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运动的第一部专著
——龚书炽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

赵 鲲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目前关于古文运动的研究著作，已经非常丰富。但“古文运动”是由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逐渐构建出来的一个学术主题。胡适于1923年最早提出“古文运动”概念，[1]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许多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但这些都不是关于古文运动的专著。经过文献考索，笔者发现：关于古文运动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龚书炽于1945年出版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2]龚书炽，福建泉州人，16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某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教。也曾被派往缅甸仰光华侨中学任教，并兼任南洋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7月，由重庆赴台湾任“台湾省推进国语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幸在搭乘轮船途中于长江落水身亡，年仅36岁。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即《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一书。这本书，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①杜晓勤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了，比如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就是这样一部论述简略而周全的专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1115页）。但是，王锡昌此文其实是他1935年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学位论文，并未发表，所以并不是研究古文运动的最早的“专著”。

《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写成于1943年。此时，关于古文运动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龚书炽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但同时也有些自己的新见，且论述颇条贯而简明，见解、考证俱佳。可是这本古文运动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长期被学界忽视（中国知网没有一篇研究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的文章），故本文特对其加以评介，以期引起关注。

全书共七章。第一章“唐代文章之变革”，总论唐代文章的变化大势；第二章“韩愈”；第三章“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之先驱者”（包括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第四章“韩愈同辈之古文家”（柳宗元、李观、樊宗师）；第五章“韩派古文家”（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第六章“论唐代古文运动”。作者是以先总论，再分论，再总论的思路结撰著作的。以下就《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一书中主要且富有特色的观点加以述评，以呈现其学术价值。

一、关于“古文运动”的原因和性质

梁肃曾有唐代“文章三变”之说。其一，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其二，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其三，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等辈的复古之风。龚书炽以后来者的眼光把唐代文章变革分为六次：其一，陈子昂以风雅革骈文之浮靡；其二，富嘉谟、吴少微以经典为本的的“富吴体”（一作“吴富体”）；其三，开光②开光，指唐高宗李治年号开耀（681～682），和唐睿宗李旦年号光宅（684）。时，张说、苏颋黜斥骈文之浮靡；其四，天宝已还，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解骈体为散文；其五，大历贞元以后，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的古文运动；其六，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的三十六体。龚书炽所谓唐代文章的六变，是对梁肃三变说的扩大和补充。这样，便把中唐古文运动放在唐代文章的总体演变背景中。其中，“富吴体”，古人有此一说，而在现代的文学史中，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及。富吴体，也是唐代韩、柳复古运动之前的一个前奏。龚书炽对韩、柳等人的古文运动的发生时间有精确的界定，他认为“此以文学运动自发生至衰落之时期，约自玄宗天宝初（公元七四二年），至敬宗宝历末（公元八二六年），八十四年。”[2]8

此一时段，大约是从萧颖士登上文坛，至韩愈去世为止。这是“正式”的“古文运动”时期。

梁肃所谓“文章三变”说，并未揭示“三变”的原因。龚书炽则对唐代文章六变的原因，加以总结：

一、唐代文化，融合南北朝特点，外受西域、印度之影响，气象规模均宏伟，朝野文人涵泳于其中，多豪情，不矜绮靡，骈文文质靡弱，宜时见改革。二、唐代自开国至开元末，盛况逾于前期。迨天宝安史叛乱，社会糜烂，文人思想为时代所影响，乃变闲逸为悲悯，不为浮靡文章。至至德大历以后，藩镇继乱，复古文人追慕前朝盛况，咸拟求治，以安生活，载道之文，因之兴起。三、大历贞元以后，佛家语录，与民间传奇，蓬勃并兴。此二种文体均为散文，叙事记言，驰骋自由，足资取法。复古文人方锐意排斥佛老，恢复儒道，言必足意。骈文因受对偶与声韵之拘束，难于表达文意，故须受改革，而古文因之兴起。[2]10

此三点原因，前两点从唐代社会文化气象、时代心理等大的层面，解释古文由渐兴，到兴盛的原因。第三点，从骈文拘束文意这一文学“内部原因”着眼解释古文之兴起。古文运动的发生，既有文学自身发展内在趋势的原因，也有它所依赖的社会、文化的背景，这是最合理的阐释视域。

以上说法，可以说是对古文运动发生背景的一个较为笼统的解释。在第六章“论唐代古文运动”中，龚书炽对古文运动的发生原因做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将其总结为三点：其一，唐代史官反浮靡、复古文学观的影响；其二，取士文章发生文弊；其三，南北文派之争。

第一，龚书炽注意到唐初令狐德棻、李百药、姚思廉、魏征、李延寿等修史大臣，都反对齐梁浮靡文风，视其为亡国之音，“以儒家统称文化与文学为文或人文之经史论文，这与齐梁骈文家‘遗理存异，寻虚逐微’之文学观迥异。所论文学，乃谓其为表现政治，风俗，人伦意义，与通古今而述美恶之工具”，“其理论皆出于儒书。”[2]88他还将李华、梁肃、柳冕以为文章当本于教化的言论，与唐初史家对比，以见其相似。也就是说，唐代反对齐梁骈文浮靡文风的思潮，在初唐的史家身上，格外强烈，对其后的古文运动有深刻影响。初唐的有些史家，业已洗汰骈文之习，而常用散文，如姚察、姚思廉父子。龚书炽引赵翼评姚察父子话的话曰：“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赵翼明确认为“古文自姚察始”。总之，龚书炽认为“古文家反对骈文之文学观，亦为史官之文学观。”[2]91

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古文运动不仅与哲学文化有深刻关系，它与中国史学传统也有密切关联。前人较少注意此点。赵翼也只是就古文的起始，把古文与史学联系，而未能从大的层面上对史学思想与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加以阐释。后来，很多论述古文运动者，都会述及唐初史家的文学观对古文运动的影响。罗立刚《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一书，更是把“史统”作为唐宋时期文学观的三大支柱之一。即是说，倘若没有史统和道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古文运动可能都不会发生。

第二，唐代古文家反对浮靡骈文，最直切的动力，是针对当时取士制度的文弊。龚书炽说：“唐代取士文章自唐初起，即尚骈俪。骈文流弊为浮靡无实。士大夫反对骈文者，多因反对取士文章用浮靡无实之骈文。”[2]91-92肃宗时，杨绾、贾至皆极力批评取士制度之弊。贾至认为安史之乱，即因取士制度败坏。具体说，则谓进士、明经两科之人，不通道理，不本儒意，士行浇薄。鉴于科举取士对国家治乱、教化的严重影响，革黜浮靡文风的呼声便愈来愈高。

第三，南北文派之争。龚书炽说：“唐代政局得自北周，尚系北方势力统治南方，内北朝政局之延长。其执政人物，终唐之世，除曲江张九龄少数人外，如西眷裴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苏氏，均为北方大族。”[2]95古文家李华、元结、梁肃、韩愈、柳冕、柳宗元皆是北方人。他们所代表的是北方的文学观念。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之争，及相互影响，在南北朝时就已开端。龚书炽说：

中国自周秦至西汉初正统文学乃北土六经百氏之文，以诗经为主，而非崛起于南方之屈宋辞赋，周秦两汉魏晋之文学活动中心地，亦均在长江以北之秦鲁豫。至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以后，东晋，宋，齐，梁，陈之文学活动中心地移至江左。江南秀丽之山水，与儿女柔情，均为文学新题材，所为文，多尚浮丽，不载儒道，与北人辞章风尚迥异。[2]100

如此言之，则南北文风的差异、对峙，实渊源深久。不过，唐朝的文风，其实已大受南方绮靡文风的影响，乃是南北文风融合的产物。正因糅合了北方之雄健与南方之精丽，才形成了唐代文风的高华。所谓北方的文学观对南方文学观的摈斥，主要是持正统文学观者的意思。晚唐李商隐是河南人，温庭筠为山西人，段成式系山东人，皆是北方人，而其文学观与文风，则是缘情绮靡的。故所谓北方文学观、南方文学观，未必皆与地域符合。南、北方文学观，不是绝对的概念。另，安史乱后，士族阶层的势力衰落，北方士族文化对文学观的影响，逐渐减弱。李商隐并无门第背景，温庭筠虽为唐初宰相温彦博（574～637）后裔，但至庭筠时，家世早已衰微，他们的文学观与北方士族文化并无多大瓜葛。罗根泽把古文运动的实质解释成北方文学观打倒南方文学观的运动，未免以偏概全。①关于唐代古文运动，罗根泽有一个主要的观点，即他认为“古文运动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然而，他并没有对此观点给出很充分的论证。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初版于1934年，仅至六朝而止。后来，罗氏又将其加以增改，于1943至1945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即《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至五代而止，故《隋唐文学批评史》当初版于1943～1945年间。龚书炽把南北文派之争，视为古文运动的原因之一，则是较为合理的见解。

现代以来的古文运动阐释，有一个大的进步，就是对古文运动原因的探究。古人多只描述其现象，而不说明其原因。龚书炽在《自序》中说：“唐以后文人对唐代古文之评论，或仅言文体，或评作法，多未能兼释唐代古文运动发生之原因。”[2]1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古人的“文学史”意识不足；二则因古人身在古文传统中，故多留意于文体、作法之类的切身问题，而现代人身在古文之外，故能跳脱出来，以更纵深的历史眼光观察古文运动。

在对古文运动的发生原因做了解释之后，龚书炽便对古文运动的性质加以判定，他认为古文运动是“一系统之文学运动”。“系统”一词下得好。其所谓“系统”，意思是“古文家出世求学，皆有师友往还，自萧李起，至皮陆止，实为一系统之文人，均欲复儒道，反骈文者也。贞元元和与元和长庆间，尚有其它反骈文，作散文之文人，如权德舆，元稹、白居易，李德裕均是。惟派别不同，不属于此以系统，故不以古文家见称。”[2]103故龚书炽所谓古文家的系统，一是指其相互为师友（或者是私淑、受知遇、亲属），递相传授、影响；二是他们都尊儒道，作散体文。龚书炽所谓“系统”，类似于西方所谓“谱系”。构成谱系的两大要点是：一，人物群体构成一个关系网；二，人物群体有共同、共通的理念。而我们所谓“运动”，就必须首先是一个谱系。

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个古文家的系统，除古文家社会关系的关联之外，龚书炽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即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宗派传授，师徒相沿作风的影响。龚书炽说韩愈必受到这种影响，“故欲聚门徒传儒道，以与佛教对抗，而重建儒道系统”，[2]106即韩愈的统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对立面——佛教的启示。陈寅恪也认为韩愈的道统意识，乃受到禅宗“教外别传”说的影响所致，但那是他1954年发表的《论韩愈》[3]一文中的观点。

二、关于韩愈

《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第二章“韩愈”专论韩愈。其内容涉及韩愈籍贯考证、韩愈的师友关系、韩愈排斥佛老的背景、韩愈尊儒道的学说、韩愈的古文思想、韩愈行事的前后矛盾等方面。总体上，龚书炽对韩愈的态度相当客观，既无尊韩，也无贬韩的意思。他举韩愈《上宰相第二书》中为求官，竟以盗贼，管库自比，“此如系北宋以后之理学家，虽处境与韩愈相同，也必不为。”[2]33又举韩愈至潮州《谢上表》忧惧自怜之辞，“又非似上表谏迎佛骨时之奋不顾身，凡此均为其二重人格之表现。”[2]35以“二重人格”解释韩愈的自我矛盾，而没有对其弱点加以攻击，下笔颇有分寸。

韩愈的低首乞怜，急于仕进，常为人所诟病。但龚书炽除把尊儒道、救世弊作为古文家的思想外，他把求爵禄名位的观念也作为古文家的思想。汲汲于爵禄名位，不仅韩愈如此，杜甫亦然，李白《上韩荆州书》对韩朝宗不也有肉麻的吹捧吗？这是唐代士人的普遍作为，尤其是没有世家大族背景的文人，非爵禄名位则难以立身处世。据《新唐书·食货志》可知唐代士人“有爵位者，可免租役。如不能致仕求禄者，一生常穷困潦倒。”[2]110即唐代仍是一贵族颇占势力的社会，多数有才之士，非汲汲于爵禄则无以进入仕途。所以，龚书炽说：“古文家思想为儒家入世思想，均重视现实，欲匡时济世，退休乃其失意时不得已之举，热中于爵禄名位与求知遇，为彼等正常之观念。”[2]112这种同情的理解，来自于对历史的更真切了解。不仅如此，龚书炽还进一步认为“惟古文家有此观念，又难置身于当时浇薄士风之外，遂不能穷性命之学，以修身养性。且受佛老影响，又未深刻，故亦不能产生若宋代如是成熟之理学。”[2]112这便为唐代士人哲学思想的浅薄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原因。

三、关于古文与传奇之间的关系

前文讲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提出唐传奇与古文之间的关系，是颇有眼光的。但两者到底是怎样的具体关系，郑振铎并没有给出细致的分析。而他说传奇文的成就实远在韩、柳散文之上，更是过于主观。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在第六章“论唐代古文运动”第七节专论韩柳古文与传奇的关系，曰“韩柳之碑文传记受传奇所影响”。

在郑振铎之后，龚书炽之前，陈寅恪曾发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论韩愈古文与唐传奇的关系，故在此先介绍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

《韩愈与唐代小说》原稿系陈寅恪以中文撰作，由魏楷（J·R·Ware）博士译成英文，发表于1936年4月出版的《哈佛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47年，程千帆（1913～2000）以魏楷的翻译谬误较多，将《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文版重译成中文，并经金克木（1912～2000）校订。后收入程千帆《闲堂文薮》[4]第七卷。陈寅恪此文从张籍、裴度对韩愈所为《毛颖传》等文章“驳杂无实、“以文为戏”的批评说起，指出若按文体、作意、本事，及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观念来衡量，当时人对韩愈“尚怪”的批评是自然的。但是，“顾就文学技巧观点论之，则《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邻以小说家之无实，而肆意讥弹也。”[4]38接着，陈寅恪说：

贞元 （785～805）、元和 （806～820） 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及《毛颖传》皆起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留意此乎？[3]38

不知陈寅恪此观点是否受到郑振铎启发。但陈寅恪此文并未用“传奇”一词，而曰“唐代小说”。“唐代小说”一词，概念并不准确，因为唐人并无这种说法，而“传奇”一词，在唐代已经出现——虽然并不普遍，但至少在宋代，以“传奇”称唐代短篇小说已很普泛。另，陈寅恪虽并未像郑振铎那样把传奇的地位置于古文之上，而主要是指出传奇与古文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他此文只是就韩愈古文与唐传奇的关系而论，没有举出唐代其它大量的古文与传奇作品相互影响的例证，且即使是韩愈所谓以古文为小说（其实是“以小说为古文”），所谓“《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的结论，陈寅恪也没有给出文本分析。

龚书炽则对唐代古文与传奇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①程千帆1947年翻译了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且并未发表，故龚书炽或未受陈寅恪影响，但也不排除龚书炽读过魏楷翻译的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上的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的可能。他说：

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见《新唐书·韩愈传》）当时之传奇如古文，亦为士人致力所写之一种古体散文。传奇之所以用散文者，必因其易于发挥史才、议论、而无骈文有用典、对仗，声韵之拘束。[2]120

又云：

古文，传奇与佛教语录并兴于中唐，均为散体文。当时之散体文作家甚多。出古文家韩柳诸人以外，如传奇家之元稹，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李朝威许尧佐均是。[2]120

胡适把古文和佛教语录分别视为古文学和白话文学，而在龚书炽看来，古文、佛家语录、传奇，同属于散体文兴起这一趋势。

龚书炽又分析传奇的特点道：

传奇与古文之碑文传记，不同处为每篇字数较多，描写较细，辞藻较丽。与史传不同处，为叙事不须如史传之真实，文中可多用对话，每篇文中有史传所无之完整故事与结构。此种文章之作法，韩柳不能见之于经史也。……韩柳之碑文传记成体以后，实有效仿传奇之迹。[2]120-121

这里明确指出：韩、柳古文受传奇影响的主要是碑文和传记两种文类。且韩柳碑文与传记是受传奇影响，而非传奇受韩柳古文影响，因为戴君孚的《广异记》、沈既济（约750～800）的《枕中记》皆早于韩柳，李公佐、元稹、白行简（776～826）也均与韩、柳同时。

龚书炽以许尧佐（约806年前后在世）的《柳氏传》为例，分析了传奇具备故事（可见史才）、诗歌（可见诗笔）与议论的体式，并说：“如篇末有议论，两者若以结构与体式不同而论，史篇似长篇小说之缩小，传奇则近于短篇小说。传奇文又有诗歌，似佛经有唱赞，叙事虚幻则出于六朝志怪小说，与佛经故事。”[2]122在传奇中同时看出其与史传、诗歌、佛经、六朝志怪的姻缘关系，这样，便把中唐各种文体的关系“盘活”了，使人明白——文体的演变并非孤立的事。

韩愈、柳宗元不仅所写碑文传记明显受传奇影响，且都发表过不菲薄当时传奇的言论，如柳宗元《读韩退之〈毛颖传〉》就为韩愈遭人讥笑的《毛颖传》辩护。所以，由以上例证可见，韩、柳的碑文、传记，的确得力于当时传奇的影响。

要之，龚书炽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论述全面，见解深正，后来有关唐代古文运动的著作的格局和见解，大体不出龚书炽此书的范围。