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与新土”及“离散与皈依”
——品读加华新移民小说《寻找伊甸园》

泰国 许秀云 范军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潮，其中有：常琳的《雪后多伦多》(1999)、李彦的《嫁得西风》(2000)、张翎的《交错的彼岸》 (2001) 、孙博的《回流》(2002) 、原志的《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2003)、陈浩泉的《寻找伊甸园》(2003)、张翎的《邮购新娘》(2004)和《风在菲沙河上》（2004）、余曦的《安大略湖畔》(2005) 、曾晓雯的《梦断得克萨斯》(2005)等。

这些小说一般被称作新移民华文小说。“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大中华任何地区移居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华文小说创作。之所以将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移民小说的时间上限，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是改革开放的开端，在台湾是政治解禁的发轫期，在港澳则是回归前的移民潮。因此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港澳地区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上文所列举的加华长篇小说中，《寻找伊甸园》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陈浩泉先生创作的一部反映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生活的小说。《寻找伊甸园》是一部视野开阔、底蕴深厚、艺术成熟的长篇小说，是新世纪加华文学的重要收获。

本文在叙事视角、人物设置、离散悲剧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对小说的艺术和思想意涵进行分析探讨，并参究同类题材的小说进行比较分析。

一

小说主人公余丹逸出生于中国大陆，少年时代移民香港，在香港生活数十年之后，因为“九七回归”而担忧香港和自身的未来，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小说生动描写了移民申请的复杂过程、移民后生活的改变与适应、回流潮的冲击以及原乡与新土的双重身份重新认同的曲折心路历程。

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然而叙事视角却又采用以主人公余丹逸的见闻为主的限知视角。所谓叙事视角，是指“叙事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它集中反映了叙事者对他所叙述的故事的态度和倾向，从而决定了事件在讲述的过程中呈现给读者的视域。余丹逸不仅是小说最重要的主角，在小说中还起到了串联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寻找伊甸园》之所以采用限知视角展开叙事，不仅是因为作者更熟悉香港移民生活的具体情况，而且也因为余丹逸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人物，通过余丹逸的视角可以表达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肯定和认同。除此之外，这样写限制了读者的信息量，在叙述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故事时，可以有效地增强悬疑气氛和出人意料的阅读效果。

小说有四条人物线索：移民自香港的余丹逸一家，表姐杨慧一家，台湾移民徐原华一家以及大陆移民武凌和戈妮。正是由于采取限知视角，才使得小说在叙述到徐原华的家庭惨剧和武凌杀妻案的时候有着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

小说叙述中透露给读者的信息都是余丹逸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所闻都向读者表明徐原华一家本来是令人艳羡的幸福之家：“屋子是新的，屋地一万余尺，屋内面积五千多尺，后园也有游泳池，前门侧的车房共有三个车位。”“丈夫做金融、地产和投资，在中国台湾和美国都有公司，看来生意不小。”“Alice大方而有气质，她丈夫也一表人才，三个儿女活泼可爱，实在是一个幸福家庭。”虽然小说也为后面发生的悲剧做了一些铺垫，例如在写到徐原华一家到余丹逸家里吃饭的时候，徐原华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对家人的控制欲和家长作风：“看来在徐家，男主人才是最高的权威，这还是个典型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中国人家庭呢！”在饭后的闲聊中，徐原华说：“眼前的世界，人性已经渐渐泯灭，兽性却是愈来愈多了。有时候，我实在怀疑这个世界到底会不会愈来愈美好！”余丹逸由此感受到徐原华内心中浓厚的悲观情绪：“余丹逸有点吃惊，他没想到外表硬朗快乐的这个中年汉子，内心蕴藏的竟然是悲观主义的阴霾。”但是，当读者读到徐原华因生意破产而杀死全家最后自杀时，仍感到非常震惊。这种震撼的阅读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的限知叙事视角。“当读者完全相信了那些表面上是从叙述者的角度观察到的事实后，叙述者又突然表白自己上了当，受了骗。这无疑使读者感到极为意外，上下文之间也显得很不协调。读者很可能会感到自己受了骗。而这也许恰恰是叙述者的用心所在。”

相比较而言，小说中杨慧一家的遭遇也同样很不幸，但是由于小说是以余丹逸的视角来展开情节的，杨慧是余丹逸的太太方欣雁的表姐，杨慧一家也同样都是移民自香港，因而小说对杨慧一家的着墨仅次于小说主人公余丹逸一家。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杨慧一家发生的事情有着比较多的信息，所以对杨慧家的悲惨结局有预感，也有心理准备，所以没有如徐原华家的惨案那么令人吃惊。

里门·凯南在其《叙事性的虚构作品》一书中说：“就视角而言，第三人称意识中心，即人物有限视角与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两者中，聚焦者均为故事世界中的人物，它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叙述者的不同。”这个结论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就《寻找伊甸园》这部小说来看，小说虽然使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小说的叙事视角是余丹逸视角，所以这部小说是一个隐藏的第一人称叙事，所以就此也可以推测出小说中余丹逸这一形象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应该很相似，是带着较多作者自传色彩的人物形象。

二

中国爸妈尹亚楠和吴永和结合在德、法等4个不同国家幼儿园、小学担任主班教师的经验，以及3年亲身带娃经历，紧紧抓住蒙氏教育两大精髓，设计了一套适合中国家庭的在家蒙氏方案。从蒙氏家庭观察到环境布置，为父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南。

上文已经提及，小说除了描述余丹逸一家，还塑造了同样自香港移民温哥华的表姐杨慧一家、台湾移民徐原华一家以及大陆移民武凌、戈妮四条人物线索。小说人物设置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通过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移民悲剧的描写，表现整个华人移民群体的离散悲情。而余丹逸一家对新生活的成功融入和对新大陆价值观的认同则体现了作者在“原乡与新土”的复杂情结中找到了新身份的认同，也对新土有了精神上的皈依。余丹逸是小说中理想型的人物，也是带有作者自传性色彩的人物形象。

余丹逸“错误地”出生在中国，祖辈曾去南洋谋生，父亲出生在印尼，祖父落叶归根回乡时，父亲跟随回到祖国，在祖国娶妻生子，余丹逸就是这样在祖国出生的。后来父母借道中国香港回印尼，因故滞留在香港。余丹逸被留在祖籍地求学，可是那时候的中国，运动频繁，以及继之而来的“大饥荒”，都给年少的余丹逸留下了极度痛苦的创伤记忆。尤其是成绩优异的他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无法升入中学，小小年纪就被阻断了求学上进之路，因此在无奈和绝望之下，余丹逸向身在香港的父母求助，得以被准许离境去香港与父母团聚。这些创伤经验让余丹逸难免对故国充满戒备心，爱恨交织。

余丹逸是客家人，客家人是中国汉族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他们是西晋末年以后中原历次战乱所引发的大规模移民中，从中原迁至长江以南地区的中原汉人。客家人从黄河流域迁至淮河、长江流域，再往南迁至闽粤地区，进而远离故土，迁往世界各地。客家族群有一个传统就是强烈的文化持守精神，他们坚持自己的中原方言，不与当地人通婚，不认同移居地的文化，故而自称“客人”。“客者，就等于没有自己的家，只是以客为家，那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永久的家园，于是，他们终生，甚至世世代代永在客途旅次，如无根浮萍，如游牧民族，梦里不知身是客，能不悲哀？称客家人为中国的吉卜赛，该是贴切不过的了。”余丹逸的家族世世代代在异国他乡流浪，一家人分居四五个国家和地区，他所感受到的漂泊感自然是格外突出的。

余丹逸的家族背景和人生经历与作者本人很相似，据我了解，陈先生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市，20世纪60年代初赴香港，在香港先后担任记者、编辑和出版社、杂志主编。跟余丹逸一样也是在香港回归前的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余丹逸在移民加拿大之前也是在报刊上发表漫画并经营画廊。所以，小说中的余丹逸确实有着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子，小说采用余丹逸的视角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余丹逸也就成了作者思想观念的代言人。

余丹逸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人物，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人物。他不随波逐流，有着自己的人生和艺术的理想，同时又非常理性务实，所以可以很顺利地在加拿大扎根，开辟新事业，家庭事业都比较顺利，不像小说所描写的其他几组人物都是不幸的结局。因此可以说，在这一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对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的理想和祝福。

余丹逸是成功移民并融入新大陆社会的典型代表，但这并不表示他内心没有因移民所带来的纠结烦恼，这是第一代移民无法避免的原乡与新土两种感情和认同之间的矛盾。小说中多次提及的三文鱼回流就是这种故国情结的象征：

到了威化溪三文鱼繁殖场，只见一条蜿蜒的河流，三文鱼成群结队，不少鱼身已变红，使河水下现出一片红色，甚为壮观。

三文鱼在淡水河产卵后就会死去，小鱼孵出后，在湖中成长，然后一直游出大海，四年后再洄游到河道的出生地产卵，完成繁殖下一代的重任后，三文鱼才结束它精彩壮丽的一生。

余丹逸说三文鱼很像中国人的生于故土，死于故土，眷念故乡，落叶归根的情结。三文鱼还有一个特征也是作者很注重的，三文鱼是淡水咸水都可以适应的鱼类，新移民也应该像三文鱼一样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适应生存。

三

“离散(Diaspora)，其英文原意有二，一是指犹太人于公元前538年被逐出故土后散居各地；二是指犹太人散居的各个地方。当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时，它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古代犹太人是被迫和被动地承受着‘离散’的历史境遇的，在精神上处于因失去家园和文化根基而漂泊无依的状态。‘离散’的当代衍生义，则泛指人们从一个民族国家分散、流布到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族群和文化中的现象，首字母不再需要大写。也就是说，‘离散’的当代衍生义已经不再包含文化主体性意义上的否定内涵，而只是对移民现象的一种客观而抽象的描述。”

《寻找伊甸园》中写道客家人像吉卜赛人一样四处流浪、漂泊无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充满了战乱和革命，导致许多人迁徙国外，这种迁徙与亡国的犹太人一样是痛苦的，国家乱离和个人迁徙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离散具有广大的国族背景。而特别如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这样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移往他乡的国人往往会努力固守着自己的文化。

人的身份认同一般分为政治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华人移民，特别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移民的华人对移居地的政治国家认同一般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会比较顽固地认同原乡，特别是第一代新移民，这种认同上的复杂和多重性，会让新移民有着更多的心理矛盾和痛苦。

哈佛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杜维明指出：“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正在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各地选择成为中国人。”海外华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异国，但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不可能因为移民而即刻消失。移民美国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在《移民与离散》一文中也论及离散者经历“与移民不同的是，心中强烈的依恋抵消了身体与故国的分离”，正是这样强烈的文化情感的力量维系着海外华人的“离散”经验与中国母体文化之根。

《寻找伊甸园》中的余丹逸虽然并不后悔移民加拿大，也是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很成功的移民代表，可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三文鱼意象是余丹逸心中隐秘的伤感和遗憾的象征，这一象征也是这部小说对移民离散悲情的具体展现。余丹逸居住香港三十余年，香港是华洋杂处的殖民地，所以余丹逸及其一家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加拿大没有太大的隔阂，而且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政府向来奉行多元文化政策，所以华人在加拿大没有太强烈的压抑感。在小说中，余丹逸认识的加拿大人几乎都是善良可爱的，尤其是画廊老板Lawrence实在是一个可爱可敬的人物。所以余丹逸们的离散悲情是隐蔽的，在作品中只是以“三文鱼回游”的意象来隐晦地传达出来。

相比同类题材的小说，如于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则不同，于梨华的小说中写出了牟天磊对美国的疏离感：“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于梨华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高，身在异国的华人会感到更多的歧视和屈辱，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亚当因为是同性恋而在养育后代的问题上遭遇困境，需要借伊娃的母体,而伊娃同样需要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在小说的结尾，白人亚当喜欢上了中国女性伊娃。这似乎在性别的意义上超越和颠覆了“离散”故事所天然含有的政治身份与权力关系。然而,正如亚当最终无法与伊娃融为一体，似乎象征着不同国族、不同性别的人们之间，只能隔着厚厚的身份差异遥相致意，而不能真正水乳交融。

但《寻找伊甸园》并没有太多这类的无奈和悲情，小说标题也预示了小说主题在于寻求理想国。既然母邦不适合久居，那么就努力寻求理想中的“桃花源”吧。根据在加拿大居住多年的体会，余丹逸认为加拿大环境优质，自然风光壮丽，社会制度优越，加上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令华人不易感受到种族间的不公平，或许这个“枫叶国”就是地球上的“世外桃源”吧：

千年后的今天，世外桃源显然不在西藏，也不在中原大地，甚至不能在地球的东半球找到，几乎乱真的，也许就是这枫叶国了。

寻找世外桃源，寻找伊甸园，余丹逸最后对枫叶国产生了归属感和皈依感，这也表示作者对新大陆“枫叶国”的价值观的认同。“心所安处是吾家。原来伊甸园早在我心中。”“个人身处何方并不重要，只要祖国在自己心中。”这样的观念是对传统移民小说所描写的离散悲情的超越，也是新移民比较健康的心态，有助于华人新移民像三文鱼一样适应两种文化环境，扎根异域，同时也不忘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