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政治领导力”研究

黄 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875)

在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因为其较强的解释能力以及对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成功预测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重视。道义现实主义本身是一种政治决定论，“政治领导力”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因此对于“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的透彻研究有助于我们完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这一概念在其它方面的解释力。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于政治领导力做深入的研究：

一、国家的政治领导力、政府领导力与政治实力具有同一性

阎学通教授认为政治领导力是一国综合国力是否增长以及增长快慢的最重要的变量。政治领导力的作用分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主要是指政府领导能力。阎教授在上述分析中迅速从政治领导力切换到了政府领导力，笔者认为其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政治的研究要素之一，因此政府领导力的内涵及外延应该小于政治领导力。实际上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阎教授要表达的政府领导力与政治领导力是一致的，二者其实都是指国家领导核心对于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调控能力。而政治实力的强弱也主要体现在上述调控能力的大小，因此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政治领导力、政府领导力以及政治实力这三个概念可以说是一致的。

二、从比较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政治领导力

杨光斌教授在《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一书中，从比较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分别是：英美的商人阶层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法德日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以及俄中两国的政党主导下的制度变迁模式，上述三种模式的差异在于制度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不同。换而言之，领导核心在自身无法完成制度变迁时会倾向于与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实力的代表阶层合作，继而造成了制度变迁完成后的不同的政治领导力特点。政治领导力的差异并不仅仅只是由国内政治决定，国际政治对于一国政治领导力的形成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尤其是后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其受之前的已完成制度变迁国家的政治领导力的影响尤为显著。当英美的商人阶层几乎已经垄断了阶级这种资源所带来的红利时，他们首先会对想采取相同的手段完成制度变迁的国家进行干涉，使其不能通过“领导核心+经济实力代表”这一主体来完成制度变迁；其次，阶层在不同国家分布结构也导致仅有少数的最先利用阶层这一主体所具有的红利的国家可以完成制度变迁，剩余的国家的阶层实力单薄且受到来自其它国家的相同阶层挤压导致其没有足够的实力领导该国完成制度变迁。

政治领导力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当阶层或者阶级的路径无法完成制度变迁时，会出现新的竞争者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官僚体系以及政党都是目前出现过的成功的竞争者，将来也不排除有新的形态的竞争者出现。经由阶层这个路径完成制度变迁的国家，其政治领导力具备某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国家对于经济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弱的，或者说不愿意过多的干预经济运行，倾向于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在军事方面，这种类型国家政治领导力会倾向于对别的国家采取更多的军事手段，一方面分散某一阶层占统治地位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扩张攫取更多的利益；而在意识形态及文化方面，自由以及民主的思潮占主流地位。考虑到美国的世界主导国地位，其政治领导力则打上了以商人作为主导的制度形成国家的特点，而这一制度本身的弱点正受到中国这样以政党主导制度变迁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美国这种以商人主导的制度变迁形成的国家因为自身发展以及维护霸权的需要，其对外的政治领导力表现为经济上推广以参与主体一律平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经济观，军事上面的以民主为借口的干涉主义，以及文化上面的对自由主义的各种鼓吹，上述三方面是美国的对外政治领导力的基础，也是美国目前的世界霸权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美国增加盟友与扩大国际支持的重要手段。

法德日的官僚体系和俄中的政党主导的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政治领导力，在某种程度上面具有同一性，两者因为在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已完成制度变迁的英美阶层主导制度变迁的国家挤压，因此需要通过集权以及种种管制从社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才能完成制度变迁。而当这种制度变迁完成后，无论是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抑或是政党体系主导的国家，其在转型过程中因所采取的集权以及种种领域的管制而获利的阶层或集团必然维护其既得利益，因而对于其政治领导力具有反噬的作用，对内表现为经济、军事及文化实力的下降或者是畸形的不均衡发展，对外表现则是盟友的数量和国际支持的减少。

三、中国政治领导力的特殊性

(一)“士”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操作性实力的执行者，其影响将一直持续到中国现代国家的制度运行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士”这个阶层的国家。“士”这个阶层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政治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古代“四民”社会中，“士”是居于首位的阶层。从客观上看，古代中国政治中对于士人的重视，其实是对于政治领导力的重视的一种反映，因为“士”这个阶层客观上起到了用政治调节经济、军事与文化的作用，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实力要素，而“士”这个阶层则是具体的实现这一调控能力的执行者。

“士”作为一种调控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资源性实力要素的执行者，本身是依据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在先贤的论述中往往以“道”来称呼。“道”的运行规律，往往包含了公平、正义以及文明这三个原则。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往往参照上述三个原则来处理对内对外的各种问题，保证了中华文明在清朝之前在世界文明中的领先地位并使其一直没有走上扩张侵略的道路。

我国在完成由政党主导的制度变迁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后，并没有走上德法日以及俄国的侵略扩张之路，与我国传统政治中“士”这一阶层在调控经济、军事及文化实力的作用密不可分。“士人”对于公平、正义及文明的原则的追求是中国政治领导核心的内在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使中国的政治领导力能够跳出阶层主导、官僚体系主导以及政党主导政治的藩篱，一直保持了政治改革能力。

(二)政治领导力的操作性实力地位是在与其它实力的竞争中获得的，其它实力也一直试图获得操作性实力地位，只有中国文明的特质能长久的保持政治领导力的核心地位

实力本身是一种力量。只要是力量，其都具有竞争领导地位的内在属性，军事、文化以及经济实力的掌握者也都时刻试图操控其它三种实力。从长期看，只有政治领导力居于核心地位，综合国力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它三种实力处于核心地位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但在较长时期内必然使综合国力受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实力相对比较容易保持对内对位的独立性，从而满足其它三种实力的增长的需要，协调三者均衡发展；而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实力都很难做到独立发展，其相比较于政治实力更容易受到内外部其它三种实力的影响。

综上所述，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需要相对来说不易受其它实力影响的政治实力作为操控者。从比较政治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政治领导力存在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实力混合而执行操作性实力作用的现象。从我国政治的长远发展来，“士”的传统精神的复苏将使政治领导力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