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文学理想的展示场域
——略论梁实秋的文学翻译

魏斌宏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特别是由“新文化运动”揭橥而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以哈佛大学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派无疑是非常独特的一支，这一学派的中国传人以梅光迪、吴宓、梁实秋等人为代表，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激进主潮的一种制衡性力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者中，梁实秋既为先锋，亦为殿军，终其一生视“新人文主义”为其毕生的最高理想，无论为人为文，无论是在理论传播还是创作实践，都是以“新人文主义”的认定的“人性”为旨归的。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具有共同的“人性”，如生老病死的无常、爱恨情仇的表达、怜悯恐惧情绪的发泄、日常伦理的维护以及企求身心愉快与幸福的努力等等，都是超越古今，恒定如一，别无二致的，这就是最为普遍的、基本的人性。他说：“纯正的人性，绝不如柏格森所谓‘不断的流动’。人性根本是不变的。”[1]123在他那里，作为一体同构的关系，自然地，“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人性的艺术。”[2]322他相信，只要人性不灭，文学必将永存：“文学的根基是和人性一样的稳固，文学的前途是无限量的。文学永远不躲避人生，永远积极的来面对人生。”[3]393对人性探索的无穷兴趣构成了其对文学满怀理想的动力源。除了批评和创作之外，翻译则构成了梁实秋实践其“人性文学”理想的重要场域。

一

1926年，梁实秋在为新文学把脉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曾明确将“根本的受外国的影响”列为“浪漫的”新文学的三大症候之一，而这其中，他对翻译的批评则尤为激烈：

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最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的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4]39

梁实秋的观察是，新文学的翻译是芜杂而混乱的，是“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师承”的不加选择的“游艺主义”（Dilettantism）。由于“失掉了全体的‘配合’”，莎士比亚与易卜生平起平坐，莫里哀与萧伯纳同鼎而食，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文学的纪律与标准的丧失，一切的地位与价值难以“安配”，最终的结局必然是非常态的“浪漫的混乱”。因此，出于救偏补弊的目的，更为着自身文学理想的实现，翻译构成了其文学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他自己所言：“三十年来也曾不断的在笔墨中讨生涯，但是我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翻译上。”[5]205这也成就了梁实秋译界大家的地位。

如果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翻译小说《执旗的兵》①《执旗的兵》（今通译作《旗手》）为法国小说家窦德（今通译作都德）的短篇小说，写普法战争中一位地位卑微的普通法国老兵奥尔尼在本国军队缴械投降时，誓死捍卫军旗的尊严，最后杀生成仁的故事，宣扬了一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梁实秋的译作发表在1920年12月25日《小说月报》第11卷第12号。算起，梁实秋的翻译活动前后持续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其一生翻译作品众多，除散见于报刊中的诗歌、散文、小说及《莎士比亚全集》外，其他结集出版作品就有如《幸福的伪善者——一篇为倦人读的神话》、《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得》、《结婚集》、《西塞罗文录》、《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吉尔菲先生之情史》、《百兽图》、《沉思录》等数十种。通过翻译，梁实秋的文学理想在另一个场域中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与完成。

对于一个译者而言，“译什么”与“怎么译”是其必须要考虑的两件事情，而作品的选择则是居于首位的，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披沙拣金，考验的是一个翻译者的眼光与学识。曹靖华说：“你懂了外文，拿到外国的文学作品就翻译，盲目的介绍过来，不加选择的翻译，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错的，这样的人绝不会有什么出息。”[6]20作为坚定的古典人文精神的守望者，梁实秋亦是如此，他的翻译活动始终是与其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学理想互为表里的，处处传递着理性的精神、中庸的追求与道德的归宿。因而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极其严格，一再强调必须“译第一流的作品，经过时间淘汰的作品，在文学史有地位的作品。”[7]51也就是具有纯正质地、能够超越时空界限的“顶好的”（古典的）作品，必须符合“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8]143的标准，以葆有文学的“健康”与“尊严”，唯有这样的作品才有永久的价值，也才值得翻译。

在《“艺术就是选择”说》中，他这样强调古典主义中有关文学对象之“选择”的重要性：

宇宙万物是在川流不息的变动，但是在变动之中却有不变动者在。艺术家能够辨察虚实真伪，不为现象界所拘束诱骗。文学家处在森罗万象的宇宙中间，并不因获得一鳞半爪的材料便沾沾自喜，他要沉静的体会那普遍的固定的人性。这样的文学，不是“俯摭即是”的文学，乃是经过长时间磨炼过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家需要的是纯正的有纪律的想象力，超过耳目感官的现象界，以达于歌德所谓的“较高的真实之幻想”(the illusion of a higher reali⁃ty)。亚里士多德之所谓“模仿”，不是模仿现实，而是模仿当然的或然的，亦即是以哲学的眼光在人生中寻求文学的对象。[9]176

这是一番慎思明辨、精挑细拣的功夫。在他看来，艺术的“质”要比“量”重要得多，选择中节制永远比放纵更可贵，“集中的深刻的方向”要远甚于“开扩的解放的道途。”[9]177梁实秋的这种见解不光是针对作家的创作而言，同样的标准当然也适用于翻译作品的选择，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也是承载译者艺术理想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对于具有稳定主张的梁实秋而言，这种一致则更加是自然天成。从其翻译实践来看，无论是《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咆哮山庄》，抑或是《莎士比亚全集》、《沉思录》，对于古典人文精神特别是“人性”艺术的强调都是一贯的，而选择的精神自是渗透其中。

二

1928年10月，梁实秋将译竣的《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先行交由《新月》月刊连载，并在篇末登出这样一则广告：

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风流案，一个尼姑与一个和尚所写的一束情书。古今中外的情书，没有一部比这个更为沉痛、哀艳、凄惨、纯洁、高尚。这里面的美丽玄妙的词句，竟成后世情人们书信中的滥调，其影响之大可知。最可贵的是，这部情书里绝无半点轻狂，译者认为这是一部“超凡入圣”的杰作。[10]

我们知道，梁实秋的“人性”文学理想直接脱胎于白璧德的人生三境界说，将人性视为介于兽性与神性之间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以肉体的满足为目的，它还能以理性的态度去观照世界与人生，强调节制的精神，追求道德的完善，认为这才是为人之根本，当然如果能够向上进一步，达到宗教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拥有真正的高尚的精神生活，则是更为理想的境界。当时，以郁达夫的《沉沦》、章衣萍的《情书一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著作风行一时，不加控制与抉择的情感横溢成一时之尚，“不羁的情感在人人的心里燃烧着，一两个人忍不住写一两首情诗，像星火燎原一般，顷刻间人人都在写情诗。”[4]42因此，这种针对性是相当明显的，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正是希图为“人性”文学提供一个范本，以遏制现代文学轻薄、庸俗、滥情的倾向。

梁实秋指出，同样名为情书，可读了《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之后，却并不让人感觉仅仅是满足于两性之间情感的宣泄，而是“沉痛、哀艳、凄惨、纯洁、高尚”。也就是他常援引的具有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排泄涤净”（katharsis）的功能，即“使人愉快，但其愉快必有伦理的制裁。”[11]89他从两方面来说明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

二人初遇时，哀绿绮思年方十九，正是豆蔻年华，而阿伯拉已是三十七岁，相差十八岁。但是年龄不能限制爱情的发生。师生相恋，不是一般人所能容忍的。但是相恋出于真情，名分不足以成为障碍。男女相悦，私下里生了一个儿子，与礼法是绝对的不合，但是并不违反人性，人情所不免。八百多年前的风流案，至今为人所艳称，两人合葬的墓地，至今为人所凭吊。主要的原故就是他们的情书真挚动人。[12]508

这是人性的方面，所谓人非太上，孰能忘情，梁氏对于常态的情感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并非一味抹煞，“真挚动人”本是“人性文学”的应有之义。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怎样为不羁的情感套上理性的笼头，而不任其奔腾恣肆、旁逸斜出、一泄无余，俾使行之于正轨，这是他欣赏《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另一个方面：

阿伯拉要求哀绿绮思不要再爱他，要她全心全意的去爱上帝，要她截断爱根，不再回忆过去的人间的欢乐，作一个真的基督徒的忏悔的榜样，——这才是超凡入圣，由人的境界升人宗教的境界。他们两个相互勉励，完成了他们的至高纯洁的志愿，然而在过程中也是十分凄惨的人间悲剧！[12]510

综合两个方面，梁实秋对于《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透视”是：“（这部情书）里面情致虽然缠绵，文辞却极雅驯，并且用意不在勾引挑动，而在情感的集中，纯洁而沉痛，由肉的爱进而为灵的爱，真可谓超凡入圣，境界高超极了。”[13]382无疑，这种具有高超境界的作品是符合其第一流的翻译标准的。

同样，在另外一些翻译作品中，梁实秋总是会写一些或长或短的序言或后记，交代翻译的初衷，指陈作品的优缺点，而其所谓以“人性”的标准进行抉择则是一以贯之，借翻译之酒杯浇“人生”之块垒的意图相当明显。

在1930年翻译的瑞典作家斯特林堡针对易卜生的女权思想而写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这本书描写的是普天下人(您也在内)的最惊心动魄的悲欢的情绪，最不能避免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我敢相信我们早晚总能在这本书里寻得一些同情，或反感，哀矜，或愤慨，悔恨，或失望。这本书您若是在白昼看，能使您一天脸上没有笑容，若是在夜晚看，能使您半夜睡不着，因为这本书能在我们的止水一般的心里激起波澜，能使我们皱着眉头思索。”；“他对人性的了解虽然深刻但不博广，然而他的艺术是惊人的简练动人”；“我们要打破浪漫的迷梦，节制过度的情感，顺从着自然，看清了事实，稳健的谨慎的在人生上面航驶罢!……你若是不知道这一条路是怎样的荆棘，这一面海是怎样的汹涌，读过这本《结婚集》大概也就可以知道一二了罢?”[14]268-272

《织工马南传》和《吉尔菲先生之情史》则是译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三大小说家之一①另两位为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梁译作“乔治·哀利奥特”）的作品，梁实秋曾自谓对哀利奥特的作品“有些偏爱”，[15]290但这不是选择的主要原因，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哀利奥特的小说内容是人性的描写。她不仅叙说故事，她是藉了一个故事做骨干而从各方面来分析人的心理，人的情感。她真能钻到小说里去，钻到小说里的人的心里去。”[16]281特别是对于《织工马南传》这部杂糅现实精神与魔幻特色，富有传奇色彩的因果报应故事，梁实秋的评价是：“故事中人物有富家子弟、有勤苦劳工，但是小说的重点不在描写阶级的对立，而是在人性的发挥。小说的中心课题是：金钱重要，但不是顶重要，爱比金钱更重要。一百二十多年前的英国小说，五十多年前的旧译，如今再出现于读者之前，仍然不失其意义，因为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17]472阶级性是梁实秋文学理想中很难跨过的一道坎，他始终认为阶级性是可以为人性所框囿的，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是超阶级的，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行诸久远，往往不在阶级性，而在人性。

三

毫无疑问，在梁实秋的所有译著中，分量最重、最为人称道还是要数《莎士比亚全集》，这部承载了其全部文学理想并耗费了其最多心血的皇皇巨著，是他穷近40年（1931～1967）的时光断断续续独力完成的。在颠沛流离中，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最终得竣全功，其持之以恒的毅力与决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理想主义者的最佳写照。正如余光中1967年在台北举行的“梁实秋教授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庆祝会”上所言：“这不但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因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竞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除去译述莎翁所需的修养与学识而外，仅仅这种超绝常人的毅力，这种有始有终的精神．已经值得文学界的敬佩，进而盛大庆祝了。”[18]432

毫无疑问，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的艺术巨匠，也是世界文坛上山斗级的大师，其众多的作品构成了一座璀璨、博大而深邃的艺术宝库，其对世界与人性的洞察深刻至极，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正如他自己在十四行诗中所说：“石碑或金碧辉煌的帝王纪念碑，不会比这有力的诗篇寿命更长；你在这诗篇里发射出来的光辉，将比多年积尘不扫的石碑更亮。……你的光荣的名声，将永久存在于一切后人的眼里，他们直到世界末日绵延无穷”；[19]87本·琼生谓其作品“超凡入圣”、“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20]11-13歌德称“不容易找到一个跟他一样感受着世界的人，不容易找到一个说出他内心的感觉、并且比他更高度地引导读者意识到世界的人”；[21]298丹纳则认为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心灵创造者，最深刻的人类观察者”[22]364等等，自从莎翁作品诞生之日起，虽批评之声间或有之，但盛赞之词更是比比皆是。或许约翰孙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所写的一段序言更加鞭辟入里：

惟有普遍人性之适当的表现才能使大众得到快乐，并且长久的快乐。特殊的情形只有少数人知道，所以只有少数人能够判断其表现是否逼真。幻想的创造之离奇的穿插也许能予人以暂时的快乐，因为一般人没有不好奇的，但是奇异的快乐不久就要消失，人心只能安稳的停留在固定的真理上面。莎士比亚是一个表现人生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胜过了一切作家，至少胜过了一切近代作家。他忠实的把生活反映出来给读者看。他所描写的人物，不沾染某一地点的特殊风俗而为其他各处人所未经验者；也不带少数人能懂的某一种特殊职业或学术的意味；也不受偶然的时髦或暂时的风尚之影响。他所描写的人物，是普遍人性之真实的产物，这种产物是世界永远产生的，我们永远能观察到的。他所描写的人物，其言语动作均受一些普遍的情感与原则之支配，此种情感与原则能激动一切人的心，能激动全生活的进行。别的诗人的作品里，其人物往往是个性特著的单人，在莎士比亚里，往往是类型。[23]659-660

梁实秋曾认为约翰孙的这篇评论是过去众多莎评中“最有价值的一篇”，“说破了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的秘密”。莎士比亚的人物是“普遍人性之真实的产物”，这应该就是深契梁氏内心并为之锲而不舍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莎士比亚的全部37部戏剧作品，并非篇篇精品，部部珠玑，“平心而论，莎士比亚作品中颇不乏浅薄幼稚之处”，[24]538但是如果从梁实秋所服膺的约翰孙博士关于文学批评应该“择其普遍者，而遗其琐细特别者”[25]40的提示来看，无疑莎士比亚的作品从总体上却为梁实秋提供了最为集中的人性展示场，彰显了人性文学的永恒价值。在梁实秋看来，莎剧之所以会成为本·琼生所谓的“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就在于他的主要作品都是与人生密切联系，抒写人的基本情感，洞彻人生真谛的杰作。无论是《哈姆莱特》中的复仇故事，还是《马克白》中的罪恶描写，抑或是《奥赛罗》中的猜嫉、《李尔王》中愤怒，《威尼斯商人》中的机智与悲哀，无一例外的都是人类的基本情感。莎士比亚的伟大与聪明之处在于：“他不宣传什么，他不参加派别，他不涉及宗教纷争，他不计较劝善惩恶的效果，戏就是戏。戏只是戏。可是这样的态度正好成就了他的伟大，他把全副精神用在人性描写上面。”[26]64也唯如此，人性才能超越一时一地而具有普遍性与永久性，文学也因此而能超越时空流诸久远。

在《莎士比亚的思想》一文中，梁实秋在对其剧作进行分析后指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与其人生观密切相关的，这是其人文思想的基础，荦荦大端者有三：第一，他对“人”的尊严看得很重，重视人的地位，把人当人看；第二，他持有积极的人生观，不尚空谈，主张脚踏实地过实际的生活；第三，他主张中庸之道，不喜极端，始终走在实际可行的、稳健的中间路线上。[27]664-665不管他的这种分析是否得当，至少在梁氏的理解上莎士比亚的思想与其人性文学的理想是完全相符的，他一再强调“人性(nature)一名词的涵意也不外就是人的理性与情感的总和”；[25]39“纯正的古典观察点，是要在二者之间体会得一个中庸之道。”[28]135

事实上，莎士比亚的作品及其蕴含的思想并非那么单纯并完全合于古典，在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等许多作品中洋溢着对于个性解放的张扬，不羁情感的宣泄，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有意思的是，在莎士比亚那里，梁实秋超越了所有的浪漫与古典的无谓论争，将古典与浪漫融为一体，侧重从情理和谐的中庸观念出发来传达莎剧人性之永恒魅力：

莎士比亚的性格是富于想像的，但是他的想像的成分是可注意的。他的想像是伦理的(ethical)，是集中的，是向人心的深处想；不是浪漫的，不是放肆的。不是向狂诞处想。他对于“人”特别的感觉兴趣。他对于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了解；他对于各方面的生活都感觉兴趣．于是运用他的想像力去求体验。他的作品便是此种了解与体验的实录。[29]593

不管怎样，梁实秋始终是把莎士比亚看作是最具人文气息，符合其“顶好文学”也就是“人性文学”的理想的典范来看待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开始是洋溢着人性的呼声，结尾仍是洋溢着人性的呼声，时空不害，万古常新。”[30]128“我钦慕他的经验宏富，洞彻人生，而且文字丰赡，常有妙语。”[31]429无疑，这构成了梁实秋坚持数十年甘坐冷板凳翻译莎士比亚的最大动力，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传述了自身的文学理想。

此外，梁实秋还翻译了一些西方经典随笔作品，如《西塞罗文录》、《沉思录》等，如果说翻译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是其古典人文理想的感性呈现的话，那么这些随笔作品的翻译则更多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理性思索，其中罗马皇帝奥勒留的《沉思录》最具代表性，梁实秋曾谓“对于此书夙有偏好”，“平生翻译以此书最为吃力，亦以此书为受益最多”，并将将该书列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八本书之一，称其是“人间瑰宝。”[32]705梁氏之所以如此看重这部书，关键在于所揭示的为人处世律己待人之道。作为一身而兼皇帝与斯托亚学派的苦修哲学家，奥勒留所提示人们的是：

不合于人的身份的事物，不可称之为人的；那些事物不是人所需要的，人性不包括那些在内；那些事物对于人性之完成亦无助益。所以，人生之目标不可放在那些事物上面，帮着达成人生目标的方法（即所谓善）亦不可寄托在那上面。并且，如果任何这些事物是属于人的，他便不该蔑视而加以峻拒；如果他表示他不需要这些，此人便是不值得赞美的；如果这些事物是好的而他尚未具备，那么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不过，就事实而论，一个人越能摒弃或被剥夺这些以及类似这些事物时无所怨尤，他便越是一个好人。[33]68-69

也就是说，奥勒留所更为关注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向度，即灵魂的向度。只有灵魂上的超越才意味着人性的真正完成，外在的非人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而属人的东西的合理利用则是有助于人性的完成。他相信，“生活本身是变动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价值则应当从一个不容变动的永恒秩序中去寻找。这种秩序不是在我们的感官世界中，而是只有靠着我们的判断力才能把握它。在人那里，判断力是主要的力量，是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因为只有在判断力上，人才是整个地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力乃是自由、自主、自足的。”[34]12

这些观念在东西方的人文智慧中都似曾相识并可资参证，无论是儒家人文理想的“克己复礼”，还是白璧德希图向个体施加一种纪律，通过“内在控制”（inner check）实现人性的复归，均是如此，梁实秋的迷恋与选择当然与此有关：“斯托亚派的这部杰作坦示了一个修行人的内心了悟，有些地方不但可与佛说参证，也可以和我国传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克己复礼’之说相印证。”[35]207

质言之，在梁实秋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作为其文学理想展示的另一个场域，翻译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不为名不为利，甘于清贫寂寞，选择那些他认为具有永久美誉而合于人性的著作，努力实践着他关于古典人文理想的坚守，而他的身体力行本身，也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文学理想主义者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