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成败：重释《道连·格雷的画像》的文学事件（下）

上海 朱国华

作 者： 朱国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

王尔德妙语连珠、机锋敏捷，深受上层贵夫人的欣赏，是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宠儿。王尔德和这些权贵人物过从甚密，他的声名鹊起和他拥有这些社会资源是有关系的。他最重要的情人叫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他的情人很多，他以前当然有一些女性的情人，但是到后来基本上没有女性情人，清一色都是男的。道格拉斯也是灵魂门的成员，所以王尔德跟道格拉斯这样的人交往，跟灵魂门的成员交往，其实是希望通过跟他们交往抬高自己，有这样一个目的。作为一个努力往上爬的中产阶级的上层成员，王尔德兼具贵族趣味与中产阶级趣味是不难理解的。有的学者是这样看的，王尔德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野蛮、无政府主义，我们看很多电影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有想象力、明智、充满激情、自我毁灭；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冷静、优雅、傲慢和好支配。如果我们认为所谓爱尔兰人的这种性格有点像艺术家的气质，英国人的这种气质，实际上就是贵族气质。我们还可以加上某种中产阶级的气质，也就是浅薄、虚荣、物质、装腔作势、附庸风雅。艺术家性格掩盖的恰恰是幽灵般双重阶级血型的混合，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说英国人的气质是贵族气质呢？毫无疑问，上层的英国人有贵族气质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英国人绝大多数毕竟是中层和底层人士，他们怎么会有贵族气质呢？英国国民性之所以有某种贵族性质，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做过某种程度的解释，他说英国社会的格局是向上看齐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是向贵族看齐的，普通人是向资产阶级看齐的，底层人向中产阶级看齐，所以总体上都是从下面往上面看的。举个例子，英国人喜欢阅读，阅读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阅读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惠的好处，喜欢阅读本来是贵族的趣味。而英国社会是向上看齐的。

当王尔德利用贵族趣味来抨击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时候，实际上他的目标非常市侩，也就是获取物质的和符号的双重利益，因为他知道自己受众的期待，也就是对中产阶级的讽刺会带来可观的销量的回报。当然了，从美学立场上来看，从欧陆兴起的唯美主义运动，也就是寻求艺术自主性的浪潮，其思想资源应该发源于德国，尤其发源于康德。它存在的条件以及合理性，不光是因为神学的衰落以及传统上由神学所庇护的社会秩序的崩解，由此精神领域出现权力真空地带；而且也因为，对于已经被量化和商业化的诸多价值而言，审美经验提供了可选择的抵抗手段。自主性美学领域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而且，工业革命以及扩张的经济市场急剧改变了传统文化，从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艺术自主性原则也为这样的不满提供了正当性辩护。我这里是对艺术自主性的历史动力大而化之的说明。但是舶来的唯美主义运动，从罗斯金、佩特发展到王尔德，已经带有一种英国的特色，尤其是带有王尔德本人的特色。王尔德追求的精神生活的避难所其实是排斥精神生活的。人们谈起王尔德，首先是他作为纨绔子（Dandy，或者叫花花公子）奇装异服的打扮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谈吐。他有点像今天的电影明星或者体育明星或者歌星，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明星了。这种重视纯粹的外观形象的明星，他耀眼的光芒其实来自于商品的灵氛（aura，本雅明的一个词）。在《道连·格雷的画像》里面，亨利勋爵说，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这个逻辑正好和《巴黎圣母院》的逻辑是反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形象丑陋，但是心灵完美。所以这段话在我看来暴露了王尔德思想内在的浅薄，纨绔子感兴趣的是生活的表面、瞬间的感官快乐以及审美经验的强度，只要感觉比较强烈，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所以托多罗夫说了，他关于美的观念停留在装饰性上，就是这个东西看上去好看就行了。所以小说中的亨利勋爵对道连·格雷说，当您的青春逝去之时，您的美也随之而去，美就是美丽的皮囊，这是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倾向。

王尔德这样一种倾向泄露了他跟中产阶级貌似势不两立，其实暗通款曲的关系。作为正在崛起的社会势力，中产阶级遭到了贵族和文人，尤其是文化贵族的联合抵制。在后者，也就是文化贵族看来，中产阶级意味着只讲究物质的庸俗市侩、实用功利，缺乏想象力。阿诺德给中产阶级取了个绰号叫“非利士人”（Philistines），也就是一门心思想着发财致富的那种人。阿诺德当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中产阶级明确表示歧视的人。有一个作者叫盖伊，他说过：“这群布尔乔亚敌人的成员包括了画家、小说家、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政治极端分子、持激进观念的记者，以及被中产阶级权势的上升所激怒的贵族，他们汇集在一起，画出一幅世人皆知的画像：19世纪的布尔乔亚是虚伪的、物质的、庸俗的，缺乏慷慨和爱别人的能力。有时候，如果有需要，他们也会为布尔乔亚另画一幅贬低程度不遑多让的画像：贪婪、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尽情剥夺劳工阶级以自肥。”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油腻男”。这种很讨人嫌的一个社会角色，你们最好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中的资产阶级一个个都野心勃勃的，脑子里面想的都是物质，是葛朗台这样的人，是拉斯蒂涅这样的人，是高老头这样的人，都不高蹈，不优雅，无教养，都挺讨厌。实际上在历史进程中，中产阶级总体上来说接受了文化贵族的批评，你骂我，骂得好，我错了，我改不行吗？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逻辑。所以他们是什么策略呢？他们奉行的策略是附庸风雅，附庸风雅就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防御策略。他们一心期望改变自己暴发户的粗鄙气息，什么叫暴发户的粗鄙气息？意思是说，一个人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但是他并不了解自己有多浅薄粗俗，却恨不得向所有人炫耀自己财大气粗。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我一个学生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前台工作，来了个人说给我定个总统套房，摔给他一笔钱，十根手指都戴满了戒指，但是指缝里面还有指垢。这样的人就是暴发户，那些早期的资产阶级就是这德行。资产阶级也知道这样的形象不怎么好，也想改，所以就要附庸风雅，王尔德巴结灵魂门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是中产阶级的一副面孔，我们暂且称之为A面吧。

中产阶级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我们可以称之为B面。王尔德基本上是用贵族化了的中产阶级的A面来打压中产阶级的B面，而这B面恰恰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维多利亚时代其实洋溢着道德完善的气氛，中产阶级相信进步，认为通过自助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并在世界上有所提升。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天才和自然能力，而是来自于实践经验与毅力。成功必须和道德规范、伦理行为、勤奋工作相伴，靠投机取巧或者欺诈方式走在前面的不会得到赞美。勤奋工作就其本身而言是道德上的善，如果获得财富，这是毋庸置疑的优点。一个人获得财富之后，并不是要拿着这个钱去吃喝嫖赌，而是将这些钱当作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当他勤奋工作，并获得了财富，但是并没有在生活方面追求享受和放纵，没有去做坏事，这就说明了他是特别被上帝所宠爱的那个人，所以他的灵魂是可以得救的。我这里说的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观点。中产阶级通过对有闲的有钱人的鄙视，来支撑自己的价值观。家庭妇女在家里如果无所事事的话，她应该感到内疚。读书也说不上是一种很勤快的事情，你必须到晚上收工了以后才可以去读书。成为体面的绅士是维持自我尊重与社会信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对有些更严厉的新教徒来说，像跳舞、打牌、看戏，像赵勇教授那样去卡拉OK唱歌，都是不得体的事。在街上吃东西，穿着花哨，声音高亢，或者对自己太关心，均非彬彬君子所为。做人应当贞洁、理性、诚信、严肃，而不应该举止轻薄浮浪，做派虚荣奢华。适度追求快乐是允许的，但是人们所需要的消遣主要是健康和休息，而不是放纵。与得体相关的次要德行是要守时，早起，守规矩，不可随便，我们应该自我否定、自我控制，做一个受到尊敬的好市民。中产阶级这方面的习性就是所谓的绅士风度。绅士风度就变成了维多利亚社会主流的性情倾向。这一方面是王尔德攻击点之所在，也是中产阶级讨厌王尔德之所在，所以王尔德纨绔子的作风冒犯了中产阶级的新教徒。这样的冒犯，虽然足以让王尔德遭遇来自报刊的枪林弹雨，但言论自由的防弹衣能让他保持诸葛亮草船借箭时的从容，而并不足以让他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的公敌。有一个艺术社会史家叫豪泽尔，他说：“英国资产阶级还总是有足够的生命力来吸收或者排除这些人物。只要统治阶级觉得还可以忍受，奥斯卡·王尔德就是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作家，但只要他开始让他们反感，他们就会毫不手软地把他‘解决’。”我们要来问，是什么构成了他们下决心要解决王尔德的关键呢？

现在我们进入到文学文本层次进行讨论。郁达夫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肉欲描写，他会写：“啊，一双肥白的大腿！”小说中还有偷窥观察别人洗澡甚至野合的，当时一般严肃小说绝对不会有的。所以郁达夫写了这些之后，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王尔德写得非常干净，他没有任何肉欲细节的描写。王尔德被人指控为不道德，不是因为他在小说中有一些不健康的细节描写，而是因为他貌似儒雅睿智的唯美主义理论。大致上来看这个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诉求：第一，艺术形式高于艺术内容；第二，艺术要求获得绝对的自主性，认为自身就是目的；第三，这是最重要的，艺术高于生活，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艺术高于生活，这很可怕。这里面的重点不是说王尔德拒绝承认艺术和生活是有界限的，而是艺术可以超越生活，尤其是伦理生活。也就是说，艺术的法则也构成了生活的法则，如果这样的道理可以得到认可的话，像王尔德这样的审美家或者Dandy就可以获得摆脱人类各种限制的特权，假如这样种种的道德越轨和激进行为能够带来快乐和美的话。所以唯美主义在中国某种程度上的胜利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个细节上，若干年之前有个著名诗人叫顾城，拿把斧头把自己的妻子砍死了，他后来也自杀了。事情发生之后引起一些争议，有些人替顾城辩护，潜台词好像是因为他是个诗人，所以他杀人是可以被原谅或至少可以理解似的。

这样一种艺术理念在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中获得了艺术表征。这本小说出版了三十五年以后，有一个西班牙人叫加塞特，他实际上主要生活在盛期现代主义后期，他把他躬逢其盛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贴上他的标签，这个标签翻译成中文就是四个字“去人性化”。加塞特是这样说的：“年青一代早已宣布，不得在艺术中掺入任何人性化因素……人是人性化元素中最具人性的部分，所以是艺术最排斥的。”加塞特这番话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他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去人性化的，但是用他的这个说法来理解《道连·格雷的画像》也完全能说得通。可以说《道连·格雷的画像》系统地清除了人性化的内容，传统的小说总是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亲身感受的现实作为基础的，并且寻求感情的共鸣。但是王尔德追求的是小说的风格化，也就是抽象化。他和传统小说家不一样，他对再现现实没有兴趣，他侧重于主观印象的表现。他对客观世界是没有兴趣的，生活对他来说不过是蹩脚的艺术。王尔德所描写的伦敦是感觉化的伦敦，一切与感知的主体密切相关，北大周小仪教授研究过王尔德，他说：“王尔德历来对客观世界加以贬斥。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种蹩脚的艺术……王尔德描述的则是感觉化的城市，一切都与感知的主体密切相关。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生活经过主观感觉的转化成为意象，其音响、色彩均诉诸读者的感官。这是对城市生活的审美化，其目的是完成唯美主义的艺术理想，即超越现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尔德对生活细节的捕捉是没有兴趣的，他也不愿意构思情节，在这上面花费心思，他也无意铺垫感情，比如在金庸小说里，甚至在余秋雨的散文里都是乐此不疲的。这个也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那么小说剩下什么了？支撑起他小说结构的是充斥全书的没完没了的瞎扯对话。有一位理论家叫齐马（Zima），他做了很精彩的分析。他说，这个闲聊对话是伦敦沙龙社会的有闲阶级的社会方言。贵族整天干什么？就是没完没了地闲聊。这样的对白在沙龙中具有符号资本，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妙语警句来抬高自己在上流社会的身份。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也是最没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本身不是要发布哲学或科学真理，维护道德或者政治立场，而是尽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哲学、科学和政治词语来显示自己的教养，从而使自己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宠儿。所以这里面的闲聊是抽象的、空洞的、无主题的、缺乏实际内容的，实际上是一种交换价值。小说中有一个贵夫人说，我们挺愉快地聊了一阵子音乐，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不，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致，不过跟他聊聊非常愉快。贵夫人跟人家的观点一致或不一致，这个事情本身变得毫无重要性，讨论内容的是非曲直并不重要。这就是王尔德，王尔德喜欢玩弄语言的表面，能指的滑移。他酷爱悖论式的格言，他同时保存了两种矛盾指向，从而使得语言本身的确切意义被解体了。王尔德的小说不指向行动，他沉浸在语言能指的自我游戏之中。他的小说是不行动的，贵族也是不行动的。今年华东师大有一位老先生去世了，老先生叫钱谷融，九十九岁，他逝世的那天就是他生日的那一天。他驾鹤西去之后我们举行了一场追思会。他的一个学生在那里说，钱先生最喜欢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没有用的一个人，我懒惰、无能。但其实我们钱先生并不懒惰，也不无能，其实这样的辩解我不知道是否符合钱先生的心意。懒惰暗含了某种特权状态，懒惰甚至可以说是贵族的一种气质。“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你必须很有钱，很有闲，才有资格懒洋洋地描眉画眼。像工薪阶层早上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急急忙忙赶班车了，他们有行动的紧迫性，不上班不行，但贵族是不行动的。《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去人性化，在人物形象描写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其实王尔德根本无意于刻画典型人物。去人性化的特点，在小说情节推进的逻辑里面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小说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格雷、亨利和艺术家贝泽尔。这三个人的关系，尤其是后两个人，亨利和贝泽尔对格雷影响力的消长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一开始格雷是受贝泽尔的影响，贝泽尔就是替他画画像的画家，后来认识了亨利勋爵，格雷转而受到亨利勋爵的影响。实际上贝泽尔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佩特的身影，为什么这么说呢？贝泽尔非常留恋格雷，不光是因为格雷长得帅，还因为他认为美的理念可以在美丽的身体中获得物质化的可见性，这实际上是希腊审美人文主义的话语。佩特接受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生活的目标应该是身体与灵魂的和谐，精神的健康和肉体的健康是一回事。假如一个人身体完美、健康的话，也有助于道德的完善。所以善与美是统一的，如果一个人长得好，一般来说他的德行也是高的。大家都知道希腊的一次著名审判，有一个美丽的女子被指控犯罪，差点就要被判流放，他的辩护人急中生智，把她的衣服突然撕开了，跟陪审团成员说：你们看看她这么美丽的身体，怎么可能是一个坏人呢？陪审员们一个个看傻了眼，表决的结果当然是无罪释放。这个事情后来还有一些后续反响，雅典人后来不准继续这样暴露身体了，会干扰正常审判过程。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可以显示出希腊人的一种观点，精神的健康和肉体的健康是一回事。佩特要追求这两者的统一。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和善的统一是非常不稳定的。佩特所感兴趣的是艺术的享乐主义维度，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文艺复兴》，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的结论非常有名，他指出：人生苦短，而万物永动不居。获得生命的意义，就意味着去触摸、观察、体验和领会瞬间的真理，经验本身，而非经验的成果，才是目的所在。习以为常意味着失败，而追求新异、热情、亢奋和狂喜，当然也包括对艺术与美的热爱和渴望，这才是人生的成功。这样的观点暗含了非道德化的倾向，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之论，所以引来强烈的舆论反弹，最后佩特只好在再版的时候把这段话删掉了。之所以删掉，不光是迫于外部压力，他自己也担心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因为佩特毕竟还是寻求美和善之间均衡发展的。如果美这匹骏马的奔跑溢出了伦理的边疆，佩特就打算收收它的缰绳。佩特虽然说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在宣称艺术相对于别种经验形式，更具有中心地位，并不是要把艺术从别的经验形式中驱逐出去，独立出去，所以佩特的诉求实际上是追求个性主义的启蒙现代性。审美教育不过是通向个体自由和精神解放的一个维度，指向的是更富有人性化的未来的幸福承诺。这就可以理解佩特当初对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回应了。王尔德写信要求佩特写书评，说别人都在骂我，老师你赶紧帮帮忙给我写个书评啊！然而佩特并没有立刻就发表书评，他觉得贸然写个书评太危险了。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第二年4月份他才开始写书评，而且在书评中还指出，王尔德的Dandy并不成功，他说真正的享乐主义者旨在实现人的全部有机体的和谐发展。但是格雷这样的人，当他丧失了道德感，也就是丧失了罪恶感和正直感的时候，其实也丧失了与社会的联系。实际上佩特对《道连·格雷的画像》的非道德倾向是有批评的，但是问题在于，虽然佩特为他的唯美主义立场设置了限制条件，但是就唯美主义话语的历史可能性而言，这些限制条件并不是逻辑的必然。所以挣脱了历史现实性与社会进步目标的纨绔子完全可以以某种反讽的方式使自己成为绝对的主体。这样幽灵般的主体在小说中获得的肉身形象就是亨利勋爵，亨利并不是邪恶或者诱惑的化身，他代表的是纯粹的美学否定性。

格雷并没有接受贝泽尔的道德拯救，贝泽尔代表的是早期佩特的观念——人文主义观念。相反他接受了唯美主义教唆犯亨利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教条，亨利说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自我绽放，就像一朵花一样盛开，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如今的人们害怕自己，他们忘了高于一切的义务是对自己承担的义务，就是说我们自己对自己承担的义务就是自我绽放，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完全的解放和自由。但是我们害怕，不敢这么做。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社会的畏惧，一个是对上帝的畏惧。一个是道德，一个是宗教控制着我们，使我们不敢寻求自我个性的解放。亨利在这儿代表了另外一个佩特，也就是被佩特本人所蓄意压抑的佩特。从理论上来说，只要唯美主义坚持认为艺术独立性必须是绝对的原则，那么非人性化的贵族式自恋主体的出现就必然不言而喻。所以佩特可以打开美学自主性的潘多拉盒子，但是他打开之后就关不上了。唯美主义在英国一旦落地生根，就会摆脱始作俑者的意图了。他越过了贝泽尔的阶段，也就是早期佩特的阶段，他从个人主义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他变成了一个吸血鬼那样的反讽家，变成了对所有生命激情都保持距离的一个超脱的冷冰冰的看客，他拒绝融入活生生的共同体社会，当然也会否定伦理法则。

小说中格雷一开始还达不到真正的超脱，西碧儿在为他而死之际，他一开始还受到良心的折磨。但是后来他谋杀贝泽尔的时候，就只有犯罪的焦虑，而不再是道德上灵魂的自我考问了。他害怕的是犯罪被发现，而不是认为害死贝泽尔在道德上、良心上有什么过不去，他已经没有道德感了。这时候他已经完全变成亨利勋爵的一个信徒了。还必须要指出，格雷的自杀并不是证明了这部小说最后还是暴露了王尔德意志的薄弱，也就是承认伦理学最终要战胜美学。相反，格雷对自己肖像的攻击，原因绝对不是伦理的，而是美学的，是唯美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肖像已经不再能够让他获得观赏的愉悦，画像太难看了。丑恶的灵魂映射在他的肖像上，他已经不再能够继续容忍自己狰狞可怕的一面。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怎么理解格雷行事的风格。格雷是个典型的纨绔子，纨绔子的性情倾向是怎样的呢？在某种意义上，是贵族阶级在文化上展演的落日辉煌。当唯美主义强调纯粹的凝视、形式的法则才是最高的法则时，它其实是在否定生活的现实性；当它要求我们赞美瞬息万变的经验存在，要求我们排除人性化的内容，其实也就意味着让我们去沉思生活，进一步说也就是退出生活。《道连·格雷的画像》隐约提到一部小说，也就是于斯曼的《逆流》，这部小说也有中文版了。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德塞森特，这个人离群索居，退出了巴黎的社交界。但是退出生活是需要有条件的，就是丰厚的物质保证和悠闲的时间保证。这实际上只有贵族才有可能，只有贵族才会有闲去津津玩味精致的生活趣味，才会醉心于内心的宁静超脱，才会享有静观态度带来的优越感，并且把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转换成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艺术经验。贵族是不主张行动的，无所事事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之所以逊色于纨绔子，是因为艺术家还有干事的热情，这就是希腊人说的大老粗。

布迪厄说贵族是一种什么人呢？贵族是不假外求的，他向自身要求别人不会向他要求的东西，向自身证明他符合自身，也就是他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自由。这个所谓自由就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对任何规则的超越。王尔德所展现的贵族气已经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物质气息，但是他依然反映了中产阶级既喜欢又讨厌的贵族气味。当王尔德把艺术高于生活的唯美主义理念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激进地介入到晚期维多利亚社会时，他从观念领域纵身一跃，自由落体到实践领域了。也就是将贵族的观念强加给中产阶级，希望中产阶级接受贵族的观念，但是我们前面说过，在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是主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化一直处在一个协商的阶段，中产阶级处于正在上升的阶段，而贵族阶级是处在下降的通道里。他希望自己以艺术家的名义能够拥有不受世俗、法律约束的特权，这样一种毫无胜算的抗争只能意味着自毁。也正是因为王尔德破釜沉舟的姿态，唯美主义行为艺术只能以司法解决。精神贵族以否定形式才能定义的无形的优雅高蹈由此落入刀笔吏与狱卒所体现的森严秩序之中，而原本处在暧昧地带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也被新教徒的道德手电筒照得一览无余。当这个人被判罪，艺术实践被认为是非法，人们还会回溯性地推导出作为其犯罪意图的艺术观念的非法。现在，颓废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艺术风格，它本身就是一种堕落艺术的丑恶内容。所以在《道连·格雷的画像》这个文学事件中，法庭审判具有一种赋予意义的功能，它通过将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判罪，也将唯美主义本身加以判罪。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从此就偃旗息鼓了，失败了，直到后来才借尸还魂。

其实，贵族还是愿意向优秀的中产阶级成员开放门户的，而中产阶级也愿意接受贵族的文化情调。王尔德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贵族趣味与中产阶级趣味的冲突，他极端化的身体实践使得两者之间的区隔得以锐化，使之具有了更加清晰的可见性。这反过来导致中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使得以前厌恶，但是容忍，甚至接近的贵族趣味，变得不再能够加以容忍，所以他们也将唯美主义方案送入了伦理监狱。《道连·格雷的画像》的文学事件当然是个案，但是这样的个案具有普遍性意义。王尔德的失败只是整个英国唯美主义失败的一个缩影，相关材料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王尔德的失败首先是因为他用过时、没落的贵族阶级精神，来蓄意挑战正在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及其新教徒理想，体现在唯美主义观念中的非人性化的指向与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种向社会发出的强制性要求，这种要求认为艺术应该高于生活，艺术家可以享有不受伦理约束的绝对自由。唯美主义只能以观念的形式，作为一种批判的可能性才能获得具有正当性的存在，它必须是不及物的。但是当王尔德释放出不受理性约束的，并且以血肉之躯叩击社会世界铁门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接受头破血流的悲剧命运。王尔德这样一个艺术行动者在输掉了他的伦理时，也输掉了他的艺术，最终也输掉了他的剩余人生。这是我对王尔德失败的一个解释。

还有一些余论，我们该怎么理解王尔德在今天的死后哀荣？显然这样一种咸鱼翻身的升华传奇并非个案，我们可以说王尔德其实分享了梵高效应的符号利益，什么叫梵高效应？根据一个艺术社会学家的观点，梵高的传奇已经变成了被诅咒艺术家的奠基性神话：他的潦倒现在证明了他未来的伟大，且见证了这个世界的鄙陋，社会未能认识他是个过错。梵高成了典型，成了在双重意义上得到追随的范例，成了决定价值构型的模式。正是归功于他，颂扬许多艺术家的苦难才成为可能。这些艺术家活着的时候很不幸，死后他们的意义才获得高度认可，这就是梵高效应。这样的人有一大堆，比如卡夫卡也是这样的。你们去看《美的历险》，上面有许多人物也是这样的命运。当然，实际上梵高效应是个神话，因为大部分伟大艺术家在生前就已经获得认可了。梵高这样的传奇，其实并非普遍状态。

如果更具体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一书的主要论点：艺术自主性其实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型艺术观的发明，它还意味着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发明，意味着与日常社会世界断裂的文化生产场的发明，以及最后，意味着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发明。这一场符号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文化生产本身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运动的外部历史，也就是左拉所领导的支持德雷法斯的政治斗争的成功。内外两种历史的汇合决定了纯粹美学革命的获胜。而这样的获胜，也获得了结构性的影响：它使得唯美主义原则不仅变成了文化生产场的金科玉律，而且还变成了重新组织文学系谱的最高根据。当“为艺术而艺术”的新标准逐渐变成具有跨语境普遍有效性的新常态时，王尔德得到否极泰来的事后追认自然就会水到渠成。王尔德的花开花落既取决于他的个体性行动，但更取决于社会系统对其意义的指派。当然，美学革命的获胜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文化遗产也被中国的知识共同体所接受。郁达夫没有被人攻击不道德，恰恰是因为中国接受了这个文化遗产的结果。

最后有一点我还是简单提一提。我们知道，自由的趣味，也就是形式高于功能的趣味，本来是贵族的趣味，而贵族的趣味和资产阶级的趣味本来是对立的。可是在布迪厄的《区隔》里面，形式高于功能的趣味又被说成了是资产阶级的趣味，这怎么可能呢？本来是贵族的趣味，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趣味呢？这实际上很简单，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理解，因为在王尔德时代所谓纯粹的趣味是贵族的趣味，但是资产阶级经过一百多年的消化，已经把贵族的趣味转化为自己的趣味，也就是统治阶级的趣味。我刚刚进入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想明白，后来才想通了。

我要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些。因为时间有限，许多地方我没有详细展开。谢谢各位耐心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