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发展历程

孙爱军

(中共蒲城县委党校，陕西 蒲城 7155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正确结论，既有深厚的理论依据，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座新里程碑。

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激化的。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产生，确切的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阶级矛盾、新旧矛盾组成，这些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的状态[2]。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是不同的，认清和找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首次提出

事物被唯物辩证法认为由矛盾构成，而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控制事物的发展。为了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我们要做建设工作、改革工作，而问题就是矛盾。1956年我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广大地区已经完成了私有制改造，并且，确保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这为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也就始于此后党的八大的顺利召开。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顺利召开。大会提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论述，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基本正确的。它把握住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奠定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为新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继承与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后，党积极开展拨乱反正工作，并围绕社会主要矛盾作了充分准备。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变的一个转折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从传统经济转向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提到，“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同时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根本任务作出了很重要的表述：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对社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

十七大告诉我们，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这一论断，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学术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讨论提供了清新剂与定心丸，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把握好主要矛盾，才能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全局变化，才能深刻解决社会重要矛盾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局性的判断，阐明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立足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正确判断和把握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准确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实施符合时代要求、中国国情和实践发展的战略，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成果，让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全面进入小康阶段，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就在于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立足新时代坐标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但收入分配差距还很明显；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与高新技术领域产能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还很突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在社会民生方面，精准脱贫取得巨大成就，但解决整体性区域贫困问题从而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人们总体具备了基本生活物资，但食品安全和物品质量缺乏有力保障；儿童普遍能够享受义务教育，但教育发展仍不均衡，农村义务教育水平亟待提升；老年群体大都并不缺衣少食，但老年人长期照护、精神慰藉、医养服务等养老问题亟待应对；医疗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但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和医患矛盾问题仍然十分突出[5]。上述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不难发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内容广泛，不仅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尊严、民主权利、公平正义等需求。

正是基于新时代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作出了全新的重大判断，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明确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起来后”的矛盾，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种发展的不够充分，在不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驱使下，就会产生和加剧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不平衡，处于发展强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会过多占用发展资源，从而加剧处于发展弱势一端的社会主体产生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催生出各种社会不满和怨恨情绪，甚至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在此之前的近四十年间，党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一直沿用1981年的判断和表述。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新要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正如十九大所指，我国矛盾的主要变化关系到全局变化，为此我党提出了很多新的目标，我们在推荐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兼顾公平，让社会发挥最大的效益以更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6]。

(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全新研判，对于明确党在新时代的目标任务、总体布局、战略规划和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决定着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工作必须符合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矛盾，应该坚持不懈地维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中国走进了新时代，其划时代特征的基本标志在于，中国已经处在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上。而当前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这使得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能够更精准地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对接，必将助推现代化社会建设水平更深地前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是多面向、多领域的深度探索，在有效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程中补短板将成为国家治理向纵深突破和高阶攀升的重要取向，而创新不足、民生痛点、区域差异必将成为国家治理重点突破的核心领域，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指引着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征程的航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引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境界，并为后发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2.

[3]毛泽东著作选读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8.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2.

[5]吕普生.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

[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