，武帝后期的十余年间贰师将兵对匈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清赵翼认为，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成大功为名将”[16]51，并为武帝朝三大将。李广利的表现配得上这一称誉，其非庸将也昭然自明。马、班认为，李广利靠裙带关系被武帝拜将封侯是与史不合的。

对以上史实的辨正让人清楚地看到，马、班所建构的武帝因偏袒李广利而罪责司马迁、致其宫刑的逻辑关系是不成立的。虽然不能否认，司马迁在想象世界中悲情体验的真实性，但却不应该不加辨析地认为，马、班所言的宫刑之因也是真实可信的。武帝因李夫人偏袒李广利致使司马迁遭受宫刑的传统观点需要重新检讨，以之为逻辑前提建构起来的司马迁的历史形象也需要重新审视。

[1][4][6][8][11][13][14][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田瑞文.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写作[J].上海大学学报,2018(1).

[3][5][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美]宇文所安.“一见”：读《汉书·李夫人传》[C].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M].田晓菲,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0][美]康达维.汉武帝与汉赋及汉代文学的勃兴[J].湖北大学学报,2011(1).

[16]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