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给人幸福的抒情政治诗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疗解读（下）

江苏 王珂

与北岛、江河等朦胧诗诗人相比，舒婷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与顾城更接近，这也许是他俩能够一起出诗集的重要原因。她尤其没有北岛的那种非此即彼、一分为二的“偏执”思维，这是她把抒情诗甚至爱情诗，与哲理诗甚至政治诗在文体上混淆不清的原因。生活在相对开放和现代的福建，尤其是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化石”的厦门鼓浪屿，让她更有现代意识，比生活在政治中心北京的北岛更像现代人。她又喜欢采用颇能体现现代人的民主意识与思维方式的“对话”方式，和最能体现女性气质和女性行为的“倾诉”方式来写诗。两种方式都可以给读者带来“平等感”和“亲切感”，可以“寓教于情”“以情动人”。所以可以产生更多的诗疗效果和更好的诗教效果。《致橡树》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都采用的是“我”与“你”（个体的恋人）的对话，《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采用的是“我”与“祖国”（群体的国家）的对话。“你”与“祖国”甚至可以互换，“我”与“你”的关系类似“我”与“祖国”的关系，“我”会自强不息，与“你”（“祖国”）一起变得强大，甚至愿意为对方（“你”或“国家”）奉献“我”。作者虽然站在道德高地上却不指手画脚，不是像当时“诲人不倦”的“马列太太”，而是像今日善解人意的“邻家姐妹”。这样写出来的诗当然能够引起不同时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洪子诚2010年的总结十分准确：“北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大体上也是那样一种抒情‘骨架’，但确有较多新的诗歌质素和方法。要是不避生硬简单，对北岛的诗可归纳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可以用否定的‘不’来概括。舒婷呢，或许可以用‘也许’‘如果’这样的词？”①“也许”“如果”呈现的正是商量、对话的口气。采用“对话”方式写的诗歌，有点类似心理治疗中的“对话疗法”。无论是写这样的诗，还是读这样的诗，都可以产生“对话疗法”的效果。舒婷用“也行”“如果”这样的可供选择的词语，既证明了她的女性气质，更呈现出她比男诗人北岛有更多的“民主意识”，这两者是“现代女人”和“现代国人”都较缺乏的。这种语言上的民主带给读者思想的民主，产生于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形式，形成了人与人难得的平等交流，让读者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自由，带给读者更多的自信。这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治疗”。这种“对话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也是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的“公民意识”，也是获得现代人的三大健康标准之一——“社会协调能力”的具体操作方法。

舒婷在“亲爱的祖国”前用“我”而不是用“我们”，也让这首诗产生了更好的诗疗效果。原因是舒婷在将社会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类别，甚至“我”与“我们”类别的时候，有浓郁的情感性。情感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作者的性别和所用的文体决定，作者是女性，女性习惯说“我女儿”“我老公”“我儿子”，女性不像男性习惯用“我们”，在男权文化环境中生存的男性不但用“我们”表示集体意义上的“我们”，还用来表示个体意义上的“我”，来强调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这样写也与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分工休戚相关。女性是情感的动物，相对男性更感性，更柔美与秀美，并不推崇壮美与崇高。所以人类现存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爱情诗，而且是女性写的。抒情性是诗的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女性写诗比男性在抒情方面更有“文体自觉性”。诗人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诗人，诗人写的首先是抒情诗，然后才是政治诗，因此舒婷的女性性别和抒情诗的文体决定了这首诗是“抒情政治诗”，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更不是“政治口号诗”。不可否认，“抒情政治诗”“政治抒情诗”和“政治口号诗”都有诗疗功能，但是最好的诗疗诗应该是“抒情政治诗”。它将“诗言志”与“诗缘情”有机结合，在“缘情”的基础上“言志”，在“小我抒情”的基础上完成“大我抒情”甚至“大我言志”，在“抒情功能”的基础上完成“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

好的诗疗过程是：先承认人的本能情感甚至低级情感，再倡导人的道德情感甚至高级情感，让人获得道德愉快。写作和阅读“抒情政治诗”一般会经历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可以视为一次完整的诗疗的三个治疗阶段或者一组诗疗的三个疗程。具体为先让人完成“情感的宣泄”，再获得“美的享受”，最后获得“思想的启迪”。情感不管是生物性情感还是心理性情感，不管是人的自然情感还是人的社会情感，不管是人的文化情感还是政治情感，都可能处在压抑的状态，所以需要通过写诗释放压抑与郁闷，获得心理精神治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即是这样的诗疗诗，可以给作者和读者“情感的宣泄”“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的诗。

在80年代，呈现朦胧诗的反叛性、先锋性的重要标志是“诗中有‘我’”。在此前的很多当代诗，尤其是政治抒情诗中只有“我们”二字。北岛的“我不相信”中的“我”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的“我”异曲同工，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独立宣言”和“独立口号”中最重要的词语。“我”与“崛起”都是当时诗坛的关键词，前者被诗人使用，后者被诗评家使用，有力地保证了诗坛的“先锋性”。同一时期，谢冕在北京、孙绍振在福州、徐敬亚在长春写文章为朦胧诗辩护，不约而同地在文章题目中用了“崛起”二字，三人因此在当代诗坛获得“三崛起”的美名。徐敬亚写于1980年末到1981年初，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的《崛起的诗群》说：“自由化，是新诗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脚步。……这种自由式当然更适于各种复杂情绪。”②孙绍振写于1980年10月21日至1981年1月21日，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3期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说：“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的空话。”③谢冕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说：“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④这些结论都说明朦胧诗的“先锋性”及“现代性”。《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具有这样的“现代性”。“现代”“朦胧”和“哀愁”“爱国”是理解这首诗的诗疗及诗教价值的关键词。

谢冕和孙绍振当时是大学教师，徐敬亚是本科学生。从事不同职业的他们都用了“崛起”一词，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名言家喻户晓有关，用“崛起”一词鲜明地表明他们的“雄心”：中国诗坛的崛起可以引发中华的崛起。“崛起的诗群”象征的是“崛起的中华”，不言而喻的是“中华之崛起”，所以新诗理论界应该像诗坛的朦胧诗群的“崛起”那样“标新立异”。所以后来发生的本来应该是“诗歌之争”“学术之争”的“朦胧诗论争”很自然地变味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政治上的“保守派”反对朦胧诗，政治上的“激进派”支持朦胧诗。

“三崛起”强调的正是北岛、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在诗中以“我”的名义，在思想政治上的“反思”甚至“反叛”。孙绍振的文章题目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岂止是“新的美学原则”，还是“新的政治思想”及“爱国理念”。徐敬亚的文章题目是《崛起的诗群》，崛起的岂止只有“诗群”，还有“族（国）群”“人（青年）群”。当时可以唤醒一代青年，甚至整个中国民众参与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民主进程的“诗句”，准确点说是“诗口号”不只有北岛在《回答》中的那句“我不相信”。这首诗是那时的诗歌朗诵会的必读诗，每当“我不相信”的声音出现时，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会场，然后回荡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三句诗也有同样的启蒙宣传效果，带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震撼也是巨大的。一句是顾城《一代人》中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有一句是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题目及诗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句诗把个人丢了钥匙的小事，与“中国”相提并论，实在是“胆大包天”。更让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正是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们”（全国人民）的祖国竟然变成了“我”（舒婷）的祖国，当时到处响彻的是“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歌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句歌词的三个关键词被简单理解为：一是“歌唱”（颂歌），二是“我们”（集体主义），三是“伟大”（祖国只有优点，即使有缺点，也“儿不嫌母丑”）。尽管“亲爱的祖国”在当时流行的歌曲《歌唱祖国》中多次出现，但用的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但是歌唱者随着爱国之情的高涨，在前面加上“我们”，“亲爱的祖国”便神圣为“敬爱的祖国”。这首歌传播的方式是集体大合唱，又常常是在广场集会上，是“广场歌曲”及“集体歌曲”，它可以增加人的民族自豪感及国家认同感，也可以产生诗歌疗法中采用集体诗歌朗诵的“团体疗法”，给人以道德情感和道德愉快，却因为受“场”的控制，更是受到“我们”一词的限制，“我们亲爱的祖国”便与当时流行的“敬爱的祖国”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唱这首歌的人的主体性及情感性并不强，不能获得更多的自尊和自由。

可以肯定，舒婷这首诗受到了《歌唱祖国》这首爱国歌曲的影响，这首诗中“亲爱的祖国”也源自这首歌中的“亲爱的祖国”。但是由于诗与歌文体的不同，由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语境差异，同样的语言对人，尤其是个体的人的情感影响绝不相同。“我”与“我们”两个词更强化了这种差异。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强调尊重个性及个人幸福的今天，《歌唱祖国》这首歌是我最喜欢唱和听的爱国歌曲，也是我接触到的青年学生最喜欢的爱国歌曲。我把它与《毕业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视为诗疗教学或讲座的“三大金曲”，用于高级情感培养疗程。我会在诗疗歌中情不自禁地唱《毕业歌》，最喜欢其中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的成长，尤其是思想上的成熟，与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青少年一样，受到了朦胧诗，准确点说是当时流行称谓是“政治抒情诗”的巨大影响。如果说北岛的“我不相信”教给我“反叛”，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教给了我“反思”，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教给我“反省”。我在“三反”中获得了“自由”，甚至让我学会了“恨”（抱怨），对社会（中国）产生了更多的“不满”，通过读这样的诗人“发牢骚”的诗来宣泄被压抑的青春活力（政治活力和政治潜能）。那么，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给了我“自尊”，尤其是让我学会了“爱”——爱自己也爱祖国。这首诗的声音“回荡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正是我的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它在培养诗疗所讲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愉快”方面，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让我一生都把国家利益看得很重。在某种意义上，我不得不承认《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给了我“正能量”，这种“正能量”就是“道德情感”和“道德愉快”，它们是我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的重要保证。

我1979年上初中，1981年上高中，1983年进大学。第一次听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惊叹这位诗作太狂妄了。第一次听到“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想到了当时流行的“祖国啊母亲”“敬爱的祖国”。但是很喜欢“我亲爱的祖国”这种说法，它拉近了我与祖国的距离，让我真实地感受到祖国是“我”的，不只是“我们”的，正因为是“我”的，所以我必须为“自己的东西”奋斗，甚至愿意为她“献身”。诗中的诗句“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总和”等也强化了“我”的这种“主人公”意识，还与诗题产生了对话互动关系，“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强调祖国是我的，“我是你十亿分之一”强调我是祖国的。后者强调的是我的权利和利益，我要“被爱”，祖国你要爱我，你要爱每一个中国人，当时中国总人数为十个亿。前者既强调我的责任和义务，我要“施爱”，祖国我要爱你，也点明我的权力，“我的祖国我作主”，祖国是我的“亲爱的”，如同我的恋人，当然我要“爱恋”甚至“迷恋”它。所以很多诗评家都结论说这是当代新诗史上少有的写得最“深情”的爱国诗篇。如蔡其矫所言：“第四节头两行，十亿分之一是小，九百六十万平方是大，大和小统一在一起，是对比中的强化，意即‘我’是祖国的一分子，但‘我’的胸中又包容着整个祖国。接下去，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我，和从我的血肉之躯取去，又是一种对照，从中突出我同祖国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迷惘、深思、沸腾，与富饶、荣光、自由，也是性质相反的对衬，以见出痛苦和欢欣的无限。如果前三节在句法上是写我与祖国的关系，第四节便是反过来写祖国和我的关系，这才是主题所在。”⑤

许又新在《心理治疗基础》一书中从心理治疗角度给“尊重”“投情”“投射”下的定义有助于理解“我”（作者或读者）与“祖国”的“互动”关系，准确点说是“互相尊重”“相互依赖”“相互依恋”。当时流行的“歌德式”的“祖国颂歌”和“祖国赞歌”无法让人感觉到自己与祖国的“亲密关系”，无法体会到“公民”与“共和国”的关系。“公民”中的“公”与“共和国的”的“共”“和”或“共和”都强调国家对每个成员的尊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突出的是个人与集体（族群或国家）水乳交融的依存关系，只有“我”（单个公民）真正成为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十亿分之一”，这个国家才是我的“祖国”，只有这个国家爱我，我才更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才配得上称为“我亲爱的祖国”。所以这首诗让人真正感受到了“国是家”“家是国”“我是国”“国是我”，让人真实地感觉到“祖国”的存在，让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奋斗甚至牺牲，因为爱就意味着付出甚至奉献。因此它在80年代的启蒙作用或在今天的治疗作用在政治抒情诗中效果奇特，问世三十多年，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打造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首诗呈现的“我”与“祖国”的关系说明“我”是社会协调能力很好的人，是健康的人。这种关系也能够让读者更重视自己的协调能力，要把自己与群体（国家）的关系协调到“恋人”的亲密程度，中国是“我亲爱的祖国”。一个能够把与国家的关系协调到如此好的人，一定能够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与小团体，与其他单个人的关系。

“尊重”意味着把人外在的属性（如美貌、学问、才能、财富、地位、权势等等）搁置一旁，而把人作为有内心体验、有思想感情、有生活追求的活生生的存在（dasain）去对待，同情心是必要的，但它绝不能取代尊重。一般地说，神经症病人有自卑心理，这是由于幼年未能满足被人尊重之需要的结果。因此，尊重神经症病人，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心理治疗作用。”⑥“投情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力图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里去，不做任何判断和评价，去体验病人的体验。……人们常说的‘善解人意’，跟投情的意思很接近。……投情也可解释为二人具有“共同的体验域”（commonfield0fexperience），即俗话所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⑦“投射可以看做是跟反映（reflection）正好相反的过程。客观世界通过感官在我们心里形成知觉、表象、观念、情感等的过程叫做反映。但人的心理跟镜子和照相机不同，它不仅能反映客观存在，它还把情感、观点和价值观投射到客观事物上。……健康的投射具有下述两个特点之一：（1）当事人知道（尤其是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定的情感和价值观去看世界，使世界染上了主观的色彩。例如，我们知道，花既不会含笑，也不会发愁，只不过是看花人的心情不同罢了。（2）投射具有建设性，甚至创造性，例如，它创造了美，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或者，它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发展。”⑧这首诗可以产生“投情”效果，对话倾诉方式形成“我”与“祖国”“共同的体验域”。“我”把“我”的“情感、观点和价值观投射到客观事物”——“祖国”上。这是一种“健康的投射”。

诗中“亲爱的”一词与“我”一样，强化了情感性，不仅可以唤醒私人情感，还可以唤醒私密情感，这种私密情感既有心理性情感，还有生物性情感。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中国已开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甚至还出现了思想上的“自由化”，但是社会伦理并没有放松多少，当时青少年留长发还被视为坏孩子，街道大妈还用剪刀剪青年人穿的“喇叭裤”。那时仍然是谈“情”色变的时代，“亲爱的”一词是“语言禁忌”，很多正人君子把它与“色情”相提并论。事实上，“亲爱的”一词本身就具有“情感”“快感”甚至“肉感”，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恋人之间表示亲密关系的专用语。

我上中学时，一位来自城市的漂亮女学生最喜欢唱一首歌中的一句：“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唱，让“亲爱的”一词在十分保守的山区中学回荡，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位老教师还写诗讽刺她，她完全被师生们视为坏女孩。我当时读高一，十五岁，也觉得她这样唱有伤风化，有失体统。但是每当听到她的歌声，都很舒服与快乐。与我年少时从“敌台”偷听邓丽君的歌曲的感觉相似，准确点说既有美感，更有快感，即可以满足诗疗所说的低级情感。那首歌的歌名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词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这首歌是1979年的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爱情”与“亲爱的”两个词语比“革命”“祖国”这两个词语更让我们中学生“心动”。“流行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流行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当时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能够听到“亲爱的”一词最容易的“地方”。这个词语、这首歌、这首诗都让我们学会了“爱”，平息了青春期肉体与情感的双重骚动，既满足了我们的低级需要，歌中的“革命”与诗中的“祖国”这些大词也满足了青少年渴望上进的高级需要。

即使在国人的爱情观大有改观的今天，即使“亲爱的”一词在某些地区成了成人社会表示朋友间关系亲密的流行语，但是“亲爱的”一词在青少年中，在一些保守的中老年人中，在女性中，仍然是“爱情”专用语，仍然与身体有关。所以我做诗疗讲座时，尽管我都是把《祖国啊，亲爱的祖国》当成高级情感治疗的灵丹妙药，如同把冯至的名诗《蛇》当成低级情感治疗的特效药，但是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受众接受时并没有如此界限分明。一些受众并不受我的诱导，把《蛇》读成“情色诗”，而是读成一首“思乡诗”甚至“哲理诗”。同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并不只有启蒙教化功能，它还有抒情功能，对一些特殊受众，甚至还有情感宣泄或情绪释放的功能。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首80年代公认的“政治抒情诗”定义为“抒情政治诗”，把“政治诗”定义为“诗疗诗”。它的“政治性”逊色于“抒情性”，它的“治疗性”大于“宣传性”，即坚持诗疗的“诗疗”大于“诗教”的基本原则。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的内容（写什么）和诗的形式（怎么写）上都可以产生诗疗效果。在形式上的诗疗意义主要由诗体与意象呈现，具体为诗体的自由与意象的新奇。两者都有反叛性质，可以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更多的自由，在“我手写我心”式的“自由创作”中获得现代人幸福的三要素：自信、自由和自尊。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相对自由的语言方式正是现代人追求的生活方式，诗中呈现的“我”与“祖国”的关系是“宽松而有节制”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政治理想的上层建筑方式。“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是现代人“诗意的栖居”的基本保证。《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从内容到形式，尤其是语言意象到诗体结构上，都可以给人解放感，满足人的自由欲。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采用了词语轰炸、意象纷呈的方式，满足了人丰富的想象力，这些具有强烈的知觉感的词语还超越了人的语言思维，解放了人的图像思维，产生了强烈的现场感。如有色彩感的词语：“黛黑的”“绯红的”“雪白的”，有程度感的词语：“破旧的”“疲惫的”“干瘪的”“失修的”“深深”“伤痕累累的”。这些充满感性的词语极大地增加了诗的情感性，让道德说教与情感唤醒完美结合。如同“亲爱的”一词是爱情诗的“专用词语”，可以唤醒人的身体情感，有的还是身体词语，不仅有整体的“血肉之躯”，还有部分的“乳房”。这三个词语都容易让人，尤其是年轻读者想到身体甚至肉体，在“谈性色变”的国度，“乳房”这样的身体词语是不轻易入诗的。尽管这首诗把祖国视为母亲，写到“母亲”自然就写到了“乳房”，是圣洁的乳房，这样写不但无可厚非，还值得赞扬。但是如果把这首诗作为诗疗诗，这些身体词语如同冯至《蛇》中的“长蛇”“茂密的草原”“绯红的花朵”，是很容易唤醒诗疗所讲的低级情感，可以引发受众无穷的想象，甚至可能让青少年“想入非非”。但是最后又让人回到了爱国情感上，让想法纯洁。“什么是象征？如果我们自己关注对这些看、听、闻、抚摸的感官表达的象征，关注那些代表内在经验、感觉、思考等‘他物’的象征，那么，这个定义就会更加引人入胜。这种象征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象征物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象征语言是我们表达内在经验的语言，它似乎就是那种感官体验，是我们正在做的某物或物理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某物，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外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灵魂和心灵的象征。”[10]《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采用了大量感性的“感官词语”，而不是理性的“宣传词语”。诗中那些“看、听、闻、抚摸的感官表达”和那些代表“内在经验、感觉、思考”的词语意象，不仅较好地写出了呈现了人（诗人或读者）的“感官体验”，还表达出人的“智性思考”。

“这首诗带有政治色彩，但它不议论，只描绘，也是一个特色。诗中所有的象征和比喻，既质朴，又漂亮，每一个词都与被描绘的景物、形象紧密契合。诗人既用含有自己民族要素的眼睛观察，又以人民能理解的民族语言手段和表达方法，写出人民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的精神实质和典型色调，她感到和说出的也正是同胞所感到和所要说的。”[11]百年新诗中的政治抒情诗都喜欢用“公共性”的“大词”，形容词如“伟大”“雄伟”“壮丽”，名词如“高山”“深谷”“长江”“黄河”。《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用的是“个人性”甚至“私密性”的“小词”。“老水车”“花朵”“起跑线”这些“小词”在那个强调“诗是歌唱生活的语言艺术”的“政治抒情诗时代”，确实会让人“耳目一新”甚至“石破天惊”。有些意象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老水车”“飞天”，给人的却不是阳刚之气，而是阴柔之美。它由女诗人写出，又由女朗诵家朗诵，更增加了诗的柔美。赋予了诗中的“祖国”更多的“母亲”角色，增加了祖国的“母爱”“母性”品质。再加上“对话”“倾诉”“一咏三叹”的表达方式，使这首诗由政治诗变成了抒情诗甚至爱情诗。爱情诗的特点便是诗情真挚和诗调柔美，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和美感需要。把它作为诗疗诗，尤其是诗疗中的朗诵诗，可以获得诗歌疗法、音乐疗法和意象疗法等多种疗法的治疗效果。

除意象、诗体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结构也是产生诗疗效果的重要原因。它采用的不是政治抒情诗的思想逻辑结构，而是爱情诗常用的情感逻辑结构——根据情感的变化来展开写作。如果听这首诗的朗诵，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情感的变化，所以《节日朗诵诗选》能够这样明确给出这首诗的“朗诵提示”：“这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了对祖国无比深情的热爱之情，表达了愿为祖国繁荣昌盛奉献一切的强烈愿望。全诗共四节，前两节写过去，贫穷落后的伤痕累累的祖国，我们的心情是痛苦的，朗诵语调深沉凝重。第三节写未来，痛苦上升为希望，朗诵语调热情明朗，语势上扬，‘正在喷薄’推向高峰。第四节，祖国和我，祖国的繁荣昌盛靠我们每一个人，我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朗诵语调热情激动，坚定有力。最后对祖国的反复呼唤，感情真挚热烈，语调激动高昂。”[12]蔡其矫也高度赞扬了这首诗的结构：“第一节头两个副句是平衡句，寓有音响和色彩的描绘。三、四句则缩短，不描绘；五句却伸长，行短意紧，强度超过前面四个副句，于是主词（祖国）出现。第二节开始一反前节方式，直叙，连形容词都不用；三、四句是总结前面，然后主词出现……第三节又是一个变化。五个副句分列七行，节奏松紧交错……第四节头两行，十亿分之一是小，九百六十万平方是大，大和小统一在一起，是对比中的强化……如果前三节在句法上是写我与祖国的关系，第四节便是反过来写祖国和我的关系，这才是主题所在。句法参差正是心情激动至极的表现，在主词的双重呼句中结束全篇（前三段末的主词都是单一呼句），达到最高潮。描写了作者与祖国命运相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血肉相连，荣辱与共。诗只有三十四行，却用了十个分号。这些分号内的副句，时长时短，体现着节奏旋律的变化。”[13]特别适合朗诵的特点增加了它的宣传功能及诗疗价值，因此成为百年新诗史上少有的是集“言志”“抒情”“宣传”三种功能为一体的优秀“诗疗诗”。

2018年1月22日10时，微信平台“飞地——文艺青年的高品质文学”发表了诗人臧棣写的诗论，题目是《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节选自臧棣的诗学著作《诗道鳟燕》。他说：“诗确实有治疗的效果。我虽然不太情愿将诗与治疗的关系，做过于弗洛伊德式的理解，但我认同，在艰难的生存中，大多数时候，诗可以体现为一种治疗。虽然早年，我会觉得与其把诗作为一种治疗，不如把诗作为一种拯救。诗的拯救高于诗的治疗。我曾忧虑于诗的治疗是对诗的拯救的一种拖延。但是现在，我开始有不同的感觉：至少对我们所置身的境遇而言，很可能，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我们经常会谈到诗的解放，但有时候，诗的解放显得太遥远，太抽象。而诗的治疗在感性上会显得更具体，更容易触及。有时，理想诗是以治疗的方式来触及我们的解放，也挺好的。……我们从诗的诱惑中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激励，一种可用于生的尊严和生命的自尊的激励。”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早就认为诗歌是一种治疗，中国当代著名女诗人翟永明在深圳一次研讨会上也做过《写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发言。但是诗歌的治疗功能还没有引起中国诗歌界的重视。作为当下中国有影响力的男诗人，臧棣提出“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很有意义，也坚定了我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解读为“诗疗诗”的勇气。中国当代诗人大多经历了这样的成长过程：叙事写景型（直述白描的）——情感型（抒情独白的）——沉思型（抒情哲理的）——哲理型（哲学思辨的）。整个东方艺术都不约而同地向哲理靠拢，哲学境界成为艺术的终极境界。很多中国诗人也与此对应，把诗人由低级向高级分为四个等级，哲理型诗人是最高级的诗人。但是“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中国读者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哲理型诗人，而是可以给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中的国人带来心理安慰和情感抚慰的情感型诗人。数十年前，林语堂曾提出他的诗歌理想：“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得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14]《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正是林语堂所言的诗歌，它可以“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它还可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

臧棣的“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与我的“诗疗要大于诗教”不谋而合，两个人都意识到诗的治疗功能，也都不否认诗的拯救意义。在传统的“诗国”中国，在当代的“政治诗”时代，如同电影分级那样，适度区分诗的现实功能，不走极端，让“言志”的政治诗和“缘情”的抒情诗都有必要存在，让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诗的抒情甚至治疗功能既各放异彩，又相得益彰。今天，当然可以维持“原判”，把它视为一首深情的爱国诗，承认它客观存在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是8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有必要在今天甚至将来，把它作为一首可以培养现代国人多种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爱国情感）的诗疗诗。要充分意识到这首诗的当下价值：它的启蒙宣传价值已经让位于抒情治疗价值，由一首功能单一的“政治抒情诗”变成了功能全面的“抒情政治诗”。臧棣追求的“诗的治疗”，“治疗在感性上会显得更具体，更容易触及”，“是以治疗的方式来触及我们的解放”，“我们从诗的诱惑中获得了一种神秘的激励，一种可用于生的尊严和生命的自尊的激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正是这样的诗！

①洪子诚：《一首诗可以从什么地方读起——读北岛的诗》，洪子诚：《学习对诗说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②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1980年中国诗的现代倾向》，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

③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社编：《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④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255页。

⑤[11][13]百度百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http://baike.sogou.com/v7562611.htm?fromTitle=祖国啊%2C我亲爱的祖国。

⑥⑦⑧许又新：《心理治疗基础》，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第14页，第61—62页。

⑨〔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8：哲学研究》，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0]〔美〕埃里希·弗罗姆：《被遗忘的语言——梦、童话和神话分析导论》，郭乙瑶、宋晓萍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页。

[12]李小雨：《节日朗诵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1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