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档案：吕班电影创作巡礼（五）

北京 陈墨

《没有完成的喜剧》（1957）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黑白，8本。编剧：罗泰、吕班；导演：吕班；摄影：张翚；演员：韩兰根、殷秀岑、方化、陈衷等。

影片由三个互不相干的故事组成。一是，大华器材公司经理朱福生无视法规，铺张挥霍，盛气凌人。去外地休养途中，在火车上遗失了钱包，捡钱包者贪财，遭遇乘警，心虚跳车，失足被火车轧死。有关部门在死者身上发现朱经理的工作证，遂通知朱经理的工作单位，单位得到此讯，为朱经理布置了灵堂。朱经理无法忍受疗养院的规则，提前归来，死人复活，吓坏了杨秘书。朱经理作风依旧，挑剔灵堂和悼词，说应该加上“永垂不朽、万古流芳”，并要杨秘书订制高级棺材，可在家具费里报销，由他签字。杨秘书说，已经有了新经理，他无权签字。朱经理大为恼火，说：“我没死！我活着呢！我还很健康地活着！”

二是，胖子和瘦子二人参加联欢会，瘦子小侯喜欢吹牛，说他会跳各种舞，从前在上海演出，场场满座。听者当真，要他们俩现场献艺，胖子大窘，小侯灵机一动，分别扮演小宝贝和小公鸡，稚拙的表演，让全场捧腹。见到体育专科学校的人，小侯又吹牛说他们也擅长体育，胖子怕他再吹牛，灌了他一嘴啤酒。

三是，母亲进城，胖瘦兄弟俩争抢母亲当保姆，见母亲年老体衰，又相互推脱。母亲在两家轮流居住，干粗活，吃劣食，外加儿媳冷脸与白眼，母亲不堪虐待，只好到女儿家去住。报上登出某老太向国家献一古瓶，得奖5000元，兄弟俩都想起，母亲也有一个旧瓶，遂重扮孝子，不约而同地来到妹妹家，再次争夺母亲。其实母亲所带旧瓶并非古董，哥儿俩并不知情，争抢之际，将旧瓶摔破。

影片中三个故事，分别被称作《朱经理之死》《大杂烩》和《古瓶记》，其中前两个名字若改为《生死记》和《吹牛记》，或更有味道，也更合乎实际。在喜剧形态上，三段故事有不同特色，分别是黑色幽默、轻喜剧和讽刺剧。第一段故事采取了多种喜剧手段，滑地板、哈哈镜、夸张、巧合、滑稽表情，还出现了牛科长的花圈，让人联想到《新局长到来之前》。这段喜剧的核心元素，其实是一个大活人出现在自己的灵堂中，还对灵堂布置、悼词写法挑三拣四，呈现典型的黑色喜剧情境。第二段故事很短，也很简单，小侯吹牛说自己会跳舞，其中包括“瓶子舞、罐头舞”；说当年演出，剧场爆满，不仅有坐票、站票，还有“绑票、骑票”，会听的人，一听就知是谎言。让吹牛者表演节目，不过是寻欢作乐，要将吹牛者打回原形。第三段喜剧比较板正，两个儿子自私自利，儿媳刻薄无情，本是苦情戏的标准桥段；只因儿子要扮孝子，言行严重分离，才作为喜剧元素，出现在讽刺剧中。为争古瓶，装作报答慈母恩，如此孝行，当然令人齿冷。

《没有完成的喜剧》的真正重点，是它的元戏剧式创意，亦即采取戏中戏形式，将三个不同的故事，嵌入同一叙事框架中。影片开头，是由两位主演自报家门：“我们找电影，电影找我们，要问名和姓，（韩：）我叫韩兰根，（殷：）我叫殷秀岑。”这两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成名的喜剧演员，以真名实姓出现，形成了纪实性叙事线索。他们进了电影厂，与批评家易浜紫（谐音“一棒子”）相遇，即跨过了虚拟情境的边界。他们之间有一段关于喜剧之花的对话，易浜紫说：“这块园地上又要增添一朵新鲜之花，喜剧之花呀，开吧，开吧，尽情地开吧！”韩说：“就怕我们开不出鲜花来。”殷接：“反而开出一蓬野草来。”易浜紫总结：“讽刺喜剧呀，这可是一条危险、曲折而又难走的道路，还要不怕挨打，那才行。”这场对话，是喜剧电影人的自我解嘲，竟成了喜剧命运的谶语——在审查节目时，易浜紫对三个故事无不挑剔批评。第一个故事，他说是：“恶意的诽谤”，“打击面太宽了”；第二个故事，他说“在政治生活当中竟然会是这样的吗？这种片面的、夸大的表现方法所造成最明显的恶果，就是把生活当中极个别的现象，当成了生活的本质，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当前的生活认识不清。”对第三个故事，他说：“这不是喜剧，绝对不是喜剧。喜剧应该使人发笑，可是我看了之后，反而发怒。这不是喜剧，而是怒剧。”最后是：“总而言之，依我看你们这三个节目都要不得，绝对要不得。”——这些话，正是“反右运动”时对影片的批判台词。

六十年后重看这部电影，人们有各种不满：觉得它主题直露，或内容简单，或格调不高，或思想不深，或喜剧性不足。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只不过，我们不能忽略，在当年，吕班拍讽刺喜剧，是戴着镣铐跳舞。影片中的故事——三段喜剧外加易浜紫的挑剔批评——看似互不相干，且形态不同，却有更深层的相通：影片中人大多有病，共同症结是：心智发育不良。看起来，他们都是成年人，但他们的心智、理性、良知，都没有达到成年合格标准。《生死记》中的朱经理，位高权重，作威作福，其主要性格特征，无非任性，公然批评杨秘书“对我也讲起制度来了！”就是证明。在疗养院里，他既不想锻炼，更不愿节食，终因受不了疗养规则，负气提前离开；在自己的灵堂中，不处理生死误会问题，反而挑剔悼词美恶，如此表现，恰如不可理喻的小顽童。《吹牛记》中的小侯爱吹牛，喜欢逞口舌之快，实质上，是分不清或不愿区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这正是儿童心理的典型特征。其后，瘦子扮作小公鸡，胖子扮作小孩，还穿上印有“小宝贝”的围嘴兜，正是恰如其分。《古瓶记》中两个不孝之子的道德病，说到底也是心智病，完全不懂伦理推理，不明白自己也会老去。最终扮孝装哭，扮小装愣，为争古瓶，耍猴戏，装狗熊，仿蟋蟀，种种儿戏，暴露其儿童心智原形。批评家易浜紫，老气横秋，脱发秃顶，似乎满腹经纶，实际上，不过是装腔作势、模仿教条、任性胡批，这种言行，正符合康德定义的心智不成熟状态：亟须启蒙。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完成的喜剧》确实没有真正完成。作者虽抵达社会文化病的前沿现场，且努力呈现出喜剧艺术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二者毕竟尚未水乳交融。换个角度看，这部喜剧电影匆匆做结，即使未达标，但找到了正确起点，并已在探索途中。只可惜时不他与，“反右运动”开始，吕班成了右派。他的艺术天才没有完成，且——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永不再有完成的机会。

后语

吕班拍摄喜剧，是因为他热爱喜剧，且有喜剧天赋，但也是为了响应当年电影局领导的号召——1954年10月，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提高电影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而斗争》，提出了要拓展题材样式，专门提出了我们没有喜剧、传记片、儿童片的问题。喜剧有多种形式，诸如诙谐、幽默、滑稽，当然还有讽刺，更有后来的《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那样的歌颂性喜剧。吕班独钟讽刺喜剧，不仅是出于对讽刺喜剧的自信，更有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忠诚，要做新时代的啄木鸟：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

不料会遭遇“反右运动”。在当年批判“右派”大会上，有人（姑隐其名）这样批判吕班电影《没有完成的喜剧》：“作者所处理的贯串在三个节目之间的所谓辩论，就像一根锁链一样拴着三条恶狗，张牙舞爪地向着新社会、向着党、向着人民做着疯狂的咆哮和攻击。如果说这个作品有什么主题思想，那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了。”证据是：《朱经理之死》中“有一个姓朱的朱经理，有一个姓杨的杨秘书……这两个姓都是谐音，因演经理的是个胖子，所以姓朱，其实就是‘猪’；因演秘书的是个瘦子，所以姓杨，其实就是‘羊’。在这个机关里头，上级是蠢如猪，下级是可怜而受压迫的羊，这就是右派分子心目中我们机关里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简单地说，这里没有人，只有畜生！”依此类推，“在第二个节目《大杂烩》里头，那个瘦子演员又被叫作小侯了。姓侯原没有什么不好，但这里姓侯却是作为猴子来解释的……吕班的目的是在‘丑化’新社会，因此又是一个‘畜生’！”如此索隐比附，肯定让今天的读者眼界大开，若非文字俱在，或许有人怀疑，这样的言语是出自八千年前人类的原始思维。

在“反右运动”中，吕班低头认罪，在接受批判过程中，写下了多份检讨，揭发和批判自己，也揭发批判喜剧社同仁。正如那些同时罹难的同仁，也同样在自我揭发批判的同时，揭发和批判吕班，这种行为在当年非常普遍，可以说是政治生活所要求。

被打成“右派”的这一年，吕班44岁，正处于人生的鼎盛之年，亦是一个导演艺术家的黄金岁月。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其后19载，即1957—1976年，吕班44岁至63岁，成了他沉痛荒芜的余生。吕班没有自杀，因为孩子都还小：小班7岁、小宁6岁、小飞2岁。他没有死，更重要的原因，是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心，期望等到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成为右派后，吕班被降职降薪，留在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从事过杂工、装卸工、锅炉工等工作，这些活，他少年时都曾干过。最难也不过是，在卸煤的时候，会腰酸背疼，外加气喘咳嗽。到道具车间管库房那一段，一定是吕班当年最惬意的日子，不只是因为这活轻省，更因为在道具车间有许多沉默老友——不少道具都曾在他的影片中出现过，每件道具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值得回忆，甚至对话。例如，在拍摄《六号门》时，他曾自作主张，用摄制组的经费，在天津购买了多套红木家具，送给电影厂做道具。作为道具库管员，他仍“贼心不死”，钻研道具和道具管理的学问，写下了厚厚几大本笔记，想著书立说。

1969年，吕班的日子不好过。不是因为挨斗挨批，这算不了什么，此类事他已习惯，羞辱和伤痛，打不倒曾经沧海的人。难过的是，须与妻子离婚，与孩子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孩子长大了，要各奔前程，有个右派父亲，如同乌云盖顶——只有离婚，妻子才能解脱，孩子们前途才有一线光明。于是，离婚。命途多舛的吕班，再次妻离子散，独自在吉林省东丰县凉水村被管制劳动，天涯一隅，孑然孤身。只不过，温厚而倔强的吕班，把凉水村的日子，过成了另一段生命传奇，据凉水村的乡亲们回忆：“我吕大爷人家那老头厉害，木匠活、铁匠活啥的都会，给大伙儿做”；“我家小孩儿多，有病了他给治”；“专政组找他有啥用？大伙儿不给他说坏话，那老头为人老好了！”（引自小班、小宁：《吕班百年》）

1976年5月，吕班生病，因不愿牵累儿女，只身投奔河北农村的妹妹郝碧玺家疗养。曾入天津和平医院，遭遇唐山大地震。当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吕班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信，表示：“今后我有生之日，此生已非自有，谨以挚诚请求党委，希在我一息尚存之际，即时给我以机会，让我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党中央，来悼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贡献一切。我宁愿在战斗中粉身碎骨，也不愿在病床上了此残生。”（小班、小宁：《吕班百年》）吕班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1976年11月14日22时，吕班突发心梗逝世，结束了他多灾多难亦多姿多彩的63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