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宋代士人的登峰与造极

贾冬婷

“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士风”萌出

若论宋代士大夫“先觉”精神的首倡者，当推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士人的座右铭。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语类》中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且不论范仲淹是否完美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或“先忧后乐”，但在他提出这一新规范之后，很快便在士大夫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以至于朱熹评价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的论断，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规范性定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普遍意识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余英时在其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中国“士”的传统。如果从孔子算起，这一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600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相对应的，中国的“士”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余英时认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这也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什么必然要落在“士”阶层身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